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启无自述
黄开发 整理
一、我所接触过的日本人（4月30日）
1、 武田熙，是兴亚院的职员，华北沦陷期间，他专管文教方面。曾在旧北大留过学，会说中国话。1938年，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成立，我在中文系教书，武田常到学校来，从这时起，他认识我。1939年，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做院长，伪北大秘书长钱稻孙兼日文系主任，我是中文系主任。武田也经常到文学院来，他和钱稻孙来往很密，据说他是钱的学生。1943（？）年他和一些人成立一个新文化协会，拉我去做委员。这个会是怎样办起来的，详细情况我不知道，名义上要我担任主任委员，实际负责的是由武田派一个姓范的（东北人，会讲日本话）。委员中我记得有张铁生、邹树大，还有谁记不清了。平时委员会有时一月开一次，有时好几个月才开一次（都由姓范的主持通知）。这个会完全是为敌伪服务的，推行的是些反动文化。周作人跟我决裂以后，由于他的到处封锁，使我陷于失业，靠变卖东西生活。当时武田熙几次要我到《武德报》去做事，我都拒绝了。在北京无法立足，我就到南京谋生，因为南京还有同情我的人，同时也为了摆脱武田熙的纠缠。
2、在北大文学院期间，我到日本参加过两次大东亚文学报国会 。第一次是周作人派我随同钱稻孙及其他日文系几个人一起去的，第二次是应日本文学报国的邀请，和华北作家协会一批人同去的。我认识日本作家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林房雄，他们都是报国会的负责人。河上、小林都来过北京，林房雄曾往北京好久。在报国会开会期间，我认识东京帝大教授吉川幸次郎，京都帝大教授仓石武四郎，他们都是研究中国学术文艺的，曾到过中国留学，会说中国话。还有作家鱼坂，是研究中国新文学的，他替我做通译。此外还会见过日本老作家武者小路和女作家林芙美子。
3、日本小说作家片冈铁兵，在文学报国会小组会上发言骂了周作人，后来周作人就借此说是由于我的唆使。实际我和片冈并不认识，也不同在一组。周作人公开发表文章攻击我，我写信问片冈，片冈给我回信，说明情况，辨正事实。这信曾登载南京报刊上 。
4、真船丰，是日本的剧作家，研究中国戏剧。他在44年来北京，常采访问我，他不会说中国话，由他的朋友小桥做通译。我曾陪他去山西大同参观云岗石佛。
5、1940年，新民印书馆编辑科长佐藤 ，同他的翻译蒋一方 来找我，准备要出版我所编选的国文讲义，并约我主编《文学集刊》（不定期丛刊）。后来《大学国文》出版两册，《文学集刊》只出了两期，44年停刊。
6、在伪北大文学院，周作人和钱稻孙请了不少日本教授，除了中文系，其他各系都有。首席教授名宇野哲人，一年不过来文学院一两次，具体负责是山口和儿玉，主要是儿玉掌权。其中活动最积极的是日文系的原三七，历史系的今西春秋。原三七利用各种方法拉拢学生，他几乎每年都要带领学生到日本去参观。我除在学校公开会议以外，私人之间同这些人没有来往，并且有过磨擦。例如原三七本来规定要安插在中文系做副教授的，由于我的反对，才分配到日文系去。
7、在南京，我从胡兰成那里认识池田笃治，他是日本使馆的职员，会说中国话，以前曾在清华大学留过学。
在大楚报社时，我认识福闾，他是报社的联络员，会说中国话，曾在上海同文书院毕业。
以上是我现能记得的写出来，可能有遗漏，以后想起来再补交。
68年4月30日
二、历史简述（5月6日交革委会）
1902——1923，中学毕业以前时期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祖上原籍浙江吴兴，后在江苏淮阴落户。我父亲大约有二百多亩田地，全靠佃租剥削生活。1902年我生在淮阴，小时在私塾念书，十三岁进县立高等小学，十七岁考进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原名沈鐊，字伯龙，到大学时改名沈扬，字启无。1919上在中学快毕业的下半年，因反对叶秀峰（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的父亲来做校长，被教育厅挂牌开除。
1923——1928，大学时期
1923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读了两年预科。25年转学北京燕京大学，专业是中文系，那时非常崇拜周作人。在燕大时认识萧项平，他是地下党员，我有时帮他做些外围工作。（是他介绍入CP外围小组）
1928——1936，在平津各校教书时期
1928年燕大毕业，就到南开中学教语文，一年后又调回燕大中文系。
1929—30年，在燕大中文系专修科教书，并在北京女师大中文系兼任讲师。
1930—32年，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师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兼任系主任。31年间，接萧项平从厦门大学来信，说有同志被捕入狱，需要经济帮助，让我尽力设法。随后有一学生常来取款。32年我回北京教书，失去联系。那时狱中关的是谁，我不知道，解放后，从萧项平的信中才知有刘仁，取款的叫艾光增，他们都是萧项平在北京艺文中学教书时做地下工作的学生。
1932—36年，我主要是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教书，系主任是范文澜，同时我在北大、燕大中文系兼任讲师。这时期和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文炳）这一班人，在文学上形成了一个小团体。（1933年兼崇慈女中课，住北新桥小三条）
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我当时在大学讲的明清文讲义《近代散文抄》二册、《人间词及人间词话》校注一册。
1937—1945，在沦陷时期
1937年，北京沦陷，最初女子文理学院还每月发两三成薪水，后来文史系主任李季谷（院长许寿裳在南方，当时由他代行院务），私下携款溜走，把大批教师抛下不管。我在贝满女中代课，维持生活。当时周作人坚决不走，他劝我也不要离开北京。
1938年，伪北京女子师院成立，我在中文系任教授。
1939年元旦，我到周作人家拜年，有人打了周作人一枪，他未受伤，我被打中了一枪。这年秋季，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做院长，我任中文系主任。
在这以后，伪北京市政府曾组织一个日本观光团，指定文学院去一人，周作人、钱稻孙派我参加，女子师范学院去的是陈绵教授，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
1940年，华北编译馆成立，馆长是瞿兑之，审稿委员有周作人、钱稻孙、吴祥麒和我及师大中文系主任姜忠奎。我在馆刊上发表甲骨论文《龟卜通考》。
新民印书馆编辑部出版我编选的讲义《大学国文》上、下二册。
1941年，周作人派我随同日文系主任钱稻孙及尤炳圻、张我军等，参加日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报国会。周作人这年做华北教育督办，不到一年就被挤下台。
新民印书馆编辑部约我主编《文学集刊》杂志（不定期丛刊）。
1942年 ，我参加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同时召开）。伪教育部长李圣五，问及周作人下台情况，让我转达口信，汪精卫要他到南京会面。
1943年春，我陪同周作人到南京。周作人会见汪精卫以后，（我并未见汪） 往苏州看章太炎故居，在苏逗留一天。回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就重行上台，恢复督办原职 ，并任伪国府委员。
1943年冬（十一月）汪伪召开第二届全国宣传会议，有我参加（见南京《中报》）（专案组掌握）
新民印书馆编辑部出版我和废名的诗合集名《水边》一册。
43年夏天，应日本文学报国会邀请，我同华北作家协会柳龙光一批人，参加第二次文学报国会。
1943年冬参加南京伪宣传部召开的全国作家协会筹备会议，这时认识了胡兰成。
大约是在这前后，武田熙成为一个新文化协会，名义上拉我任主任委员，实际负责是由他指定的范宗泽，委员中还有张铁生 、邹树大、黄道明。曾组织一次参观团，由我和张铁生带领往上海杭州参观。
1944年4月间 ，周作人公开发出《破门声明》，免去我在文学院的职务，一时陷于失业，靠变卖东西生活。由于周作人的封锁，我在北京无法立足，当时武田熙要拉我到武德报做事，被我拒绝。以后我便离开北京，到南京谋生，胡兰成约我帮他编《苦竹》杂志。
1945年初，随胡兰成到汉口接办大楚报，（1944年底去汉口，45年初接办大楚报）胡是社长，我任副社长，主编《文笔》副刊（不定期）。大楚报编辑部长是关永吉（现名张守谦）。我在《文笔》副刊上发表不少新诗，合并以前写的即成一册，名《思念集》。
45年6月里，我离开汉口，返回北京。
1945——1949，日本投降后——宁波解放时期
8、15日本投降后，我在北京。这年冬天，燕大同学李荫棠和余协中来找我，余协中比李荫棠高两班，他们都是历史系同学（李与本院历史系田农是同班）。我以前不认识余协中，他来约我到东北去教书，说要在沈阳办中正大学。第二年开春（1946年3月），李荫棠从东北回来，找我同去锦州。余协中介绍我见焦实斋，让我先在锦州新生报编副刊，因为大学尚未筹备就绪。
1946年秋，沈阳中正大学成立，校长是张忠绂（未到校），董事长是杜聿明，文学院长是余协中，中文系主任是高亨，我任教授，傅鲁也是中文系教授。这时期高亨在东北日报编《文史》副刊，我在创刊号上写过一篇文章《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物理系主任崔九卿，曾介绍他的朋友赵师长的儿子（高中生）从我学习古典文学。另有廖耀湘的弟弟廖耀×是中文系（历史系？）班上的学生，常到我处补习功课，有一次请我到他家里看花，碰见廖耀湘，谈过话，以后并无来往。
1947年，沈阳快解放的前夕，余协中私自逃回北京，中正大学陷瘫痪，学校替大家买飞机票，纷纷离散。我也全家来到北京，留沈书物，全部遗失。
1948年，中正大学问题无法解决，在北京的临时办事处只发给每人一点维持费，无法生活，我便携家去上海，同时把留存北京的书籍也全部带走。到上海之后，一时也无适当工作，把书籍先存方家，转存董家，后寄存蔡叔厚家（萧项平的朋友）。临时回到宁波，借住在傅梅的同学家里。暑后由傅梅的小学时老师谢墨君和她的丈夫朱子珍的介绍，我到浙东中学，他们夫妇当时都在浙东中学教书。萧项平从湖南澧陵中学来信，要我到那里教书，我没有去。萧又有信给他的之江大学老师美国人马尔济，其时也在宁波，把房子让一部分给我住。不久他回国，我们搬进浙东中学。
1949年（6、7月），宁波解放，军管会办教师训练班，我参加学习，向组织上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当时负责领导学习的是文教部车部长。学习后，浙东中学改组，军管会派我做临时代理校长。这年冬，萧项平在北京，给我信说他会见了刘仁，[刘仁]问起我的情况，[说我]可以回北京工作，于是我们在50年春初回到北京。
1950年——回北京以后
1950年春，我从宁波回到北京时，萧项平在天津总工会，他来信叫我直接去找刘仁。我到市委找刘仁没有碰见，后来他派崔月犁、辛毅来看我，介绍我到业余教育委员会，由市委廖沫沙领导，派我到石景山钢铁厂办职工学校，做教务主任。
1951年，调回工农教育处（业余教育委员会归市文教局改名工农教育处）编职工语文课本及研究语文教学问题。
1952年底，调到北京函授师范编函授语文教材，这年我把寄存在上海的书籍卖去了一部分，其余全部赠送给上海文物图书馆，该馆曾编目录寄我一份。
55年，函校教材编完，教育部负责指导函校的同志（朱光熙）让我们自己找适当工作。这时北京师范正在筹备成立，我找施宗恕了解情况，他说凌莎院长没有回校。后来我写信给廖沫沙，请他介绍。55年7月，我到师院中文系任职，住在城内未英胡同宿舍。
56年，傅鲁来本院中文系，他介绍我入九三学社。57年反右期间，由于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变，个人主义大发展，争名争利，参加九三小集团贴大字报，歪曲整风运动，还说了一些反党言论。58年被划为右派，这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从此我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低头认罪，痛改前非。特别是在顺义县，中文系师生集体下乡，一面劳动一面编写农校课本的时期，在农村公社所见所闻的新面貌，广大农民那种意气风发的新风格，使我异常感动，真正认识到三面红旗的伟大。曾写过材料交给李大为和刘国盈。
