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钱锺书的《谈艺录》提意见

　　他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父亲是一个留日的医生。他的中学是在崇德中学念的，就是现在绒线胡同的三十一中，他家就在那一块。兴华从小功课就特别好，很多文章他看过一遍就能背诵。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让他的老师感到惊奇。1937年，兴华考取了燕京大学。他入学考试的作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燕京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惊叹于一个16岁的孩子能够写出水平那么高的作文。

　　在学校期间，他写了很多诗。他跟我说起那段时光的时候，兴华说当时有激情，也有灵感，加上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不觉竟然写下了那么多的诗。他的诗后来经过同学宋淇的介绍，辗转到了一些国外的专家那里，获得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包括叶维廉、贺麦晓等人，这些专家认为兴华的诗开创了一个新的诗路。但是他的诗又是很超前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些文学和历史的根基，看起来会比较困难，兴华的有些诗我也看不懂，只是有一种感觉，觉得很好。

　　还在兴华读书的时候，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出版，兴华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先生接受。兴华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小钱锺书”。钱先生因此很器重他，兴华去世之后，钱先生对我们家一直很好。当时我的大女儿十几岁，从兵团回来之后没有工作，钱先生就让她帮着抄一些东西，变相给我们一些帮助。

　　兴华在学校里修的是英国文学，他觉得自己已经学得很好了，又加修了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结果一学期下来，四门语言的第一名都是兴华。兴华的外语虽然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出去留学，因为身体不好。抗战胜利之后，司徒雷登好几次想把他送出去，但是因为身体的缘故一直没有成行。

　　由师生恋而结合

　　我认识兴华是在1949年底。那一年我从上海的沪江大学转考到燕京，到了燕京之后，根据燕京的传统，无论什么系都要读两年的英文。我第一学期是跟张景榆老师读的，张老师的英语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能干，当时张老师跟兴华的关系很好。那时候大家大概是把张老师和兴华看作一对恋人。

　　我跟张老师读完一学期之后，就分到了兴华的班上，兴华注意到了我。兴华讲课时口若悬河的风采也让我非常佩服，我经常去找他借一些小说，慢慢地我们的关系走得很近。大概半年之后，兴华找到张景榆，说他们的关系就算了吧。这件事当时还让张景榆感到很伤心。

　　那时候我很贪玩，经常有男孩子约我一起出去玩。有时候和兴华约好了在学校门口见面，但是忽然有人来找我，我就跟着去玩了，回来一看，兴华还在那里。兴华的学问我并不了解，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给我讲一些侦探小说，很吸引人。有时我们还会用英文在一起唱歌，兴华轻轻地唱：“像一个向日葵，升起也好，落下也好，总是对着它，它崇拜的偶像。”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没有把兴华当成我的男朋友。

　　当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我很希望能够给母亲一个安定的生活，当时兴华已经是副教授了，在条件上算是很好的，而且母亲也很倾向于兴华，她觉得兴华可靠。就这样，一毕业，我们就结婚了。

　　我1952年毕业，7月份我和兴华举行了婚礼。当时燕京刚刚要和北大合并，婚礼是系里给举行的，在燕东园的一个大花园里，弄了很多大桌子，好多的饮料和蛋糕摆在桌子上。结婚没有多久，燕京就被合并了，兴华被任命为英语教研室主任。

　　断断续续的治学经历

　　随后运动来了。“三反五反”的时候，虽然一些人对兴华还有看法，但是他表现得比较进步，他检讨说自己过去埋在故纸堆里，对革命了解得很少。这样的态度，使党对他很信任。院校合并之后，他被任命为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当时英语教研室人才济济，有朱光潜先生、钱锺书先生、李赋宁先生等人。对于他当教研室主任，这些老先生倒不觉得什么，但是却让一些人不服气，觉得他的资格不够。

　　“反右”时，兴华因为反对苏联专家教英文的方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他也没有怨言，他总是对我说：你放心，我尽量改造，争取把“帽子”摘掉，不连累你和孩子。在他的身上，我也看不到一点的怨恨。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大字报、开会批判接踵而来。我们走在路边上，人们都绕着走。女儿在学校里也被别的孩子欺负，她的那些同学围着她取笑：“你的爸爸是右派！”后来对兴华的处理还不算很重，没有让他去劳改，但是级别从三级教授降到五级，也不允许他教书了。那以后兴华就整理一些资料，编了一本《英语常用词词典》，但是出版的时候也没有署名，作为集体成果。

　　戴上“右派”的帽子以后，兴华在家里开始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在家里经常看到他读，看到他做笔记。当时李健吾对兴华不错，就让他翻译了大量的拉丁文戏剧理论，但是这些翻译的东西在那个年代里最后都不知去向了。

