（周良材）

在1989年发表的拙著《百年沪剧话沧桑》中，曾经提到，由于滩簧艺人长期浪迹江湖，受帮会流氓影响，因而从队伍素质、表演风格一直到生活情趣，至今尚留有致命的弱点：“尚浮滑而欠质朴，喜花俏而少厚实；靠花样翻新而缺基本功力，求少劳多获而鲜坚韧不拔”。[注1]此文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10多年来，上述论点一再被各方引用。1999年出版的《上海沪剧志》更干脆整段被抄袭到该志的“概述”中去。

如此整段被抄去而不注明出处，可能已经违反了国家的《著作权法》，我暂不去深究，但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一论断如今几成同行们的共识，且已广为传播。

那末，滩簧艺人的这一弱点究竟怎么会形成的？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究竟在哪里？当时因为限于篇幅，更主要的是该文的主旨和重点不在于此，因而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去深入挖掘和充分展开。为了使滩簧戏剧种能及早摆脱因袭重负、促使其健康发展，故趁这次“长江三角洲滩簧学术研讨会”之机，再进一步搜集若干论据，加上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整理成此文，参与讨论，以期起到“引起疗救者注意”（鲁迅语）和“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一、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在发议论以前，先引几条清代地方志的有关资料：“雍正以来，忽兴压宝，旁列茶肆，延江湖男女唱淫词，谓之唱滩簧；甚至搭台于附近僻处，演唱男女私情之事，谓之花鼓戏，群小蚁集，盗贼窜匿……”[注2]、“害民之事曰花鼓戏曰博场……花鼓戏为祸尤烈”[注3]、“永禁滩簧，点做淫戏……并士民聚赌，匪类窝娼。”[注4]这里篇幅有限，不再多引。但是，细心的读者一定在这三条引文中已经看出，在清代下层社会中，滩簧（花鼓戏）与赌博、戏场与赌场总是连在一起，犹如一根线系着两个蚂蚱，难解难分，谁也离不开谁。甚至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也有如下描绘：“未庄赛神，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又照例有许多赌摊”，两个“照例”也同样说明了它们两者的关系。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更可以想象：既有赌场，必有“敛头”、赌棍、“白蚂蚁”；既有戏场，必有“抱台脚”、“跑轴头”和“打双台”……此类游民经常聚集一起，活跃在广袤农村，四出流动。因而被当时主流社会、地主缙绅视作“群小蚁集”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并进一步提出“永禁滩簧”是势所必然的。

可是，这些封建老爷们何曾自责过：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游民阶层、如此多的不稳定因素，正是由于他们长期的剥削、腐败、怯弱、媚洋的结果，是他们自己造的孽、自己惹的祸。

众所周知，清代封建王朝自乾（隆）嘉（庆）以降，国事日非，政局动荡，及至宣宗道光执政，更是日薄西山，朝不保夕。1840年一场鸦片战争，竟使维持数千年的封建制度毁于一旦，拱手送给了入侵的帝国主义，特别通过《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进行“五口通商”之后，促使一直以耕织为主的中国自然经济彻底崩溃，把封建主义社会蜕变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本来压在广大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顷时变成三座大山。这里且看下列一组权威数据：

据清光绪十六（1890）年的一份海关统计：千百年来，农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自产大米、土布、菜（豆）油，一下子给蜂拥而来的洋米、洋布、洋油冲击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洋人每年从安南、暹罗、小吕宋运来的洋米达数百万担，且价格低廉；原来300斤一包棉纱、土纱售价为87两纹银，而洋纱只需57两；其中洋油更便宜。中国的菜（豆）油每斤售价为120文铜钱，而洋油只需65文，几乎是国产油的一半……。[注5]