1959年国庆前，摘掉右派帽子。刘国盈和李大为曾在中文系召开一次会，宣布我摘帽子事情。（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井冈山专案小组曾叫我写过这份材料。）
60年、61年，我两次患心脏病（细菌性败血性心内膜炎），一次住304医院，一次住阜外医院。
62年出院，在休养期间，病中读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见第八卷《中国小说史略》未加注解，校刊不当之处很多，遗漏未经订正的有好几十处，因就手边旧本和笔记，陆续加以整理。
62年国庆前，廖沫沙带他的秘书曾到未英胡同来看我，过了几天，以统战部的名义送来100元。
11月间，系里让我搬进校内住，准备63年开课。后来改变计划，让我培养两个青年教师，参加古典组集体备课，校订青年教师进修书目。
63年春节后，祝世全通知我领补助费50元，初以是临时补助，后来每月都有。
在64古典组举行观摩教学期间，我在工作中又患心脏病，住阜外医院。出院后休养，未担任具体工作，有时为古典组写点课外补充材料。
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被革命师生揪出劳动，因心力衰竭，经北医三院证明，不能参加劳动，系文革让我在休息中自己学习检查，曾写过几次汇报材料上交。
67年以来，心脏病不见好转，连大字报也不能多看，长期在家休息。病中除看报及学习有关材料以外，也不断学习主席诗词，抄写主席诗词，并参阅几种资料，写出两篇注解。
此外还继续整理《中国小说史略》，初步做完校注工作。同时对《古小说钩沉》也初步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以上仅就自己所能记起的写出，恐仍有遗漏，随后想起来再行补写。
1968年5月6日
三、1937——1945年沦陷时期
（重点详写，5月13日，交专案小组）
1937年，北京沦陷，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每月只发两三成薪水，后来代理总务李季谷又把校款私下携走，抛下大批教师不管。我靠在私立贝满女中代课，维持生活。当时周作人坚决不走，劝我也不过不要走，走了没有好处，我相信他的话，始终就没有走。
1938年，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成立，院长是黎子鹤，后换为张凯，中文系主任是王厦材。我在中文系任教授，所授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及大一《国文》，中文系教授还有张海若，寿石工，姜忠奎等。
这一年内，我写过两篇文章，在方纪生编的《朔风》杂志上发表，一篇是《谈中国的山水游记》，一篇是《无意庵随笔》，内容谈六朝山水人物的描写。
1939年元旦，我到周作人家拜年，有人打了周作人一枪，他未受伤，我被打中一枪，在同仁医院住了四十多天，子弹终未取出。
39年秋季，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做院长，我任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是徐祖正，日文系主任由北大秘书长钱稻孙兼任，历史系主任是吴祥麒，哲学系主任是温公颐。当时中文系教授有陈介白、赵荫棠、张弓、朱肇洛、郑骞，专任讲师有许世瑛、韩文佑、沈国华、齐佩瑢、华粹深、朱英诞、傅惜华等，助教是李景慈。我在中文系讲授的课程有下列几种：（包括从1939——1943）《古今诗选》（印发讲义），《大学国文》（讲义，后由新民印书馆出版上、下二册），《中国近百年文艺思潮》（印发讲授提纲），《小说史》（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课本），《六朝文》（分五部分：小赋、杂文、稗藻、史钞、佛典，讲义只印出前两部分）。课外指导学生文艺活动的有：新诗研究会和古典诗词研究会。
在小实报《文学》栏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下乡》，一篇《关于瓦舍构栏》（发表时间可能在42年左右）。
1940年，华北编译馆成立，馆长是瞿兑之，我被约为审稿委员，此外还有周作人，钱稻孙及师大中文系主任姜忠奎。我在报刊上曾发表甲骨论文《龟卜通考》。新民印书馆编辑部出版我编选的《大学语文》二册。
1941年春，周作人做华北教育督办，仍兼文学院院长。这年秋，应日本文学报国会邀请，周作人派我随同日文系钱稻孙、尤炳圻、张铁军等，赴日本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报国会（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钱稻孙是代表团长。除我以外，他们都会说日本话。在招待会及大会上，钱稻孙用日语发言，各小组分别开小组会，在小组会上，我没有发言。在这期间，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应报国会约稿，题目已记不清楚，是讲日本的宗教仪式（40年参观时写的），另外写了一篇新诗（未发表）。当时接触的日本人，有报国会负责人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林房雄，老作家有武者小路、盐谷温、菊池宽，女作家林芙美子，作家鱼坂（他会讲中国话）。开完会以后，到奈良、京都各地去参观浏览，参观一些博物馆、文物馆之类，为正仓院、尊经院、东洋文库、斯文书库等。
回北京后，新民印书馆编辑部科长佐藤约我主编《文学集刊》（不定期杂志），助理编辑是李景慈、朱英诞。
1942年秋，我参加南京伪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北京同时去参加的是华北教育督办苏体仁（周作人这时已下台）、黎子鹤、李泰棻。伪教育部长李圣五曾找我问及周作人下台的情况，让我传达口信，汪精卫要周作人到南京会谈。我回北京把这消息告诉了周作人。
《文学集刊》第一期出版，我在这期上发表一篇散文（旧作），另有几首新诗（鸟鹊、露、影、寄远）， 在关永吉编的《文笔》周刊上用“童陀”的笔名发表一篇讽刺杂文，题名《杂志新编》。
1943年春，我陪周作人到南京。周作人会见汪精卫以后，（我并未见汪），我又随他往苏州看章太炎的故居，当时同去的有宣传部杨鸿烈，南京中央大学龙沐勋，在苏逗留一天，游览虎邱剑池及灵岩等地。上海柳雨生、陶康[亢]德赶来苏州请他去上海，他坚决不去。周作人回北京后不久，就重新上台，恢复督办原职，并兼任伪国府委员。
《文学集刊》出第二期，我发表《闲步庵书简钞》及几首新诗（怀辛笛、露水船、鹭）。 新民印书馆编辑部出版我和废名合作的新诗集《水边》一册。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林房雄来北京，华北作家协会招待他，请他开过几次会。我和他见过几次，曾在中山公园招待他一次茶会。
1943年夏，应日本文学报国会约请，参加第二次召开的大东亚文学报国会。文学院除我以外，还有张我军，其余是华北作家协会柳龙光和几个青年作家，其中有梁山丁、蒋一方等，代表团长由柳龙光和我担任。 我在欢迎招待会上讲过话，（当时翻译是蒋一方，因他翻译有错，后改鱼坂通译），我讲话大意是说，中日自古就有联系，从唐代以后，日本人士不断到中国，在文学艺术方面学了许多的好东西，繁荣壮大了自己。现在我们再来向你们学习。（提出、出版建议计划？发言或写文：再认识，再出发？ ）在小组会上，东京帝大教授吉川幸次郎对北京出版的杂志刊物，提出批评，当时我说过什么话，记不清楚了。在另一个小组会上，有张铁军、柳龙光参加，当时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发言攻击了周作人。片冈和我不认识，也不同在一组，他的发言，我毫无所知。后来周作人却藉口说这是由于我的唆使。在这次开会期间，除报国会负责人河上、小林、林房雄以外，和我接触比较多的是吉川幸次郎和仓石武四郎，还有鱼坂（替我做通译）。他们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都会讲中国话，开完会后，仍是参观游览，我个人应吉川和仓石的邀请，参观了他们主持的专门研究所，吉川曾赠送一份他编注的讲义《元曲俗语集解》一厚册。
大东亚文学报国会，每两年召开一次， 这个会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我参加这会，虽然不会说日本语，也听不懂，但我在第二次会议上还是通过翻译，说了些歌功颂德，讨好敌人的话。现在想来实在是很无耻的。
我从大学毕业后，能在平津各大学教书，完全是投靠周作人的缘故。沦陷时期，他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我也跟着充当了踏实的汉奸走卒。这与我的剥削阶级出身和所受的奴化教育是分不开的。（第三次大东亚文学报国会在南京召开，因为周作人已与我破门，并且他亲自出马，主持这次大会， 我被摒于文艺界之外，所以我没有参加这次大会。）
1943年冬，我参加南京伪宣传部召开的全国作家协会筹备会议，认识了胡兰成。据他说他以前曾由梁启超介绍在燕京大学做过旁听生，在谢冰心班上听过一个时期的课。大约在这前后，武田熙同范宗泽、邹树大、张铁生，还有黄道明，成立一个新文化协会，这会事前我一点也不清楚，成立时，请我去参加，临时推我为主任委员。这些人除张铁生外我都不认识，这些人都是常务委员，实际负责是姓范的，一切事务都操在他的手里。他是东北人，会说日本话。我没有用这会的名义写过任何文章，也没有布置过任何具体工作，所以这会具体干些什么，我实在不清楚。我只记得在44年春（时间不准，约在43年秋），这会曾组织一个小型参观团，不到十人，由张铁生和我带往上海、杭州一带去参观。到南京后，宣传部杨鸿烈陪同到上海参观。到了上海，因我家中有人生病，即转回北京，没有去杭州。
1944年4月间，周作人公开发出破门声明，并在各报上登载这个声明，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在报上攻击我。我并未还手，只想把事实摆清楚，写了“另一封信”送到北京、上海各报。他们都不刊登，当时只有南京胡兰成等人，还支持我，“另一封信”才在南京报刊上发表出来。周作人不经过北大评议会，挟其权力，就勒令文学院对我立即停职停薪，旧同事谁也不敢和我接近。由于周作人的封锁，使我一切生路断绝，《文学集刊》新民印书馆也宣布停刊。我从5月到10月，靠变卖书物来维持生活。武田熙、柳龙光要拉我到武德报去工作，我拒绝没有接受。北京现待不下去，我就到南京去谋生，胡兰成约我帮他编《苦竹》杂志。我在这刊物上发表过的两篇文章，一篇散文《南来随笔》，一篇是新诗《十月》。
1945年初，我随胡兰成到汉口接办大楚报。（大约44年11月间去汉口）本来我打算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谋一教书位置，胡兰成说武汉大学有机会，劝我一同到武汉。到了汉口以后，方知武汉大学停办，只好帮他办大楚报。胡兰成做社长，我任副社长，胡兰成从南京找去一个姓潘的当秘书，后又找关永吉任编辑部长，又找一个日本人福冈做联络员，大楚报原来从员大部分没有什么变动。大楚报的一切编辑出版印刷的事务，全归关永吉去负责掌握，胡兰成除每天写一篇社论以外，经常在外面活动。关永吉在大楚报上恢复了《文笔》副刊（双周刊），名义上由我主编，实际还是他在负责，我只每期上写点新诗发表，没有写过其他文章。关永吉又组织了一个文笔会，以编辑部的成员为基础，拉拢武汉当地一些文艺青年入会，为大楚报编辑部写稿。具体有些什么活动，我不清楚。在文笔会成立时，关永吉让我讲演两次，讲的是中国六朝时代的文学。我在汉口，没有熟人，很无聊，据我知道，和胡兰成常有来往的人是邹平凡，当地的军队头头，过去和他认识；杨××（忘其名），是合作总社社长，日本留学生；陈志远，是工商界人物，石膏公司董事长，也是日本留学生；还有一个姓张的，是江阳县县长，据说是美国留学生，我们住在汉阳医院，他常来看望胡兰成。我自己认识一个有旧文学根基的青年，名艾莞时，他家住在武昌，和我通信，常过江来看我，曾约我游黄鹤楼和蛇山。此外还认识一个大夫，叫段文林，是山海关人，常请他看病。胡兰成在汉口有什么政治活动，我不清楚，他从来不和我谈这方面的事情。这年六月间，我借故离开汉口，返回北京，8、15日本投降。
