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帆

上次我们对文革初期造反势力的创始者的成分问题谈了一点初步的看法，这里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人在以后的时期里政治地位变迁的大体情况作一简要的表述。

一
在文革初期崭露头角的流氓——有流氓习气的——政治流氓（以下用造反首创分子一词代表）当然地成为许多群众性造反组织的首要人物和中坚分子，因为是他们拉起了队伍，又能在斗争中异乎寻常地敢冲敢杀。这些造反组织在夺权斗争前大抵已是当地起主导作用的或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派别和势力。
当时中央的文革派运用种种谋略正在全国各地物色和扶植可靠的、影响大的造反组织来左右当地的政治局势和走向，这是文革派把对文革的领导权具体化的一个战略步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首创分子把持的造反组织和势力纷纷投靠文革派，充当了文革派的御林军，在当地呼风唤雨以主宰者的面目出现。
当文革发展到夺权斗争的非常时期，各地造反的群众组织围绕着权力分配问题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包括武斗）倾轧，可称之为“全面内战”，此乃文革中最精彩的一幕。
许多受文革派支持、由造反首创分子把持的能量大的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中占了优势，他们板倒对手，联合附庸，逐步地在省、市、自治区一级控制了局势并实施了夺权。各地县市乃至各级基层的夺权斗争情况大致如上。当上上下下进行夺权斗争的大混战终成定局后，各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涌进了大量的造反首创分子。
整个的夺权斗争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千变万化的纵横捭阖的过程。在权力斗争中，帮派体系初步成型。围绕权力的再分配，在一定范围内的实力派一方面加紧网罗亲信，结党营私；一方面积极投靠上一级权威势力，以取得支持和默契。正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性，使得文革派与地方上的造反首创分子把持的帮派势力结下了“天赐良缘”，地方上的帮派势力再往下一层一层地扎下根基。但好景不长，由于帮派势力本身的素质问题，很快就开启了连绵不断、纠缠不清的帮派斗争。
进入各级权力机构的大量造反首创分子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早期形势发展的过程中就被逐步淘汰，因为其本身的劣质性已不为形势所需要、不为处境所允许、不为当政者所容忍，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争权夺利中因种种原因被排挤掉的一方。
2．与上级的权力意志相违背，独断专横，大闹派性，被从权力机构中解除出去。
3．在新形势下终因无知、无能而又无赖，有碍于临时政权的形象和最低维持水平，被从权力机构中剔除出去。
4．流氓习性不能自控，经常出错，甚至犯事，产生不良影响，被从权力机构中开除出去。

这是对造反首创分子的第一次清洗。当时刚刚夺取执政权的当权派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对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囊肿”进行必要的“外科切除手术”。
继续留在各级权力机构内的造反首创分子大都窃据了主要的行政要职。由于当时党组织停止了活动，故而行政全权领导一切。这一时期是造反首创分子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的时期，他们在历史的好时机里得意忘形。
整党建党开始后，各级党组织陆续恢复其领导地位。造反首创分子趁机又向党权进军，凡不是党员的造反首创分子以当然入党的气派纷纷企图钻入党内，在“突击加工”和“越俎代庖”的方式下，大批造反首创分子取得了党票。但由于此等“新鲜血液”毕竟在党员比例中占小部分，况且在恢复了的党组织领导中还是以原有的党员干部为主，所以造反首创分子在党内的活动能量仍然受到一定的遏制。
自“九大”以后，形势渐趋治理和稳定，尽管发展是缓慢的。在这以后的政治斗争中，造反首创分子基本上是以“革命委员会”为基地；以工会为“桥头堡”。在各级权力机构中参与执政的造反首创分子，他们的欲望、言行和命运在新形势下已经被一条战略性的路线连接成一个整体。尽管他们在意识上、习性上还具有各自的离间性，但他们的社会活动已不再是仅仅表现为狭隘集团的种种欲望和利益，而是体现了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前途的深刻影响。

二
林彪势力垮台后，一九七二年，随着批修（林）整风的全面展开，社会各方面在整顿问题上反映强烈，从而在局势上形成整顿的重大转折。许多方面的工作有了新的开端，大批在文革中受到清洗的干部获得了解放，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回到了原来的权位或被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这些人与挤进领导层的造反首创分子相处，双方在思想、文化、作风、修养、经历和感情上都大相径庭，因而总是显得矛盾重重。造反首创分子中的不同派别和被解放、结合的老干部之间，形成了这一时期权力机构中“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的政治局面。
在冬去春来、万象复苏的整顿形势下，权力机构中又有部分造反首创分子受到了清洗。这是第二次对造反首创分子的清洗，其对象仍然是上述第一次清洗的范围内的人等，只是这一次的意义要深刻得多。
其一，预示着权力机构由临时性向正式性作实质上的转变。
其二，预示着造反首创分子在政治地位上开始实质性衰退。
其三，预示着整顿的形势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以上三点的基本特征是：“旧事物”力图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恢复。