此类洋货磕撞传统市场的惨重情势，在滩簧戏中都有印证。如《卖妹成亲》王家纱庄老板硬压主人公杨桂林纱价时就说：“纱 哉。前两天三十，狄两天廿六。因为洋庄勿收佬 下来格”。还有在《张凤山卖布送人情》、《借海青》中也有类似情节。试想，在这残酷的经济压力下，农村焉得不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人民焉得不失业？他们只得“大难临头各自飞”，纷纷另谋生计，自找出路。一部分平时能说善唱的业余歌手势必选择唱滩簧为最佳职业，甘愿过着“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跑江湖生涯。如今有文字记载的首批本滩艺人就有花鼓阿六、麻皮雪春、赤鼻头掌生、松江王先生、水果景唐等等。另外在光绪年间进入上海的宁波滩簧则有拾来师父、大钉子、小钉子、红脚梗、长脚阿春；无锡滩簧先辈中也有竹匠金斋、烂蟠桃全金、袁老二、徐阿八……等等。

从这些千奇百怪的艺名（实际上是绰号）中不难看出，这支队伍成分何等复杂，地位何等卑贱，文化何等低下！但是，有一点必需充分肯定，他们终究以唱滩簧为职业，自食其力，没有堕落成为偷、抢、拐、骗的土匪、盗贼、流氓去危害社会。然而，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也常常会开玩笑。请别以为在帝国主义入侵、自然经济的崩溃之后，中国人都得进入地狱，都得受苦受难。不！恰恰相反，另有一帮游民不但没有“倒霉”，反而在这畸形的社会里大红大紫，成为社会上有钱有势的“大亨”、“闻人”。这就是甘为帝国主义当走狗、为反动统治阶级当打手的特殊群体——帮会流氓。

五口通商后不久，租界形成。就上海而言，即有“三界四方”的多轨异质社会产生：当时在这仅有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有英美法租界和中国四方面政府管辖，他们都按本国的制度，成立了不同模式的立法机构、行政机关及武装力量。

英美法帝国主义除了从老殖民地带来一批“安南巡捕”与印度的“红头阿三”外，其他底层的包打听、探长、探员、黑打手等都是用“以华制华”的办法从中国失业游民中募来。于是，一下子地痞黄金荣就成为法租界捕房督察长、流氓沈杏生就成为公共租界捕房探长。同时，再由他们出面网罗自己的狐群狗党分任下属的包打听、巡捕、探子乃至最底层的瘪三头目，形成了一个黑社会的帮派网络。有权有势，显赫一时。此时，仍然处于劣势地位的滩簧艺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他们，效法他们，拜他们为“老头子”。例如，光（绪）宣（统）年间，滩簧艺人仍然被禁止进入上海市区，但此时已经发迹的“三光码子”赵小和（罗店人）和“水老鼠”范高头（川沙人）因为酷爱滩簧，就利用权势，买通关节，在1899年把一大帮本滩东乡调艺人带进老城厢，并逐步发展到英法租界的各个茶楼卖艺。

以前，帮会流氓和滩簧艺人“同是天涯沦落人”，而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向两极分化，前者俨然为救世主，而后者仍然是落难人。因而，在感恩之余，甘拜下风、亦步亦趋、追随其后，处处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靠拢，拜他们为“老头子”，以求长期受到托庇和保护。

二、染于苍则苍 染于黄则黄

按照人们通常对“帮会”一词的理解，认为“帮”是以封建宗法的父子、师徒关系为纽带，是着重纵向传承；而“会”则是桃园结义式的结合，着重于横向联系。滩簧艺人此时仍是散兵游勇，分分合合，居无定所，所以，他们急切地、无条件的想效学帮会流氓，也想用这些“纽带”把他们纽在一起。因而，从组织体系、帮规帮法，一直到思想意识，生活作风，无一不是他们的摹仿对象。