我在《文笔》副刊上写的新诗，合并以前旧作，由大楚报编辑部印成一册，名《思念集》。
是毛主席共产党拯救了我，使我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罪恶，对自己这些罪恶的历史，我是认罪的，这笔账也是应该算清的，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处理。
68、 5、13
（有的年月时间，可能与实际时间不一定符合，记不清楚）
四、汇报（5、14，交209）
萧项平（本名萧炳实），之江大学毕业，1927年（时间可能还要早些）他到燕大哈佛燕京研究所做研究员。当时同在研究所的还有沪江大学毕业的全武周、张镜予，东吴大学毕业的顾╳╳（忘其名）。我那时是中文系四年级，和他们同住一个宿舍楼，同在一桌上吃饭。因为萧项平的专业是文史方面，陈垣、容庚是研究所导师，他们在中文系四年级讲课，萧项平也在班上听课，还有许地山课外为同学讲梵文，我们也在一起学过，所以我和他很接近，把他当老大哥看待。后来他给我看些进步书籍，劝我参加党的外围小组，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燕大的地下外围小组活动是他领导的。当时小组的成员，据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有孙守先（毕业后在南开中学任历史教员）、王成湖、边学乾、韩庆年、吴广钧、许昶（在海关工作）、吴继文、黄家驷（？）、颜振清（严镜清）、林崧（林烈沙）（以上四人是协和医预科同学，前三年在燕大，他们后来都在协和医院做大夫，吴继文曾在燕大本校做校医）。领导外围小组的组长，先是许锡仁（？），后是吴登鳌。小组经常学习的材料是《共产主义ABC》（英文本），那时小组主要活动是发展组织，抓学生会。燕大的学生会，过去一直掌握在青年会手里，用教会的团契组织（全是基督教徒）把持学生会。后来我们外围组织势力扩大，夺取了学生会执权，韩庆年做学生会会长，我做过学生会文书。那时（27年）北京在反动军阀奉军张作霖的统治之下，到处抓人，学生运动不能公开活动。燕京大学是个教会学校，军队没有直接跑进学校里来抓人，但是校外海淀就设有侦缉队分所，侦缉队便衣经常混进校里来侦探。我曾帮助萧项平藏过文件（在我住的床铺下有一个下水洞口，揭开盖子可以藏放东西）。据我知道，在这时期，燕大农林科有一地下党员（农民出身）叫唐振庄，他在夜间到西门一带贴标语，反对反动军阀张作霖，被侦缉队包围，他开枪抵抗，结果被捕牺牲。
我不是党员，没参加过党的组织生活，萧项平也没有介绍我入党。我记得他对我说过，“你这人感情太重，不宜于干革命工作，还是弄弄文学好了。”我在燕大参加地下外围小组活动只有一年。许锡仁被捕，萧项平离开北京去上海。我毕业后离开燕大，就和小组不发生关系，但我和萧项平私人之间，一直是保持联系，不断通信的。在沦陷时期，不知萧项平的下落，我曾寄过钱给他的爱人袁超（留居上海）。
以前我写的材料，没有把这方面情况详细写出，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的罪恶历史是在沦陷这一段时间，应着重交代这方面问题，所以就把在燕大外围活动只简单提了一下。
五、汇报（5月15日）
上次写1937——1945沦陷时期的材料，忘记有一部分没写进去，现在补写如下：
1944年，在周作人和我破门之后不久，日本剧作家真船丰到北京来，我和他原不相识，他来访问我，不会说中国话，他的朋友小桥做通译。以后接谈过几次。华北作家协会招待他到山西大同参观云冈石佛，我也陪同一起去过。
前几天曾写《对自己罪恶历史的认识》，没写完，就写1937——1945沦陷时期的材料，现在把这篇写完交上，作为思想汇报（另纸）。
对自己罪恶历史的认识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思想上就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长大以后，受的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在我的头脑里，多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少的是真正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心。这就促使我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个人安全，名利地位，竟无耻的做了汉奸，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成了民族和人民的罪人。我在沦陷时期这一段罪恶历史，是和大汉奸周作人联系在一起的。1925年，我在燕京大学中文系，认识了周作人，他是我的老师，非常崇拜他，平时受他的影响很深。周作人从1932年以后，特别提倡纯文艺，鼓吹文学独立，为艺术而艺术，反对载道，主张言志，标榜以闲适为外衣的明人小品。而我头脑中地主阶级烙印的反动性、剥削性在起作用，这与周作人悠闲舒适的生活态度和他反动的超阶级的艺术滥调一拍即合。后来越陷越深，一切以他为标榜，为靠山。1937年，北京沦陷，他坚决不走，劝我不要走，走了没有好处，我相信他的话，就始终没有走。在当时那样民族危难之际，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不当亡国奴，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保卫国土，同日寇进行着殊死的搏战，英勇抗日为国捐躯的烈士，前仆后继。每一个稍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拿起笔杆，为全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呐喊，而怒吼。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战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式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但是我呢，我忘记了民族的荣辱，打着反动的超阶级的文艺破旗，出卖自己灵魂的黑货，周作人超阶级的文艺观，实际上就是汉奸文艺的遮羞布。
在那时期我所写的文章，都是意志消沉，彷徨悲观的没落阶级情调，是起着毒害腐蚀毒害作用，使意志薄弱的青年都苟且偷生，来做驯羊和顺民，实际上是为亲日派投降派服务，是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充当了反革命派的角色。
我是靠周作人起家的，能在北京各大学教书，也是由于他的关系。北京沦陷后，周作人当伪教育督办兼文学院院长，我做中文系主任，一切唯命是从，成为他的忠实走卒。当后来他看到我不能按照他的意旨行事，就把我一脚踢开，公开发表破门声明，使我在文艺界教育界无立足之地，陷于失业，靠变卖书物维持生活，只好离开北京到南京谋生，后来随胡兰成到汉口办大楚报。
全国解放了，我在宁波参加军管会训练班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思想教育，明确了党的方针政策，我才初步认识了自己的历史问题，曾经向组织上作了交代。党对我这样人却并未抛弃，加以教育改造，予以自新之路，仍给一定的工作，为人民服务。
解放后我的生活是安定的，不像在过去旧社会那样，常为生活失业而恐慌忧虑，又看到祖国日益强大，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建设社会主义，自己也愿把晚年精力毫无保留的为党工作。但由于自己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阶级立场还是旧的，所以在57年党的整风运动中，又顽强地表现出来，当右派起来反党，乌烟瘴气，我的个人主义随之大发展。为了争名夺利，也乘势向党进攻，结果成为右派。但这次政治上的教训，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我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还向党讨价还价，划为右派，罪有应得，我应该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扪心自问，实在太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宽大了。
反右以后，我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比较还是抓得紧的，经常检查向组织汇报。58年，中文系集体下乡，在顺义县杨镇一面劳动一面编课本的时期，由于亲身体验，使我感受最深，真正认识到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的无比正确和伟大。我是坚决拥护三面红旗的。59年被摘掉右派帽子，这是由于旧市委黑帮刘仁及院内走资派施宗恕和系内刘国盈的包庇。像我这样人，不可能在一年内就根本转变了阶段立场。但我从反右以后，对自己是有所认识的，我是衷心感激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的。我得过两次病毒性心内膜炎，两次住院，濒于死亡，终于挽救过来，花了公费医疗将近两千元，如果是在旧社会，我早就完了，所以我对社会主义是坚决拥护的。这几年我除教书、备课、编写讲义之外，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文章。在62年、63年间，出版界歪风邪气，盛极一时，编印古书和读物几乎充斥全国。廖仲安吹捧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唐诗三百首，说是典范的选本，要古典组向它学习，也能够选出这样的作品（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原来新编唐诗三百首是邓拓编的）。廖仲安劝我编选课外读物，由他接洽出版，修古藩曾约我编写古典文学小丛书，王双启约我为《文学遗产》写稿，我都没有答应。我知道自己思想没有改造好，对旧的东西没有批判能力，连本份工作都没有做好，还要去乱写有害无益的文章，未免太不自量。刘国盈公开吹嘘，写几篇文章发表，就可以露名成家，也显得师院中文系不含糊。我听了不说，内心是不以为然的，这和反右时一本书、三间房的右派论调有何区别！
以上说明我在反右以后是比较安分守己的，没有胡说乱动。当然，我在教书之外还是没有说话挂帅，存在严重错误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是很不理解的，后来才知道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自己思想上有些震动，毫无抵触情绪。工作组到校后，6、18革命群众把我揪出来带[戴]帽子，我也没有怨言。我知道自己的历史是有罪的，我是认罪的，我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老实实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处理。
六、汇报（5月17日）
今天我补写了以下材料。
在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我在北京闲了半年。46年初到锦州在新生报编副刊文艺栏。48年在宁波又闲了差不多半年，后到浙东中学教书。49年宁波解放，我参加军管会训练班学习，浙东中学改组，军管会派做临时代理校长，到50年2月回北京以前，关于这几部分时期的材料，以前都写得比较简单，现在就我所能记得的再补写出来（另纸）。
补写材料
1945年8、15日寇投降以后，我住在北京，没有工作，仍靠变卖书物，补助生活。这时期我主要是在抄校古书，整理李义山诗集，和张宗子诗文集。大约快近年底，燕大旧同学李荫棠同着余协中来找我，余协中以前在燕大时我不认识他，他比李荫棠高两班，他们是历史系同学，（李荫棠与本院历史系田农是同班同学）。余协中约我到东北去教书，说要在沈阳办中正大学。第二年（1946年）开春（二、三月间？），李荫棠从东北回来，找我同去锦州。余协中介绍我见焦实斋，让我先在新生报编副刊，因为中正大学尚未筹备就绪。锦州新生报的负责人名许权，平常不在报社，有一姓张的经管报社事务。新生报总编辑是朱枕新，编辑人我以外还有周子纯，专写论文和翻译作品，编副刊的有一姓刘[的]，我编副刊文艺栏。此外还有谁，记不清楚了。我在文艺栏上发表过的有《读书随笔》，《琐记》一类文章，还写过一少部分白话诗。46年夏，沈阳中正大学成立，我便到中文系教书（九月间）。
