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帆

文革开始后，在党的号召下，在红卫兵运动的宣传鼓动下，文革的真正动力——五颜六色的造反势力在全国范围里争相崛起，纷纷登场。我们从这些造反势力首先发难的人群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人大抵是属于以下范围之内的；流氓——具有流氓习气的——政治流氓。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些人作为这个伟大革命的动力而首当其冲地揭竿而起呢？
要理解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当时一定的环境里去认识，去考察它基本的历史联系。
根据文革前夕的具体社会状况，我们把当时的人群（除未进入社会的在校学生外）大致分为六个部分，以便逐一来分析（简略地）这六个部分的人群在文革初期特定环境下的处境和政治态度。

干部——这一阶层在文革兴起后随即就感到风雨飘摇，人人自危，成为承受文革浪潮冲击的漫长堤岸。特别是他们中的上层干部，已成为官僚主义的代表，是文革的对象，是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走资派”的主要构成。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政治作为就是怎样竭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及减少运动造成的伤害。

社会名流——在文革开始之前，文艺、教育、科技等领域已经开始非难他们，文革开始后他们最先受到猛烈的挞伐，是“黑帮”的主要构成。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情感是愤懑或惆怅、痛苦和失望。

“既得利益者”——
1．党团骨干、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等。他们对突然爆发的文革不能理解，从感情上来说一时难以接受许多激进的思想和现实。他们的个人经历、思想品质及利益观念（着重是政治地位）使他们后来成为“保皇派”的主要构成。这就是这些人在文革初期的政治态度。
2．一些经济上比较富裕或经济生活正处于“蒸蒸日上”者。他们极其厌恶政治运动，担心会有损于他们的物质利益，他们需要在安定的环境里来递增自己的财富。他们的个人经历、思想品质及利益观念（着重是经济地位）使他们后来成为“逍遥派”的主要构成。这就是这些人在文革初期的政治态度。

敌对阶层——已经确定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以及与之有种种牵连、依附的人等。地、富、反、坏、右，他们从解放后以来就陆续成为专政对象，文革开始后再加上资本家和黑帮，总共称之为“黑七类”，他们在任何时期都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条件和力量。

其他民众——这是一个庞大的阶层，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只是从一般的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阶层的状况。
1．社会状态的稳定总是社会变革的惰力。从既定的协调关系到循规蹈矩的社会风尚；从保守习气的遗传到事物的相对静止，社会一旦要经历巨大的跳跃，就必然在一般群众的思想和心理上有一个相适应的过程。
2．在文革前夕，从整体上来说，广大群众与社会发展并没有突出的利害冲突。文革在这儿找不到它想要代表的利益诉求，只能是竭力诉诸于精神的力量，由此使得广大群众在文革初期很难焕发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
3．没有什么比文革的特殊内容和形式更能使广大群众困惑不安的了。文革的宣传发动有个渗透期；人们的认识有个适应期；思想转变有个过程，这些都不能不使广大群众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时陷入某种迟疑和无所适从的境地。
4．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品质等诸因素，比如人们的阶级感情；对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以及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等，这些都对文革形势的发展起着缓冲和迟滞的作用。
从以上四点联系起来看，我们认为其他民众在文革初期的政治态度是消极的观望。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大致分析以上五个部分的人群在文革初期的处境、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可以看出属于以上范围的人（除了从其中析出的部分人外）是不可能在文革初期带头起来造反的。
基于这样的结论，可以说在文革初期的特殊条件和特殊环境下，不得不由第六部分的人群来进行文革实质性启动的“第一冲程”。他们是自发的，这种自发性缘于他们的特性与时代需求的巧合，又形成了历史的必然性。
流氓——具有流氓习气的——政治流氓，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六部分人。他们的来源是：前两者主要从上述的“其他民众”中析出；后者则主要从上述的“干部”中析出。
接着我们来大致分析一下这第六部分人的状况，从而为上述的看法提供依据。

流氓——由社会各方面的堕落分子所构成的“渣滓残屑和糟粕”，是一帮“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浪荡之徒”。这些人在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之前基本上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最主要的思想根源是传统的习惯势力和腐朽的道德意识。他们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经济生活上都处于较下等的地位。他们极为强烈地表现出追求私利的欲望，一旦得势则会具有爆发户的那种特有的贪婪。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大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性情放肆，浪荡不羁，愚昧无知，昏庸鄙俗，粗鲁莽撞，野蛮无赖。他们的具体表现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就是：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损人利己，假公济私，偷窃扒拿，投机倒把，吃喝嫖赌，行凶闹事等等。
具有流氓习气的——和以上情况相似，只是在不同程度上轻微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向好坏两个方面转变的可能性都有。
政治流氓——在政治上耍弄流氓作风和手段的人。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有一定的知识和涵养，因而更加老练、奸诈。有一套混世的本领和做人的诀窍，品德之恶劣甚至超过一般的流氓，只是常常在温文而雅、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下。他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破坏性很大。

在文革初期首先造反起事的人当中，流氓占一小部分，他们地位显赫；具有流氓习气的人占大部分，他们拥有实权；政治流氓占一小部分，他们地位稳固。以上这些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不得不跳出来干一番冒险的事业，他们的成功并没有什么奥秘，只不过是他们的特性和爆发力恰好与文革初期的政治需求相吻合，使得各自都找到了最合适的切入点。
这些人得以在政治舞台上一蹴而就，成为万众瞩目的时代宠儿。因此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恶劣性；能尽情满足其追名逐利的欲望；能竭力发泄其对现实的不满（包括私人报复），他们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他们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来。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把持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权力机构和组织，并且直接影响着文革的进程，这是历史的不幸。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他们成为身体力行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信徒。
这帮势力先是在文革初期崭露头角，后是在夺权斗争中捷足先登，继而在全面内战中大打出手，再后来在批林批孔中反攻倒算等等。他们在扮演完本身的历史角色之后，逐步分化和改组，最后都归顺到了四人帮的麾下。“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不稳定的，虽然能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注：引文见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流氓创业”，历史上的“开国皇帝都是小流氓”。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某些先生发明或发现了以上的说法，并大肆张扬为普遍的规律。这就使他们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决定胜负的不是什么“流氓”，而是在于最终符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此文写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刊载于十月十五日《鱼园》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