（一）组织体系、帮规帮法方面：

① 树“祖师爷”：所谓“祖师爷”，历来是各帮会的偶像与旗帜。例如，青帮常以翁岩、钱坚、潘清三人为祖师爷置于堂前，顶礼膜拜，且有一套繁琐的仪式，一旦有人违背帮规帮法，则被视为“欺宗灭祖”，在祖师爷堂前，严格执法。因此，滩簧艺人也依此为榜样，各剧种自立“祖师爷”（本滩为“翼宿星君”；锡滩为唐明皇，并以击乐器——尺板为象征。上书“祖师老郎神位”）焚香点烛，从班主开始相继跪拜。之后，每逢班内大事（含收徒学艺）必需在祖师爷神位前处理。本滩艺人更以每年阴历九月十九日为祖师爷诞辰，各班需去文庙，燃檀香、吃寿面以示庆祝。即使在近郊演出，也需及时赶到，表示虔诚。

② 拜“老头子”：此事在各帮会中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且一日为师，则终身为父。作为一辈子依傍和伺候对象。滩簧艺人此时也衡量自己的出道先后，社会影响，去拜帮会各层次流氓为“老头子”。这里还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其中最为主动、最为典型而且等级最高的要数著名演员筱文滨的业师邵文滨。此人原是跑马厅马夫，人称“马夫阿六”，曾拜陈世昌（“套签子”福生）为“老头子”，与杜月笙为师兄弟，同为辈分很高的“悟”字辈。滩簧唱红后，就在各戏班开设赌局。最后放弃演戏，专门从事贩卖烟土勾当，结果因为帮会内讧，被同伙用手枪击毙街头。其实，他对本滩发展倒是有一定贡献的，1912年与施兰亭等组织的“振新集”首次提出改良本滩，定名“申曲”。被动“拜老头子”的更多，主要是为了求得庇护。如以唱《游码头》驰名的本滩艺人王筱新，因打抱不平被人殴打后，还被警告“做脱侬（打死你）”。惊恐之余，即挽人拜“小八股党”芮庆荣为“老头子”，由芮出面“摆平”，方免一死。因此，在旧社会，几乎没有一个名演员不拜老头子的。

③ 吃“讲茶”：此乃帮会流氓的一种谈判方式。凡在同帮中发生矛盾纠纷，一般由本帮“老头子”出面调停。但若不属同一帮派，一般则用“吃讲茶”，挽出“大亨”来解决。滩簧艺人也效此法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1924年在上海的常州滩簧负责人周甫艺想挖无锡滩簧过昭容（满天红）与之合作，此事给锡帮知道后，演员刘召廷一怒之下，打了周甫艺，于是矛盾激化，各不相让。结果，由救火会王阿昌（无锡人）与白相人徐阿琴（常州人）出面，到老城隍庙如意楼“吃讲茶”。最终化险为夷，常锡两帮滩簧合班，共进先施公司。之后共同以“常锡文戏”命名，从此，无常帮、锡帮之分，坏事变成好事。

④ 讲“切口”：即用不同于一般社会的通用语言来作为交流工具，俗称隐语、黑话。洪帮的《海底》、青帮的《通草》就是这两个帮会“切口”的大辞典。我们在《智取威虎山》中所看到的杨子荣与座山雕的对话，即用此类“切口”。

旧社会滩簧艺人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也常常以此作为内部交流的语言工具，本滩称“翻头”，锡滩称“春典”。它都以“反反切”的手法构成。如“吃”叫“一庆”，“唱”叫“郎称”……，借以瞒骗官府和观众。解放初期，他们也曾一度以此来对付政府干部，但因语言结构简单、一旦掌握其规律，破译极易。所以，后来也弃而不用。现在，仅在老艺人中偶有交流。