48年春（约在二、三月间，确定时间记不清楚），我因一时找不到职业，临时回到傅梅家乡宁波，借住在她的同学李铭恩的家里。当时生活除北京中正大学临时办事处发点维持费（由田农代为取寄）外，全靠朋友借贷。我曾到上海向中学老同学董昌言借过钱，向中正大学同事张方廉借过钱。在清明节后，曾和傅梅到余姚去看她的同学施法明，在她家里住了十天左右。在余姚县立图书馆阅读有关朱舜永，黄梨洲及王阳明的一些史料，曾访问黄梨洲的故居。回宁波以后，我开始到天一阁抄书。天一阁藏书很多，但不公开阅览，当时宁波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是冯孟颛，我拜访他，得他的介绍，经常到天一阁看书，我在这里抄了三部古书。另在冯孟颛家时也抄录一些古典材料，他的藏书也很多。在暑假期间，傅梅会见了她小学时的教师谢墨君，她同她的丈夫朱子珍，都在浙东中学教书。经他们介绍，我到浙东中学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萧项平这时给我来信，要我到湖南澧凌中学去教书，因已应浙东之约，所以未往澧凌。49年宁波解放（记得是在六、七月左右），军管会办教师训练班，当时负责领导学习的是文教部车部长。浙东中学参加学习的连我共有六人：俞国桢（校长），李保仁（训育主任），俞复堂（高中英语教师），王╳╳（初中英语教师），还有一英语教师（忘其姓名）。经过这次政治思想教育的学习，才知道宁波中等学校里的问题很复杂。以前认为浙东中学是教会学校，是由几个教会把持的，实际不尽如此，教会势力固然不小，但国民党势力也很大。浙东中学教师中，基督教徒同时又是国民党的就不少，如校长俞国桢和训育主任李保仁，就是从这次训练班里才知道的，他们在教会里有地位，在国民党里也有地位。训练班结束后，军管会就改组了浙东中学，免去俞国桢和李保仁的职务，组织新的校委会，派我临时代理校长，俞复堂做教务主任，王╳╳做总务科长，还有一位英[语]教师任训育主任。当时军管会并派一位姓徐的同志，常住在浙东中学校内，负责帮助解决校务问题。当时学校的经济大权，仍操在教会手里，会计主任是姓马的（名字就记不清，似叫马时飏），他是教会代理人，非常顽固，处处和校委会为难，国民党也在暗中捣乱。关于校产接收问题就拖延了好几个月才解决，幸得军管会大力支持，学校才逐步就绪。我在49年底，得到军管会允许，辞去职务，于50年二月回北京。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开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就极力掩盖和否定这场斗争的政治内容，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向右转，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国赫鲁晓夫伙同彭真急急忙忙抛出一个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妄图把这场斗争纳入资产阶级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轨道。当时本院的党内走资派，极力奉行旧市委黑帮的指示，大力推行这个《二月提纲》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轨道，组织全院师生，查阅《海瑞罢官》有关的一切史料，翻读《燕山夜话》的全集，号召大家从学术上进行批判。我在那里，对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也以为是纯学术的讨论。其实一切阶级的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纯学术”，也没有什么脱离政治斗争的“学术讨论”。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统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学术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中国赫鲁晓夫和彭真反革命集团，他们打着“纯学术”的幌子，妄图扼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阻止历史的年轮的前进，掩藏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诡计。1966年5月1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伟大历史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宣告了反革命《二月提纲》的彻底破产，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光辉照耀下，他们的复辟罪恶阴谋，终于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
今天热烈庆祝这个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文件发表两周年，是具有极其深远广大的世界意义的。
七、汇报（5月22日）
1943年春，我陪同周作人到南京。周作人见过汪精卫以后，曾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演一次。中文系主任陈柱也请我对中文系同学讲过一次话。当时讲的题目已记不清楚，讲的内容，大意是讲中国文学的演变问题。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文学的发展，从形式表现上看，虽有各种的类别，但在内容思想上，大抵没有多大改变，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历代封建王权正盛的时候，文学问题变成卫道的工具，没有什么生气；到了王纲解纽，统治势力衰弱，经过一个变乱的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就出现了新的改革，把过去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再加以新的改革和创造，形成为新的一代文学。
大体说来，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比较占主要地位，尤其儒家思想，几乎每个王朝都是利用它为自己服务，而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反动，儒道思想的斗争，也表现在文学思想上的斗争。例如魏晋时代，突出地反映在名教与反名教的斗争，嵇康、阮籍等人的反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甚至在居丧之中还吃肉饮酒，他们这些人把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激情绪，寄托在吃酒、采药、游山水方面。由于老庄思想的影响，当时出现了富于幻想的游仙诗，出现了描写田园生活的诗，出现了南北朝的山水文学。到了齐梁时代，由于宫庭生活放荡糜烂，出现了专门描绘女子的所[谓]宫体文学。唐代诗歌是集古代诗歌传统的大成，成为中国诗歌绝大成就。唐代古文虽然是改革了六朝骈俪，仍然成就远不及唐诗。而传奇小说，则是一代的新创造。从宋代以后，儒家思想又大抬头，一直到明清，差不多都在理学即大学的统治之下，所谓正统文学，没有什么成就，倒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造。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文学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文化的启蒙思想，推动了新文学运动，打倒孔家店，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反对鸳鸯蝴蝶派，提倡平民文学，提倡白话文。新文学从五四运动以后，逐渐走上了新的轨道。当时讲的内容范围，大致是如此。
我那时的文学观点，还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于鲁迅为首的进步的文学理论，也没有研究，而且也不可能理解鲁迅所走的道路，所以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当时称为普罗文学，我那时可以说毫无所知。
八、汇报（5月23日）
1945年，我在大楚报编辑部成立的文笔会上讲演过两次，两次连续讲的是关于中国古代的六朝文学。对于六朝文学的全面情况，只交代一个大概，说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混乱时代，异民族侵入中国，五方杂处，还有外来的佛教文化也盛行起来，道教迷信也很深，当时思想很复杂，而文学发展较以往却有了新的成就。总的说来，文采华丽，可以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总的特色。但其末流，也表现了两种不好的现象，一是内容颓废，出世思想浓厚；一是追求形式，过分讲究词藻。
因为当时听众多半是青年，所以特别着重讲小说这方面，引证些故事例子，以引起兴趣。
六朝小说，讲的方面，一是志怪小说，一是志人小说。志怪小说是六朝小说的主流，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混乱的状态，连年战争，民不聊生，有许多异民族侵入中国，固有的经济文化基础受到破坏，统治阶级奢侈淫逸，政治腐化，民生困苦，人多厌世思想，道教和佛教的势力大为发展，因此志怪小说成为当时小说的主流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些故事的内容都是来自民间传说，往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六朝人对于这些志怪故事的看法，同我们现在人不同，他们那里还相信神仙的鬼神，以为实有其事，并不以为是虚造。编写搜集这些故事的人，也好像今天记录新闻一样，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志人小说，六朝这一类也不少，主要在于品藻人物，记载名流的言行谈资。这种风气，起于汉末，那时士人最重臾[？]品，一言毁誉，往往决定人的一生。晋代名士好谈玄理，讲究言谈举止，评论人物的风气更加流行。因此就有人把这类遗闻逸事集录下来，《世说新语》这部书，可以作为代表。虽然这些都已零星片段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思想。
六朝志怪小说，在唐人传奇及后世戏剧小说里，都有所发展创造；至于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这类书，到后来都没有发展，只有模仿，没有创造。
关于六朝小说这部书，我讲的是主要还是根据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在时代背景方面，略加发挥，多举些例子，特别用《搜神记》里的干将莫邪故事，发展为《故事新编》的《铸剑》，就是鲁迅先生的新的创造。说明新文学对旧文学仍然有所继承，有所择取，这也就是革新。
我那时的讲的内容大致是如此。