　　1961年，兴华的右派帽子摘去了，算是摘得比较早的。虽然摘帽右派和正常人还是不一样，但是总算让他讲课了。一开始兴华教公共英语，他教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之一，兴华也被认为是西语系最好的老师之一。

　　那段时间我被下放，常常不在家。1964年我回到家里，看到他的状态还算不错。兴华说他要开始写东西了，写柳宗元。在他的计划里，是想把唐朝的历史背景和柳宗元的个人生平结合起来，并且综合欧洲的历史、作家和文化背景。他说这本书写出来就可以概括他的学识，那时候，《神曲》也翻译了三分之一。但是后来不断地搬家，兴华的东西也没有写出来。

　　逃不过命运的劫数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是最先贴满大字报的。别人的冲击还不严重的时候，我们家就被贴上了大字报，这让兴华觉得这一关在劫难逃，他开始寝食不安，本来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无论我怎么安慰他，好像都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他跟我说：“我不会自杀的，那样会更加连累你们，我会咬牙忍着。”当时家里有一部《四部丛刊》，十二箱，包括经史子集。这是兴华经常翻看的，看得很乱。这时候，兴华把那套书重新整理了一遍，跟我说：“万一将来我被关起来或者怎么样了，这套书应该还值点钱。”

　　大概就是兴华整理《四部丛刊》的第三天，我在单位接到电话，让我快到医院。我还记得那是在1966年8月2日，前一天我还在人民大会堂听一个动员报告，当时我在单位被扣上资产阶级出身的帽子，日子也很难过，当晚兴华跟我说到学校里的一些情况，他说：“不太妙，第二天不知道要干什么，去也不好，不去更不好。”第二天我也没有说什么，就去上班了，上班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到了下午我就接到电话，让我赶快到北医三院，说吴兴华病了。我赶到医院，看到兴华已经昏迷不醒、不停地泻肚子。当时医院还没有不给抢救，还给输了液。我在那里守着，守了一夜。到了8月3日早晨5点，兴华就不行了。后来通知了北大，红卫兵就去了，说兴华是畏罪自杀。我说不可能是自杀：第一、兴华自己说过不会自杀；第二、我们家里没有东西可以让兴华自杀，家里仅有的安眠药还是我吃的，兴华从来不吃。

　　后来僵持不下，红卫兵说那就解剖尸体。经过解剖，证明了兴华不是自杀，而是因为喝了脏水，得了中毒性痢疾。后来我听别人说，在8月2日那天，兴华被红卫兵叫去拔草，这活本来也不是重活，但是兴华的身体过于虚弱，拔了一会就支撑不住了。然后他就跟红卫兵说想喝点水，红卫兵又打又骂：你牛鬼蛇神喝什么水？按说兴华如果能识相一点，就不该再要水喝了，但是兴华不懂，过了一会他又管红卫兵要水喝，红卫兵就拿阴沟里的水给他灌了下去。没有多会儿，兴华就昏迷了，倒在地上。就是这样，红卫兵还不放过，对兴华又踢又打，说兴华装死。后来一看真昏迷了，就把兴华送到校医院，校医院一看就说治不了，赶紧送北医三院。就这样，兴华走了。

记者手记

　　在燕京，吴兴华是流星式的人物，他的早逝没能让他和在世的燕京老人一样取得让人仰望的成就。但是他的才华当年是那么耀眼———他曾经和钱锺书先生探讨古诗源流，令博学如钱先生者也不禁赞叹；他16岁入燕京，20多岁就评为副教授，这在过去年轻教授比较常见的时代也很罕见———以至于一直存留在燕京人记忆中。

　　现在的人们说到吴兴华，无不惋惜他的才华，我理解这种惋惜。但是我想，如果吴兴华假以天年，他能取得多高的成就？从他的经历来看，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说。吴兴华一生最为钟情的是诗歌，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选择的应该是诗歌创作，但是从他的经历来看，后来能够做这样选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种情况有些像钱锺书，钱先生在《围城》大获成功之后，本来有意继续进行小说创作，但是形势的转变让他意识到文艺思想斗争很残酷，所以选择古代文学研究。

　　而吴兴华本身是比较倾向于跟上当时形势的，虽然他不能忘情于诗歌，但是已经没有发表的可能了。

　　1953年，吴兴华在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抄录了一首王安石的诗：“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表达了自己没有用武之地的苦闷，当时吴兴华作为北大的英语教研室主任，在外人看来是不应该有这样的苦闷的。

　　我在吴兴华的诗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不能是真实，如此的幻象不能是真实！/永恒的品质怎能寓于这纤弱的身体，/颤抖于每阵轻风像是向晚的杨枝？/或许在瞬息即逝里存在她生的意义，/如火链想从石头内击出飞迸的歌诗，/与遥远的应答，穿过沉默的世纪……

　　这大概可以算得上诗人对自己命运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