（二）生活作风、思想意识方面：

① 腐化糜烂：帮会流氓，终日从事开妓院、烟馆、赌台等黑社会勾当，其生活作风自然下流猥劣，就以黄金荣为例，家中的小老婆光以唱戏为职业的就有三个之多。在台上常演吃喝嫖赌的滩簧艺人，必然以此为榜样，男女关系杂乱不堪：如名艺人丁少兰经常与人姘居，一次与女“白相人”丁老大闹翻后，对方扬言要“摆平”他，丁不得不逃离上海，去海滩边上“敲三跳”（即只身敲着三块木板唱“独角戏”）达三年之久。又如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各省“阔佬”涌进租界，四马路会乐里、群玉坊一带妓院门庭若市。诸妓女又簇拥嫖客看大中华剧场（即今之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滨剧团演出。于是滩簧史上竟出现了众妓院大捧文滨剧团的怪现象。不用说，演员们也混迹其间，绯闻不断。
其中也有不少是属可怜虫：“因花鼓戏被清政府列为淫戏而严禁，故不少人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她们白天在茶楼酒肆卖唱，夜间陪嫖客过夜。”[注6]

② 赌博成风：在旧社会，不少帮会头子就是以开赌窟起家的。上面提到的杜月笙、邵文滨的“老头子”陈世昌开始就以“套签子”“小弄弄”；之后就在小东门开设“人和楼”，为上海历史上第一家专业赌场。于是，邵文滨就把“花会”引进各剧团，动员演员参加。当时，每到“开点”时间，参赌演员集中精力去听“点数”，中者欢呼雀跃，输者痛哭流涕，整个后台神昏颠倒，乌七八糟，全把演出台词置于脑后。

上海沪剧社班主、“小八股党”芮庆荣的徒弟夏连良更另出“新招”，他在抽头聚赌时，输者可以向他借“小额贷款”以还赌债。这个“一石两鸟”的毒计既可缓解参赌演员“燃眉之急”，更可借此控制演员合同，任其摆布。当时已经成名的解洪元、夏福林均有此惨痛教训，输得“回不了家庭，不敢见亲人”。

③ 打秋风：这是帮会流氓骗取财物得另一手段：即利用自己的黑势力，常以自己做寿、小儿满月、父母造坟等红白喜事为由，普发柬贴给被敲诈者，对方接到柬贴，明知其勒索，也不敢不“孝敬”，而送以厚礼。

滩簧艺人同样仿效，称之为“搭卖口”。他们虽明知不可能像“老头子”那样依靠权势，但也尽量利用自己的色、艺、声望，向自己的“追星族”（一般为老板、富婆、姨太太……），用软的一手暗示自己的需求，促使对方接受。据说，当时有些红艺人经常夸耀自己说：“阿拉钻戒、金银首饰一盒子一盒子”，“阿拉高丽人参当萝卜干吃”。

④ 好逸恶劳：骄奢淫逸，醉生梦死历来是帮会流氓的恶习，他们总是今日有酒今日醉，从不想正正经经干些正当事业。滩簧艺人虽与他们不同，有固定的职业——唱戏。然而，在全国300多个剧种中，一般剧种都以苦练基本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为自己“吃饭本钱”。可是滩簧艺人则淡化之。他们常常强调“台上见”，强调“卖三寸”（嗓子）。而且据说“三寸”又是“爹娘给的”，不必苦练。试想，一个演员连“嗓子”都懒得“吊”，哪里还谈得上“手眼身法步”！

当然，滩簧艺人的帮会流氓化内容尚有不少，这里仅举其荦荦大者。

三、浇风易渐 淳化难归

这个小标题转引自初唐王勃的《上刘石相书》，其含义是不难理解的。其实，像这样说变坏容易变好难的言词，在现实生活中流传很多。如《曾国藩家书》中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医学界常用的“病来如山倒，病去像抽丝”都是这个意思。

明乎此，我们在理解《白毛女》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就不应该看作两者对等。须知：由人变鬼容易，由鬼变人则难乎其难。