九、汇报（5月25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就是说，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我过去在古典文学教学上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把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摆好，重业务，轻政治。58年在教改运动中，同学对我提了很多意见，归纳起来，不是政治挂帅，是业务挂帅。教改以后，稍微有些改进。从61年后，本院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恶性大发展。本系走资派刘国盈，大树白旗，把古典文学由一年半加重到三年，原来中国古典文学一门课程，分成作品与文学史两门课程教学，说起来是提高中国古典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实际是加重学生负担，重复繁琐，教学效果并不好。因为教作品也得讲文学史，教文学史也不能不讲作品，二者又要互相兼顾，又要避免重复，这是教学上很难区分，也不好掌握，所以作品和文学史这两门课程，常常发生矛盾，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至于文学史这门课程，更其繁重。先采用科学院编的三本文学史为教本，后又改用北大编的四大本文学史做课本，同学人手一编。廖仲安、修古藩要教师照本宣科地讲这四本书，要同学学完这四本书，要青年教师进修啃透这四本书。当时教师都感到非常吃力。同学们也感到负担太重。备课和教学都很困难，曾经多次提出意见，而刘国盈、廖仲安等坚持执行，强调“三基”一定要落实，对课本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不了了之。修古藩在古典教研组集体备课时，又指定我专负责解决业务的疑难问题，于是我专门在查出处、做注解上用功夫，只能钻业务，不问政治。廖仲安总是吹嘘北大中文系，并且要我们古典组向北大中文系看齐，鼓励大家编书写文章，他自己和刘国盈常朕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互相标榜，歪风邪气，真是盛极一时。我自己虽未正式讲课，但在帮助青年教师集体备课中，起的不良影响很大。这完全违反了毛主席教导，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的一条邪路，是和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完全背道而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这种流毒彻底批倒批臭。
十、汇报（5月27日）
从61年到65年这几年里，刘国盈、廖仲安等，把中文系古典文学搞得真是乌烟瘴气。他们坚持走综合大学的道路，要向北大中文系看齐，把古典文学从一年半加重到三年，规定师生死啃四大本文学史，几乎全副精力都用在这门课程上。这样还不够，廖仲安、修古藩在提高古典文学教学质量的幌子下，又发动古典教研组全部力量，来编一部《古典组助教进修书目》，（我负责编写宋元明清部分），这个书目所包容的作品，上自古代神话，下迄晚清小说，总数达二千多种，比科学院编的三本文学史、北大编的四本文学史所举的篇目，还要超出三分之一以上，其他许多参考阅读书籍，还不在其内。修古藩把大家开的书目全部翻印以后，又让我另写一本《常用工具书举要》附在后面。这个书目，由青年老师自己刻印，就写了六七十页之多。印成以后，修古藩又让我对古典组教师讲一次话，谈谈怎样进修这个书目。当时那样教学繁重负担之下，无论教师或同学，只好终日埋头书本，苦钻业务，真是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古人书”了。
在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胡适之流，提倡整理国故的时候，也曾经开过什么《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中包罗万象，等于一个小图书馆的书目。当时就有学生公开质问他，说他开的书目太多，时间太少，无论如何读不完。胡适开书目和他提倡整理国故的目的，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使青年学生脱离社会现实，不问政治，来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所谓“少说空话，多读古书”就是他提出的恶毒口号。而现在中文系古典教学，刘国盈、廖仲安等却也大开书目，大读古书，美其名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青年教师，这不是大树修正主义的白旗，又是什么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毛主席七月三日对本院的批示，更是非常明确：“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合中文系的斗批改，一定要把刘国盈、廖仲安在古典文学教学上的流毒，彻底肃清，消灭干净。
5、27
近日来心绞痛，长时间失眠。
27日交材料之后，向专案组办公室高国良请假看病。28日上午五时赴复兴医院挂号看内科，经大夫检查，证明心绞痛，心力衰竭，开假条休息两个月。因复兴医院没有治疗心绞痛特效药，建议到阜外医院治疗两个月，29日上午见高国良，把诊断书及建议条给他看，他让我和卫生科接涉。
30日上午五时到阜外医院挂号，看心内科，大夫诊断心绞痛，开硝酸甘油 冲水滴药，嘱安静休养，少思虑，少劳累，要保证睡眠等。
31日写好“补写材料”，6月1日上午交209
6月4日 补写材料：（关于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
6月5日 补写材料：关于华北作家协会
6月5日 补写材料：（中华书局文学组约校点徐文长集）
以上三份检查六日上午同时交
十一、补写材料（5月31日）
1944年，周作人同我破门以后，我在北京无法立足，遂往南京谋生。在路过徐州时，碰见伪北大中文系同学冯春、傅韵函等，他们都在徐州工作，留我在那里玩两天。他们介绍我与当地文艺协会负责人高汉见面，高汉是胡兰成的追随者，他召集一些青年作家，举行一个茶话招待会。当时有几个爱写新诗的青年，其中夏穆天，跟高汉很要好，他们又请我讲演一次。讲的什么，现在已让不清楚，大约是讲新诗的问题。高汉曾打电报给胡兰成，让他来徐州相会，胡兰成没有来。我在徐州逗留几天，就去南京。
在南京时，除胡兰成外，常来看我的有曹葆琳、时秀文夫妇（时是过去我在女师学院教过的学生）。曹葆琳和关永吉是中学同学，很要好。关永吉后来也到了南京。曹又介绍他的朋友孔昆[？]佐和我见面，孔是南京国民日报的总编辑，他们都是属于胡兰成一派。
十二、补写材料 关于华北作家协会（6月5日）
伪华北作家协会是在哪年成立，确定时间，我不清楚。大约是在1940年前后。 因为1939年伪北大文学院成立时，那时还未听说有什么华北作家协会活动。华北作家协会，属于伪华北行政委员会情报局。情报局长是管异贤 ，他一向把持北京新闻界，是报界一阀，所以华北作家协会和当时其他报社，都是属于情报局领导的。华北作家协会从40年（？）起，由柳龙光负责，他从东北带来一班青年，以他们为骨干，又把他所领导的武德报编辑人员和作家协会联系起来，以青年作家为号召，组织编行《中国文艺》杂志及出版《青年作家丛书》。《青年作家丛书》出版了好多种，如山丁、袁犀、孙淑敏（？）（柳龙光老婆） 、芦焚、马骊、关永吉、李景慈等，都有作品出版。华北作家协会在这时期很活跃，影响颇广。
当时在北京文艺界，大体上说，是形成两派：一是老牌的，以周作人为首的北大文学院派，另一就是华北作家协会为主的青年作家一派。周作人主编的《艺文杂志》及由我主编的《文学集刊》，其中撰稿者大都是北大文学院或与文学院有关系的人，但也有些青年作家同时为两派刊物写稿，如李景慈、朱英诞、李曼茵等。（李景慈当时是文学院中文系助教，朱英诞是讲师，李曼茵是职员，李景慈、朱英诞并任《文学集刊》助理编辑，李景慈后来又参加《中国文艺》编辑。）
我和华北作家协会的关系，只是名义上的担任一个委员，并无具体工作。（周作人、钱稻孙也是名义上委员）所以对华北作家协会内部活动情况不清楚。我在《中国文艺》上也没有写过文章。日本文学报国会作家来北京时，华北作家协会开会招待，也常请我去参加，我和该会负责人柳龙光平时也无来往。华北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除李景慈（张铁生？）外，其他一些青年，我都不认识。
68、6、5
十三、补写材料（6月6日）
①61年，我从304医院出院后，在休养期间，大约六七月中，北京中华书局文学组负责人徐调孚，曾委派赵诚将一封信来约我校点明代作家《徐文长全集》。当时我以为校点工作不怎么繁重，只要系内组织上允许，我可以承担了来。后来他们通过组织，约定让我最快在半年内完成这项工作。中华书局文学组来我这接头的是赵诚，后又换一姓罗的青年。到这年十月里，我又换心内膜炎败血病，住阜外医院，徐文长全集校点工作，不能继续进行，只作了一部分不到二分之一。因为中华书局催得很紧，遂由文学组派人取回原件，自行处理。此事以后即无下文。我并没有拿任何报酬。
②62年我从阜外医院出院后，在休养中，曾着手编选苏东坡和辛弃疾词，拟逐步做好校注工作。初步写有苏辛词选编年目录草稿，东坡词已做完编年校刊工作，稼轩词写有编年目录一份。63年春间，为中文系毕业同学张象成（和王占威同班，在西郊某中学教书）借去未还，他也在研究辛弃疾词，曾把他自己选注的稿本送给我看过。63年我因有教学任务，对苏辛词的校注工作遂放下，没有继续再做。
十四、补写材料（6月4日）
1940年，燕京大学解放，其原校址（即现在的北京大学）由伪华北行政委员会于41年间成立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周作人兼任该所文化部部长。这是一个敌伪合作的文化侵略机构，其中日本人掌权的很多。文学院及其他学院的日本教授大部分都在这里担任工作。由于周作人的推荐，文学院各系主任及教授在文化部兼任研究员名义的很多，如历史系主任吴祥麟，哲学系主任温公颐、教授江绍原，日文系教授张我军、龙炳圻，中文系主任我和教授陈介白，都是。周作人在文化部只召开过一两次会议，据我回忆，也没有进行什么调查研究。我个人名义上担任研究员，实际上并无任何具体工作，只在年终收到一点车马费而已，所以关于文化部的活动情况，不清楚。但听尤炳圻说过，他同原三七（日文系副教授）组织日文系和中文系一部分同学在该所进行整理图书并编写目录工作。以往是否还有什么活动，因为没有再听到人谈过，所以不知其详。
十五、外调材料（天津）（6月18日）
（一）北大文学院机构的组成，各系主任、教授及日本教授分布情况
1939年秋季，伪北大文学院成立，院长是周作人，秘书是龙炳圻，教务主任是许宝骙，教务处负责办事员是李夏云，总务主任、会计主任由罗子余一人兼任（他是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时的老同学），斋务管理员刘某（忘其名，40年离职，由阎国新、李曼茵继任。
文学院共分五个系，中文系主任是我，教授赵荫棠、陈介白，助教华忱之（40年离职，由李景慈继任）。历史系主任吴祥麟，副教授谢国桢、田农。日文系主任由北大秘书长钱稻孙兼任，副教授尤炳圻、张我军，讲师日人永岛（原在旧北大留学）（方纪生讲师？）。西洋文学系主任徐祖正，教授杨丙晨、鲍文蔚。哲学系主任温公颐，教授江绍原。
当时旧北大红楼为日军占用，文学院没有校址，因各系只有一年级学生，人数不多，暂借用工学院的祖家街一部分房子，开办起来。第二年（40年）暑假以后，文学院迁入新校址（在沙滩旧址新盖大楼），和北大办公处及图书馆连在一起，各系学生增加到两个年级（一二年级），规模开始扩大，院秘书由历史系主任吴祥麟兼任，尤炳圻专管日文系，实际代理钱稻孙负责系务。各系均增添教学人员，中文系增添教授张弓、朱肇洛，副教授郑骞，讲师许世瑛、韩文佑、傅惜华、夏枝巢、沈国华、齐佩瑢、华粹琛、朱英诞等。历史系增添教授瞿兑之、容庚、冯╳╳，副教授日人今西春秋。日文系增添副教授日人原三七，讲师苏瑞成（另有二人忘记姓名）。西洋文学系增添日本教授二人（忘其姓氏，讲授希腊拉丁文及梵文），讲师李荫棠、刘拱之。哲学系增添日本教授三人：宇野哲人，山口╳╳，儿玉╳╳，讲师（不记是谁）。另外，又恢复北大国学研究所，导师由容庚兼任，研究员有齐佩瑢（中文系兼课）、李菊东、安树德、李维、李光弼（以上五人皆是旧北大学生）。
当时，新添的这批日本教授，是周作人钱稻孙通过日本机关（兴亚院）从日本请来的。宇野哲人，是东京帝大的老教授（哲学博士），这批人都是他的一派。宇野只任名义，并不到校，只来过一两次，实际负责的是山口和儿玉，主要是儿玉掌权，各系日本教授的分配，也由他们自己内部来决定。五系之中，除中文系，其他各系都有日本教授，哲学系最多。主任虽是温公颐，实际大权操在儿玉手里。西洋文学系日本教授二人，比较年老。历史系的今西春秋，日文系的原三七，都比较年青，尤其原三七，最为活跃。他利用各种关系，拉拢学生，他几乎每年都要带领日文系学生或外系学生到日本去参观。因此他和学生较熟，有一部分学生和他很接近。有的学生在毕业后，还由他给介绍职业。