林彪事件所产生的真正的正面社会效果都显示在72—73年间的批修整风阶段，实质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文革的清算。就在这个时期，权力机构中的造反首创分子已完全被纳入“老造反”这一政治归属的概念。他们在整顿的浪潮袭来时，明显感受到了文革初期“走资派”所感受的那种氛围。他们一方面显得内心惶恐；一方面则在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在整顿形势下，正统势力逐步抬头，但广大人民对此还没有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一九七四年一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这时的四人帮势力已成为独立的权力结构左右着局势的走向。他们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要对72—73年间的整顿予以反击，并以此捍卫他们理念中的文革“成果”。在权力问题上，四人帮势力认为：
1．在文革期间尚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没有夺到真正的革命派手中（或者说没有彻底夺到）。
2．许多当时已经夺过来的权力后来又被右派夺了回去。（也就是张春桥因此而提出的“得而复失论”）
根据以上两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下的权力机构又须经历一番动荡、分化和改组。一方面是正统派的循序而退；一方面是老造反的卷土重来。权力机构得势的帮派势力拟定了之前受到压制和打击的老造反的名单予以落实政策，恢复名誉；重新配套使用，封以高官厚爵，或者再次突击提干，突击入党。而对于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犯罪的老造反，则酌情从轻处理，不在话下。对前一时期一度得势的正统势力和异己力量则进行反清算斗争，予以打击报复。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复杂的派系斗争重又死灰复燃，情况激烈，方兴未艾，直至武力相向。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老造反为主的帮派体系在权力机构中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工会在运动中扮演了“冲锋队”的角色，公然向以正统派为主的党组织挑战。运动之前的整顿形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整顿的势头半途而废，这就是四人帮势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战略意图和目的。
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的帮派权力体系的政治危机得以度过，四人帮的权力基础得到了新的充实和加强。四人帮与老造反之间在政治路线上的一致和组织路线上的勾结，完全是由他们的共同利益和思想本质所决定的。在同权力机构中的正统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以老造反为核心的帮派体系日趋成熟，更加丰富了他们进行权力斗争的经验。
如果说在文革夺权后权力机构为大批造反首创分子所把持还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到了批林批孔期间老造反势力再次勃发则只能是具有腐朽、没落的意义了。而再到后来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帮派势力再度上升，则是一种回光返照、垂死挣扎的表现。
权力机构中的以老造反为主的帮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低能；在工作业务上无能；在作风品质上恶劣，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和全部的政治活动就是奉行四人帮的路线同一切以正统派为主的变革、整顿势力进行殊死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政治局面势必造成社会长期陷入动乱状态，建设搞不好，经济上不去，社会风气在富丽堂皇的意识形态躯壳下每况愈下。面对如此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阴暗面，四人帮总是以“形势一片大好”一言以蔽之。

三
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第二个整顿的转机出现。形势发展更加深沉，更加凝重，整顿的最大障碍和阻力依然是四人帮势力。由此反映到下面的矛盾则是整顿势力与各级权力机构中帮派体系的矛盾。邓小平作为这次整顿的导演，在上与四人帮作明争暗斗；对下则要求各级整顿势力“敢”字当头，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再次向以老造反为主的帮派势力开刀。形势发展至此，帮派势力在地方上造成的矛盾，影响大的由中央一级直接干预解决；影响小的由各级整顿势力进行处置。一时间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上对“反潮流”猖狂的帮派分子采取挂职下放、调离、降职等措施，直至撤职查办、逮捕法办。
四人帮面对邓小平整顿的局势痛心疾首。四人帮与各级权力机构中的帮派势力是一个战斗的整体，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种紧密的组织关系是四人帮推行其政治路线的关键。一旦这种组织关系被切断和摧毁，就必然会危及四人帮势力的政治命运，并最终导致其彻底完蛋。四人帮势力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场性命悠关的斗争的严重性，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与被称之为“还乡团”的整顿势力决一死战。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展开，各地各方面受到压制的帮派势力纷纷开始反扑，打击整顿势力；恢复昔日权势。他们从受压中解放出来；从牢狱中重回社会舞台，作为四人帮势力的别动队和在各地各级的代理人，为了挽救自己这个集团的破败残局，焕发出了极大的战斗热情。
在有些地方，如上海，帮派势力比较稳固，受邓小平整顿的形势影响较小，因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局势动荡不大。
粉碎四人帮后，其帮派势力也随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树倒猢狲散”，各级权利机构对帮派势力进行了第三次清洗，也是最后一次清洗，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从根本上被彻底铲除。
造反首创分子——老造反——帮派势力，这些在历史的长河中泛起的沉渣，曾经威赫赫不可一世；中途惶惶然命运多舛；最终凄惨惨昙花一现，当然地被淘汰和消灭。
历史能够让一些人从地上升到天上，也能让他们从天上回落到地上，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无情而又伟大之处。

此文拟写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修改于一九八0年一月，刊载于一九八0年五月《同学》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