“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1950年全国解放了。随着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垮台，上面说的帮会组织、流氓、恶霸通过大张旗鼓的镇反、肃反等运动，摧枯拉朽，一下子给以彻底摧垮。广大的戏曲工作者（含滩簧艺人）也在这场骤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经过诉苦揭发，提高了觉悟，与“老头子”们划清了界线。不用说，在旧社会受帮会影响而树“祖师爷”、拜“老头子”、“吃讲茶”和“讲切口”等一系列帮规帮法，也如秋风扫落叶般地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如前所说的“变鬼容易变人难”。虽然，滩簧艺人翻身以后，在政治上、组织上可以迅速与帮会组织一刀两断，但要在灵魂深处、思想意识上、道德品质上来个彻底淳化，彻底排除积淤已久的污泥浊水，则谈何容易？！

历史证明，解放后，不少滩簧艺人虽然作了新中国的主人，有的甚至已戴上“灵魂工程师”、先进工作者、著名艺术家、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种种桂冠。但仍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他（她）所披的麒麟皮下还时时露出自己的马脚来。现在根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仍按前章所列“生活作风、思想意识方面”的顺序排列，略书于后：

① 生活腐化：这方面，与他们相处半个多世纪，我手中事例自然多如牛毛，可以信手拈来。然而我不想多说，仅举两例：

首先，向读者推荐一本今年7月刚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该书作者解波是沪剧著名演员解洪元、顾月珍的女儿，她196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出版过《叶浅予传》、《今夜有雪》等著作。现在这本由冰心老人题写书名的30万字的传记文学，集中叙述了她爸爸妈妈和阿姨（丁是娥）的家庭婚姻纠葛。作者忍着极大的精神伤痛，以第一手的翔实资料，诉说这场由于丁、解行为不检而造成的婚姻悲剧，给社会（尤其是给她家祖孙三代人）带来的伤害。这里，希望关心滩簧戏的诸公仔细阅读，须知，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滩簧史料（且非野史）。最近她给我来信、来电说出版界希望她继续搜集材料再出新作。这里使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小解创作态度严肃，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故作品的真实性、文学性和可读性都很强。

其次，再说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1964年－1965年，我先后去金山锡剧团、松江沪剧团搞“四清”。所谓“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而当时当地的工农商各条战线上有的都把惩罚生活腐化作为“清思想”的内容，且揪出几个“坏分子”，因而剧团闻之大为震动，思想极度紧张。我也深知，倘若这个“盖子”一揭开，则剧团就无法进行正常演出和“四清”工作。于是，请示上级同意后，即在团内大会上宣布：剧团不搞反腐化，只要本人向工作队交代彻底，就既往不咎；“四清”期间不准胡来；谁要顶风作案，则新帐、老帐一起算，而严加惩处。这约法三章提出后，从此太平无事，使“四清”得以顺利展开，不受干扰。

② 嗜赌若命：本文一开始就提到唱滩簧与搞赌博，犹如一根线上的两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因而，赌博这个幽灵，时时在滩簧艺人头上回荡。解放后，曾一度禁赌，暂时划了个“休止符”，但一旦开放，生活中的“陆雅臣”、“朱小天”又活跃异常，日以继夜，无休无止的赌、赌、赌。这里，也举两例：

其一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某剧团因干部带头，满院滥赌而被公安部门紧闭大门，集体受训斥，且对主要人员进行罚款。

其二是，如今一大帮已退休在家纳福的老艺术家，有的甚至一天有几场雀战，比当年演戏还累，别的剧种，如京剧老艺人正积极筹划全国如何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生110周年活动：越剧“十姐妹”中健在的“四姐妹”（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正忙于拍电视剧、组织流派研讨会、出回忆录。10月份还大搞流派专场，由诸弟子轮番演出，甚至在全国发行纪念邮票……等等。而咱们不少滩簧老艺人倒好，全不想出书、出形象性资料留传后世，而日夜关心的只有 “麻将经” 七个字：即“东”、“南”、“西”、“北”、“中”、“发”、“白”。