我除在学校公开召开的会议上（评议会或教务会议日本教授都参加）同他们接触以外，私人之间，没有来往。并且有过磨擦，例如原三七，本来要安排在中文系做副教授的，因为我反对，才分配到日文系去，他要在中文系讲授《日本汉文学史》，我没有同意，改在日本系开课，中文系学生可以选修。还有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关德栋，因为日语不及格，但他的梵语成绩很好，在教务会议上，儿玉主张把他留级，我提出反驳，根据学校章程没有这项规定，结果关德栋并没有留级。
（二）关于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
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这个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记不清楚，在1939年北大文学院开办以后，并没有这个会。1940年文学院迁入新校址，学生增加了两个年级，规模扩大，估计这个会大约是在这时期成立的。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是文学院全院性的组织，是由院长和院秘书长主持的。各系主任都是该会的委员，但系主任所负责的范围是关于教学和业务的课外活动方面居多。关于学生的实际生活方面的活动，则属于院秘书的直接指导。在这个会成立以后，学生的课外活动，大为发展。各系都成立了课外研究组织，中文系学生有“新诗研究会”（由我和朱英诞指导）、“古典诗词研究会”（先由我指导，后由夏枝巢指导），历史系学生有“史学研究会”，哲学系学生有“学术研究读书会”，日文系、西洋文学系学生都有课外组织（不记其名）。至于全院性的文娱活动，有“治印雕刻研究会”（由金禹民指导），“书法研究会”（由罗复堪指导），“昆曲研究会”（由许雨秀指导），这些指导人员都是从校外请来担任的。书法和治印雕刻，曾经在全院开过成绩展览会，昆曲研究会曾经举行过几次彩排。至于学生生活和其他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这方面是院秘书吴祥麟负责指导，由教务管理员李夏云，斋务管理员阎国新、李曼茵等具体执行的。吴祥麟，我从1944年离开文学院以后，和他即无来往，阎国新，现在本院中文系，当时他是斋务管理员，李曼茵在安徽合肥（芜湖？）师院，57年反右后，曾有人来了解他的材料，李夏云，这人下落不详。另外，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尤炳圻可能知道得多些。
以上尽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大致如此。
（三）本人去过日本几次，及文学院师生去日本参观的情况
1939年伪北大文学院成立以后不久，北京市政府曾组织一个日本参观团，包含各界人士，规定北大文学院去一人，女子师范学院去一人。文学院派我参加，女师学院参加的是陈绵教授（法国留学，导演话剧）。这个参观团是工商界人居多数，我都不认识，团长由市政府一个副局长担任，姓邢（忘其名）。到日本后，由东京市府派人招待，先在东京参观工厂，商业机构，及博物馆，古迹名胜；随后又到各地参观，如奈良、京都、大坂、神户、名古屋、热海、富士山等地都去过。约二十天左右，才回北京。1941年和1943年，我两次参加在日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报国会，第一次北京被邀请参加的都是北大文学院的人，钱稻孙是代表团长，日文系有尤炳圻、张铁军，中文系有我（其他系有谁，记不清楚）。在东京开会时，由日本文学报国会招待，该会负责人是河上彻、小林秀雄、林房雄。会议结束后就在东京参观一些博物馆、文物馆、藏书库、艺术馆之类。随后又到奈良、京都等地参观，大约两周左右，回北京。第二次参加文学报国会的，以华北作家协会为主，文学院被邀请的只有张我军和我两人，作家协会以柳龙光为首，还有几个青年作家。代表团长由柳龙光和我担任。在这次会议期间，除日本文学报国会负责人河上、小林、林房雄以外，同我接触比较多的，是东京帝大教授吉川幸次郎，和京都帝大教授仓石武四郎，他们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都会说中国话。会议完后，仍是参观游览，历时十天左右回北京。
文学院组织学生到日本参观，是在1940年增加一批日本教授以后，以日文系为主体，经常每年组织学生去参观，其他各系学生愿意去的也可以附带随着去。各系学生也有由本系日本教授和教师带领去的，中文系没有单独组织过，有的学生就是随着日文系一起去的。据我所知，带领学生到日本参观次数最多的是原三七，具体活动情况我不清楚。文学院有哪些教师同学生一起去过日本，我也记不清楚。
关于（一）题的补充
关于尤炳圻
尤炳圻，清华毕业，日本留学，是钱稻孙的得意门生，很受周、钱的信任。他自己是日文系教授，又兼任文学院秘书，一向最掌权，他与日本教授接触也最频繁，有些事情他最了解。44年春，我与周作人破门后，离开文学院，由于周作人的封锁，文学院的人都没有来往。
抗日胜利，周作人被捕，关在南京监狱，大约在南京解放前半年，听说周在狱患病，保出医治，当时就是尤炳圻去把他接出来，住在他的上海家里的。直到解放后，他与周作人、钱稻孙还是经常有来往的。
关于温公颐
温公颐，政治面貌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是旧北大哲学系毕业，毕业后留在该系作助教。他是胡适的学生，曾编译《康德哲学》及《道德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升任哲学系讲师。
在北京沦陷前，他与周作人关系如何，我不清楚。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后，他任哲学系主任，奔走周作人与钱稻孙之间很勤，同尤炳圻、吴祥麟也很拉拢，还经常请这些人到他家里去吃饭，我也被他请吃过饭。他家住在宣武门外龙岩会馆里，会馆归他所管，他把会管[馆]房产当为自己私产一样，自己住最好的房子，不花钱，其他房子出租，收房钱。这件事，他公开不讳，并不瞒人。
他任文学院哲学系主任，日本教授在他的系里最多，而且都是当权的。他对山口、儿玉惟命是从，哲学系大权实际是由儿玉操纵一切。该系学生组织的“学术研究读书会”，温公颐自己不指导，却让儿玉插手指导，当时学生对他是很有意见的。
他是否去过日本，我不清楚。当时各系学生都有去日本参观的机会，哲学系当不例外，他是否随同学生去过，或单独组织学生和本系日本教授一起带领着去过，这我都不清楚。
十六、外调材料（天津陈介白）（6月21日交）
（一）伪北大文学院情况
伪北大文学院，是在1939年秋季成立的，院长是周作人，院秘书尤炳圻（40年以后改由吴祥麒兼任）。文学院共分五系：中文系、日文系、西洋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主任是我，教授赵荫棠、陈介白、朱肇洛、张弓，副教授郑骞，讲师许世瑛、韩文佑、齐佩瑢、沈国华（心芜）、傅惜华、夏枝巢、华粹深、朱英诞，助教华忱之（40年离职，由李景慈继任）。日文系主任由北大秘书长钱稻孙兼任，副教授尤炳圻、张铁军、原三七（日本）。西洋文学系主任徐祖正，教授杨丙辰，日本教授二人（忘其姓名），讲师刘拱之，李荫棠；历史系主任吴祥麟（兼任院秘书），教授容庚、瞿兑之、冯承钧，副教授田农，谢国桢，今西春秋（日本）。哲学系主任温公颐，教授江绍原，宇野哲人，山口╳╳，儿玉╳╳（以上三人是日本教授）。1940年后，文学院又恢复了旧北大西洋的国学研究所，导师由容庚兼任，研究员有齐佩瑢、李菊东、安树德、李维、李光弼（以上五人都是旧北大毕业生）
文学院的日本教授，都是从40年以后，由周作人、钱稻孙通过日本机关（北京兴亚院）从日本请来的。宇野哲人是东京帝大的老教授（哲学博士），这批日本教授都必须是他的一派。宇野哲人在文学院担任首席教授名义（即名誉教授），并不到校，实际由山口和儿玉负责。各系日本教授的分配也由他们内部决定，五系之中，除中文系其他各系都有日本教授，他们参与学校行政会议及教务会议，很掌权。哲学系日本教授最多，系务大权实际操在他们手里。从日本教授来文学院以后，经常组织学生由日本教授带领到日本去参观，原三七带领学生去的次数最多。
（二）关于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的情况
大约1940年和41年间，燕京大学解散，其原校址由伪华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周作人兼任该所文化部（局）长，这是一个敌伪合作的文化经济侵略机构，大权都操在日本人手中。周作人兼任文化部（局）长，就把文学院的主任和教授拉去做他的班底，中文系有我和陈介白、赵荫棠，日文系有钱稻孙、尤炳圻、张我军、原三七，历史系有吴祥麒、容庚、今西春秋，哲学系有温公颐、江绍原（是否有西洋文学系不清楚）。名义上是研究员，实际并不上班办公。据我回忆，周作人曾召集一两次会议，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尤炳圻和原三七，曾组织一部分学生整理燕大图书、编目工作。研究员在平常也没有固定报酬，只在年终致送一部分车马费（大约100元左右）。
（三）出版杂志情况
北京沦陷时期，以下几种杂志刊物，和北大文学院的人有联系。
1、“朔风”月刊
大约1938年前后出版 ，方纪生主编，在这刊物上写稿的有周作人、钱稻孙、尤炳圻、陈介白、闻国新、李曼茵，还有方纪生自己，我写过两篇文章。
2、“文学集刊” 新民印书馆出版
1941年出版 ，由我主编，李景慈、朱英诞是助理编辑。这是不定期刊物，撰稿人有废名（特约稿件）、沈宝基、韩文佑、朱英诞、李景慈、黄雨（李曼茵）、郑因百（郑骞），我自己用开元的笔名发表不少新诗。“文学集刊”只出两期就停刊。
3、 “艺文杂志” 新民印书馆出版
大约42年前后创刊 ，主编周作人、钱稻孙，实际负责编辑的是尤炳圻。主要撰稿人是周、钱、尤，还有陈介白、赵荫棠、郑因百、许世瑛等也写过文章。我因编“文学集刊”，没有投稿。另外它又特辟青年写作栏，有一部分文学院学生的文章在这一栏里发表。
4、 “中国文艺” 华北作家协会出版的刊物
张铁生、李景慈等编辑。这刊物主要写稿的是华北作家协会一批青年作家，文学院写稿的有赵荫棠、沈国华、闻国新、李曼茵、李景慈等人。
5、 “文笔”周刊
大约43年（42年？）出版 ，关永吉主编。这是一个小型刊物，写稿的主要是关永吉，还有袁犀、马秋英等人，我在创刊号上写过一篇文章（《杂志新编》，笔名“童陀”）。
（四）周作人、陈介白、赵荫棠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1、 陈介白，燕京大学1925年毕业，那时周作人在燕大中文系教书，陈介白是他的学生，平常同周作人比较接近。陈介白毕业后在北京教会中学教书多年，如汇文、贝满、崇慈等校，也在孔德学校教过书，曾在私立民国大学任讲师。1928年我在燕大毕业后，也到周作人家里去，常碰见陈介白，彼此熟识起来。1930年我在天津河北女师学院教书时，也介绍他到那里任讲师。1937年北京沦陷不久，他因事去天津（什么事他没有告诉我），曾找我替他代贝满高中的语文课。1939年伪北大文学院成立，我任中文系主任，他任教授，讲《中国文学史》。陈介白曾翻译英文本叔本华《艺术的生命》，日本岛村泷太郎的《修辞学》，自己编写的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修辞学》。后一种周作人替他作序，并介绍到上海开明书局出版。此书在排版时，陈望道看到样本，认为陈介白是抄袭他的《修辞学发凡》，因此开明不想再出版。后来周作人出头说话，向开明书店交涉，才又出书。陈介白在《朔风》和《艺文杂志》上都写过文章，具体篇目我记不清楚，是否还在别人刊物上写过文章，我也不清楚。
1944年春，我和周作人破门后，陈介白和我没有再来往。50年代我来北京，知道他在汇文中学教书。曾来看过我，后去山西教书，由山西又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教书。55年，我到师院中文系，曾写信给他，要他们那里的文学史讲义做参考，他给我寄过几次。57年反右以后，即无往来。解放后，他与周作人是否有联系，我一点不清楚。陈介白的政治面貌，我也不知道。
2、 赵荫棠，是老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曾从钱玄同、沈兼士研究中国文学音韵学，在音韵方面有专门著作，他是钱玄同的得意学生。沈兼士介绍他在辅仁大学中文系教书。
他在五四运动时期，也常写些文艺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他和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沈尹默、周作人、徐祖正、张凤举等人都很接近。北京沦陷前，他一直有辅仁大学中文系任讲师多年，没有升教授。1939年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请他在中文系任教授，讲中国文字学和音韵学。我以前和他并不相识，到文学院以后，彼此才有来往。他同周作人早有关系，到文学院做教授以后，更加接近，平时经常去周作人家里看望。在文学院时期，他在《中国文艺》和《艺文杂志》上都写过文章，还写过小说，由华北作家协会出版（书名忘记，是一本低级趣味的黄色小说）。1944年春，周作人同我破门，这时赵荫棠不再和我来往。44年秋，第三次文学报国会在南京召开，以周作人为首，赵荫棠也参加。45年日本投降后，听田农说过，他到张家口解放区去。解放后，赵荫棠回北京，住教育部招待所。后来在师大二附中教书，后到天津河北师院任中文系教授。大约在1954年前后，他又到兰州师院中文系教书。
赵荫棠这人的政治面貌，我不清楚。私生活很乱。他和周作人的关系，我所知道的是这些。
3、周作人，一直在北大、女师大、燕大等校教书。1937年北京沦陷后，他没有走，当时郭沫若、胡适，在西南后方公开写文章，希望他离开沦陷区到后方去。周作人也曾写文章公开答复，说他有自己的苦衷，一家老小不好行动。实际上他并不想走。1931年9月18日事变后，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表现得很露骨。周作人是怕老婆的。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这篇文章里，说明很清楚，“周作人对黑暗势力不敢反抗，最后连自己也倒向黑暗……周作人认为日本工业发达，中国战不过日本，最后只有投降；周作人是软骨头，丧尽民族气节……周作人老婆完全以一个日本侵略者的面目出现，抱着侵略的态度，凌驾一切，奴役一切。”可见周作人的投靠日本，决非一时糊涂，他有很深的亲日因素。
同时他又有一批没有骨头的朋友和学生，做他投靠日本人的班底，伪北大文学院这批人差不多都是。其中钱稻孙、徐祖正、罗子余、吴祥麒、陈介白、赵荫棠、温公颐、江绍原、我和尤炳圻，更加接近。
1944年，周作人和我破门，他们这些人都不同我来往，破门以后，我与周作人一直断绝来往，所以对于他们之间的联系情况，我无所知。
1944年以后，我和方纪生没有来往。1955年，我到师范中文系教书，住在城内未英胡同宿舍，听阎国新（同住未英胡同宿舍）说，方纪生在河北师范教书。曾有一次他到未英胡同看阎国新，和我见过一面，以后即无来往。
十七、家庭成员
沈汤氏，母亲，88岁，文盲，地主。
沈锦，大妹，62岁，未婚。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毕业。国民党党员。解放前在南京药专教书时，曾迫害过进步学生。解放后有人检举，53年去劳改，56年放回，先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病在家。没有摘反革命帽子。
陈光华，前妻，66岁，文盲，家庭妇女。没有孩子，曾在解放前抱养一个孩子，名沈兆生，现在约有27岁左右，解放后也靠我供给，高中二年级时考上江苏省南京文工团，目前他已能独立生活。
以上三人住南京新街口三第宅34号。
沈镜，二妹，57岁。前北京两级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后学护士，现在山东沂蒙县水文站工作。（平时不通信）
傅梅，爱人，56岁。解放前没有参加过工作。父亲是学徒工出身，十二岁时父母都死去。大哥已死，二哥傅惟恩，上海电焊厂老工人。解放后50年参加工作，61年因妇女病、胃溃疡病，长期贫血，退职。
沈兰，大女儿，33岁，已婚。北师毕业。现在丰台区岳各庄中心小学教书，过去是团员。
沈平子，男孩，30岁，已婚。62年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现在北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工作，过去是团员。
沈端，二女儿，22岁，团员。65年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坚决响应号召，到山西曲沃插队当社员。
(载《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
应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由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举办。
待查。
佐藤原三，教师出身，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左翼画家。日本侵华时期来到北京沦陷区，任新民印书馆编辑课长（不是科长）。
应为“蒋义芳”，在北京沦陷区也很活跃，也任职于新民印书馆。
周作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时间从1940年12月19日到1943年2月6日，共2年1个月。
此处时间有误。下面叙述乃是周作人下台后的事，而他下台在1943年2月6日。4月初沈氏即陪同周作人去了南京，所以此处时间当在1943年的2、3月间。
参阅拙文《关于〈沈启无自述〉》。
周作人并没有恢复督办原职。1943年5月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为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应为“张铁笙”，北京沦陷时期，曾任华北作家协会副干事长，《中国文艺》主编。
应为1944年3月。周作人于1944年3月15日作《破门声明》，发表于3月23日《中华日报》副刊。参阅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675页。
沈启无在1939年3月《朔风》第5期上发表《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
《文学集刊》第1辑只有沈启无的《白鹭与风》（诗）、《闲步庵简钞》。
《文学集刊》第2辑只有沈启无的散文旧作《却说一个市集》和他作为编者而作的《后记》。
据封世辉编著《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参加这次会议的华北（含蒙疆）地区代表有柳龙光、沈启无、陈绵、张我军、徐白林、蒋义芳等，并无梁山丁。（157页）
沈启无在1944年7月《国民杂志》第4卷第7期发表《再认识，再出发》，作者名字前加了“华北作家协会评议员”、“中国新文化建设协会主任理事”的头衔。
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举办过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间分别是1942年11月3日至10日，1943年8月25日至28日，1944年11月12日至15日。
周作人并没有参加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于1942年9月13日。
应为“管翼贤”，湖北人。1939年任《武德报》报社社长，1942年任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员。
“孙淑敏”指梅娘。梅娘（1920—），原名孙嘉瑞，曾用名孙加瑞，笔名孙敏子、敏子、芳子、莲江、梅娘等。未见用过“孙淑敏”。
《朔风》创刊于1938年11月。
《文学集刊》共出两辑，分别出版于1943年9月和1944年4月。
《艺文杂志》创刊于1943年6月。
《文笔》周刊创刊于1944年2月4日。
作者：眉睫 回复日期：2006-3-23 18:42:44
关于《沈启无自述》
黄开发
现在很多人知道沈启无，恐怕都是因为周作人。他曾经与俞平伯、废名和江绍原一起并称周作人的四大弟子。1933年版的《周作人书信》收入周氏致他的书信二十五封，数量之多仅次于致俞平伯的。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由周作人写了两篇序言。1944年3月发生“破门事件”，他被宣布逐出师门。可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差不多都来自周作人，沈启无差不多是一个无言者。更找不到关于他的完整材料，已有的记述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多有舛误。
我辗转与沈启无的长女沈兰取得了联系。2004年12月16日，上午去北京房山区良乡镇，访问了她。我与东方出版社联系好，准备重印《近代散文抄》，他们家属委托我代为办理出版事宜。2月7日再见沈兰，由于得到了信任，这次她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五十开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日记，内容是沈启无自己誊抄的写于1968年4月至6月间的个人交待材料。沈启无有一子二女。沈平子是老二，退休前任中国科学院计量研究所研究员。老三沈端于1965年去山西插队，以后一直没有回京，在侯马市园林局退休。三年前，沈启无的夫人傅梅就在山西侯马去世。
《沈启无自述》是根据1968年4月至6月间的交待材料整理而成的。这本工作日记共一百二十四页，目录上列出三十三篇，实际上只有二十六篇，其他七篇不知被何人何时撕去。大部分篇目由沈启无自己用钢笔小字抄录，少数篇目出自傅梅的手笔。显然，这些内容是根据上交的个人汇报誊写备查的。其中包括了沈氏个人、与周作人的关系和敌伪时期沦陷区文学活动的第一手材料。这后一方面尤为重要，由于种种原因，沦陷区文学的第一手材料十分缺乏，而沈启无是华北沦陷区文坛的活跃分子，他是熟悉内部情况的。因此，我从中整理出十七篇与沈氏生平和沦陷区文学有关的材料，一律不加删改。序号为整理者所加。
在文本中，作者为了自我保护而隐瞒了一些事实真相，还有一些情况记述得不够准确。下面，我试图就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作一些补正。还有一些具体的事实上的讹误，我已就自己所知，在自述部分的注释中加了说明。我把沈启无的自述给现在从事敌伪时期中日关系研究的陈玲玲女士发去一份，承她指教，提供了不少关于沦陷区文学的宝贵资料。
一、关于与中共党组织的关系
沈启无说，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期，加入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外围小组，做一些地下党的外围工作。（《二、历史简述》）我注意到有一本叫做《战斗的历程》的书，其中说沈启无：“1926年在燕大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书记。毕业后与组织失掉联系。”并指出其支部书记的任期从1927年6月中旬到10月。 这与沈启无的自述显然不同。
我与北京大学校史馆党史校史研究室取得了联系。6月17日上午，我过去，接待我的是一个姓范的女士和《战斗的历程》一书的主编之一黄文一，得到了几份与沈启无有关的档案材料的复印件。这些材料都是他们于90年代初为编写《战斗的历程》一书，通过组织关系收集的。有几份抄件可以证明沈启无加入过共产党。一是《萧项平（萧炳实）档案抄件（自传部分）》，其中说：“1926年秋我到北京燕大国学研究院求学。是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党员有下落的：（一）沈启无，现在北京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这三个人现在都不是党员。”二是吴继文本人交待材料（历史）《关于加入地下共产党、跨党、脱党问题材料》（1971年10月17日写）：“1927年6月中旬放假后，支部调我当代理组织干事，沈启无是书记，吴广钧是宣传干事。”三是中共北京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沈启无右派问题的复查报告》（1979年1月16日）：“沈在历史上曾同我党有过联系。1926年前后在燕大参加我地下党（后自行脱离）。1930年曾在经济上资助过刘仁同志。” 此前，我曾向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即北京师范学院）档案馆提出查阅沈启无档案的请求，但被拒绝。