③ 打秋风：前面提到的在旧社会“搭卖口”（即变相“敲竹杠”），在新社会红旗下照样故态复萌。其主要被“搭”的对象更扩大到乡镇企业的老板、大款、“发烧友”。

也许大家还记忆犹新，在上世纪，一批戏曲界的有识之士曾发起过逢年过节深入到滩簧发源地的农村、城镇慰问演出，取名曰“回娘家”。此举大受四郊乡亲欢迎。年年敲锣打鼓，列队迎接。当时的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等媒体也在广播、荧屏、报章上大肆宣传，一时成为社会新风、艺坛佳话。

可是曾几何时，偃旗息鼓了，剧团也不“回娘家”了。“娘家”也不欢迎“儿女”了。究其原因，还是“搭卖口”害人。

据说，当时农村、乡镇企业大发展，其间不少企业中的当家人是滩簧戏的“发烧友”。于是去慰问的“儿女们”，就利用这层关系，犹如蝗虫一般，拚命扑向乡镇企业，转弯抹角，要这要那，使“娘家”不堪负担。传说有一箱包厂给来慰问的“儿女”到仓库去大搬高级皮箱。这样一搞，当地领导哪敢再叫他们“回娘家”？！从此“回娘家”就寿终正寝。

④ 好逸恶劳：此种不思进取、无所用心的劣根性从帮会流氓中传染给滩簧艺人后，在解放后仍然有人只靠“三寸”不靠练功。在皮黄、梆子、乱弹各系统的兄弟剧种，至今仍按古训：“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故把“四功五法”作为命根子而勤练不辍。唯有不少滩簧艺人仍然“当它假的”，若无其事。因而近年来在这竞争越来越激烈，文化娱乐生活越来越多样化的历史大潮中被冲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如今，一个明显的现实是，近年来滩簧剧种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甚至走不出自己的方言区域。试想，外地人（别说外国人）既听不懂你唱什么，更看不到你表演上有什么功夫，他们凭什么喜欢你，迷上你？你老想获而不劳，无功受禄，行吗！

更严酷的是，现在全国戏曲竞争最激烈，最有权威性的场所——中央电视台11台（戏曲频道），以及一年一度最能展示戏曲魅力，最能凝聚观众的“春节戏曲联欢晚会”，这几年来，几乎极少看到（甚至看不到）滩簧剧种的上演剧目。这难道还不严重，还能麻木不仁，关门称大王吗？

这里，作为正文，在此打住。末了，还想对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中青年说几句话：虽然，你们的前辈在旧社会沾染了不少帮会江湖习气，且在新时代时有表露。这并不奇怪。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注7]。只怨大家生不逢辰，当时想避也难避不开。

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身负奴役创伤，戴上精神枷锁进入了新社会。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在一大批如张骏祥、朱端钧、郑桦、叶至诚、胡小孩、周大风等出色的新文艺工作者通力协作下，奋力拼搏，精心敬业，创造、整理出像《罗汉钱》、《星星之火》、《红色的种子》、《珍珠塔》、《半把剪刀》和《阿必大回娘家》等经典性剧目，丰富了戏曲艺术宝库，把滩簧戏推向了新的高峰，树起了新的里程碑，的确功不可没。

而你们则既没有因袭包袱，又可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纵横驰骋，完全能够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来。因而，希望你们千万别当“小老艺人”，再染江湖恶习。像鲁迅先生一再告诫的那样去“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注8]

(2004年12月5日完稿于上海)

参考文献:

1.《戏曲菁英》（下）第156－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横泾志稿（卷之一）》（道光年本）
3.《嘉定县志（卷八）》（光绪七年）
4.《常州戏剧论文选》（1986年）第22页
5.散见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21－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6.《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第21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7.《荀子•劝学篇》
8.《鲁迅全集》第六卷32页

周良材, 上海文艺评论家. 此文为周良材先生出席 “滩簧”研讨会(2004年12月6-10日,苏州)专写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