那么，沈启无为什么没有说出实情呢？我请问了黄文一，她是一名党史研究者，曾于1948年加入共产党，在北大从事过地下工作。她分析说：“从这些材料来看，沈启无入过党是确定无疑的。他主要是为了逃避审查，解放后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脱党是很严重的事情，弄不好会被打成‘叛徒’。”那他难道不怕别人说出事实吗？我问。她答道：“那时党的组织关系是很简单的。党组织和外围组织的界限模糊，党员和党员之间的联系都是单线联系，很难有人能提供确切的证明，——就是有人证明，他也可以不承认。当时入党也没有文字材料。”
二、关于在敌伪时期的活动
沈启无有意淡化了自己在敌伪时期的附逆活动，隐瞒了一些实情，对一些史实的记述有误。
他是北平沦陷区文坛的活跃分子。然而，他没有提到一些任职。1942年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他任该协会评议员。后又担任“中国文化团体联合会”筹委。1943年6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北京成立，沈启无任主任理事。1944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改选，任执行委员。
沈氏说，1943年4月初，他陪同周作人到南京。周作人会见汪精卫，他没有前往。（《三、1937—1945年沦陷时期》）而查《周作人年谱》，1943年4月6日项下记：“（周作人）与沈启无、杨鸿烈往访了汪精卫及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等。”8日项下记：“下午往伪中央大学讲演，晚同沈启无同往汪精卫宅，赴汪招宴。” 《周作人年谱》是有周作人日记作为依据的，看来沈启无在这里并没有讲出实情。
对一些史实的记述有误，这些失误基本上是无意的。
《三、1937—1945年沦陷时期》这样叙述：“周作人派我随同日文系主任钱稻孙及尤炳圻、张我军等，参加日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报国会。周作人这年做华北教育督办，不到一年就被挤下台。”有关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及沈启无的参与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举办过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间分别是1942年11月3日至10日，1943年8月25日至28日，1944年11月12日至15日。前两次在东京，第三次在南京。沈启无后面说的“每两年举办一次”不正确。沈启无参加了前两届大会。在第一次的会议上没有发言，会前写有一篇文章，题为《携手挺身之秋》，发表于日本《朝日新闻》1942年11月1日夕刊上。第二次会议最后一天的晚上举行了文艺大型演讲会，沈启无是主讲人之一。从东京回国后，他还于1943年9月15日在北京广播电台做演讲，两篇演讲《关于大会的印象》《强化出版机关建议》载1944年1月《中国文学》创刊号。
关于伪华北作家协会，他说：“伪华北作家协会是在哪年成立，确定时间，我不清楚。大约是在1940年前后。因为1939年伪北大文学院成立时，那时还未听说有什么华北作家协会活动。华北作家协会，属于伪华北行政委员会情报局。情报局长是管异贤，他一向把持北京新闻界，是报界一阀，所以华北作家协会和当时其他报社，都是属于情报局领导的。华北作家协会从40年（？）起，由柳龙光负责”。（《十二、补写材料 关于华北作家协会》）
伪北作家协会成立于1942年9月13日，其旨趣是“谋华北作家精神之融合团结，以促进文学艺术创作作家之发展，用资华北文化之再建及国民中心思想确立之一助，而实践新国民运动，完成东亚解放”。 只要对此认同，都可入会。柳龙光为华北作家协会干事会干事长。
沈启无说的“华北作家协会和当时其他报社，都是属于情报局领导的”，不确。事实上，在北京沦陷区，中国文化人大致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伪华北作家协会，其后台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报道部。机关刊物是《华北作家月报》，后与《中国文艺》合并为《中国文学》；一派是以沈启无为首的“北大派”，其刊物是《文学集刊》，后台是新民印书馆；一派是以周作人为首的“艺文”派，都是老作家，后台是“中国文化振兴会”，刊物是《艺文杂志》，还印行“艺文丛书”。伪华北作家协会会员包括了后两派人在内。三派之间有合作，更多的是争斗。
沈启无在该篇材料中又称：“日本文学报国会作家来北京时，华北作家协会开会招待，也常请我去参加，我和该会负责人柳龙光平时也无来往。华北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除李景慈（张铁生？）外，其他一些青年，我都不认识。”
华北作家协会刚成立时，沈启无连同钱稻孙、管翼贤、陈绵等伪华北文化界名流就成了为该协会的评议员。此后，沈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华北沦陷区的媒体上。作为华北作协的重要成员，他常常是华北作协举办招待会的负责人，而不是像他说的是华北作协“请”他去的。他与柳龙光因公务往来频繁，私交甚笃，共同负责组建中国统一文学团体（后来因种种原因流产），同为华北作协的中坚力量。
三、关于“破门事件”
1944年3月，发生了“破门事件”，沈启无与周作人关系破裂。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43年8月，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发言，攻击周作人为思想反动的“文坛老作家”。他的发言《确立中国文学之要点》刊载于1943年9月日本杂志《文学报国》第三期上。周作人得知此事后，不禁产生疑问：这个日本人是如何知道他文章的内容的？他想起1944年2月在关永吉编的《文笔》周刊第一期上署名“童陀”的一篇题为《杂志新编》的讽刺杂文。文章有这样的话：“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着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岂不大妙。”周作人弄清楚这“童陀”就是沈启无的笔名，似乎恍然大悟，于是认定那个向日本方面检举他的人就是沈启无。他推断其来源是片冈得之于林房雄，而林房雄是得之于沈启无的。 于是，1944年3月15日，周作人作《破门声明》，向有关方面发出，并在报上登载，并写了《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一封信》等几篇文章进行攻击。
沈启无说自己是无辜的（《三、1937—1945年沦陷时期》），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尽管始终缺乏确凿的证据，周作人的推断不无道理，日本文学报国会小说部参事林房雄的一篇文章可以作为佐证。1943年11月《中国公论》第十卷第二期发表发表辛嘉译林房雄的文章《新中国文学的动向——与沈启无君的谈话》，译者在附记中介绍，此文原载于8月24、25、26三日间的《每日新闻》。时间正值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林房雄所记是他与沈启无的一场谈话。作者对沈启无加以描写和赞美，大谈与沈的“信赖和友情”。并且说道：“北京成立了艺文社（周作人氏主持），发行《艺文杂志》和《文学集刊》，《艺文杂志》为文化综合杂志，它不能成为新中国文学运动的主体。沈君的信念是有良心和热情的文学者结为同志，向青年知识阶级中深深培植根基而前进时，第二次中国文学革命方有可能。”不难看出，在周、沈之间，他是有褒贬的。他还对《艺文杂志》已出二期，《文学集刊》迟迟未能出版抱不平，有意识把二者对立起来。正是在他的直接干预下，《文学集刊》才得以面世。他们还谈了南北文学者统一的问题。沈启无的谈话中颇多对日方的谄媚之词。在这样的情况下，沈启无是很有可能检举周作人的动向的。
沈启无还说只有南京的胡兰成等少数人支持他，实际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忽略了以《中国文学》杂志为阵地的伪华北作家协会柳龙光等人对他的声援。“破门事件”发生后，《中国文学》1944年第四号头版登出柳龙光《国民文学》一文，旁敲侧击第把周作人看作落伍的“反动分子”。“我们怎样才能发挥‘国民文学’的真价呢？我要用周作人氏在他的《新中国文艺复兴之途径》一文里所说的：‘作这个工作的人须得一心为国家民族尽力，克复一切为个人为派别的私意。’因为这意见是使我们非常感动过的。”这里用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第5号头版发表陈鲁风的《铲除‘国民文学’前进途上的障碍》，不点名地指责周“以其卑鄙的反动行动来损毁青年们的向新建设前进上的热情”，视之为“国民文学”前进途上的障碍，重申片冈铁兵的“扫荡‘反动作家’”的话。柳龙光在第八号的《编辑后记》中肯定陈鲁风的文章与该刊发表的另一作者的文章，“是冲洗那陈腐顽固的斋堂文学，呻吟文学以及鸳鸯蝴蝶派的两条巨流。”另据陈玲玲女士介绍，她去年11月拜访梅娘时，梅娘说沈启无与柳龙光私谊甚厚，沈启无经常到他们家做客，向柳龙光诉说周作人的种种不是。由此可以看到，把周作人视为“反动老作家”的话并不仅仅出现在沈启无以“童陀”的笔名发表的文章里，在“破门事件”的背后有着沦陷区附逆文人的派别之争；并且还有着周、沈二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关系因素介入。周氏与文学报国会是有过节的。林房雄对周作人和沈启无的不同态度，就有个人关系的因素在其中。1943年春天林房雄作为文学报国会的文化使节来北京，周作人看不起这个曾经是左翼作家的转向者，对他有意冷淡。而沈启无则竭诚接待，在北京中山公园召开文学茶话会，由林房雄与河上彻太郎讲文学创作论，林房雄在演讲中开始攻击“中国的老作家”。 周氏也并没有亲自参加由文学报国会策划的两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文学报国会方面当然希望有周作人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参加。
沈启无的自述写于那个非常的年代，并不是在写回忆录，实际上是被迫写的交待材料，难免为了自我保护而隐瞒了一些事实真相，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还有一些情况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不确。我们是需要同情心来对待这份材料的。
(载《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
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的历程（1925—1949、2燕京大学地下党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8，28页。
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656页。
见1942年10月《华北作家月报》创刊号，4页。
周作人：《文坛之分化》，原载1944年4月13日《中华日报》，收入《周作人集外文》，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周作人：《文坛之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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