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山忻氏，据家谱上说，最早的祖先是在福建南安，所以后来在陶公山建了一座桥就命名为“南安桥”，以表示不忘祖居。
但正式可以看到记录的是在家谱上有一位祖先叫忻都，而在元代历史上也有两位在鄞县和定海做过县官的人叫忻都。家谱上的忻都后来在定海金塘岛定居养老，那是因为他在定海做官时爱上了金塘岛的风景，所以他留了下来，而他的子孙，却有留下的，也有回福建老家的。可以说，那时的忻家人应该算是福建人。
据家谱记载，到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年）时，驻金塘岛的居民都被命令要入关，于是忻都的长子忻敬宗回了福建，据说是回去袭职的，不知有什么职务由他去继袭。但次子忻睦宗迁居到了定海城中的车苏巷居住。
到了忻都的曾孙（忻睦宗之孙）忻仲仁时，开始从定海的岛上迁居到宁波的大陆上，那时可能住在镇海的小港，娶的是小港的周家女儿为妻，死后也葬在小港。
而忻仲仁的兄长忻孟仁则迁到台州，可能是临海、天台忻氏的祖先之一。忻仲仁的弟弟忻季仁也因服军役回到了福建。
后来忻仲仁的孙子忻福，因娶了梅墟的魏家女为妻，可能又迁居到了梅墟，尽管他死后也葬在小港。但他的儿子葬在梅墟，就说明忻家后来是居住在梅墟了。
在这时，忻福的弟弟忻祉却迁居到了德清，成了德清忻氏的祖先之一。
忻福的孙子忻胜道，虽然他死后也葬在梅墟，但家谱中却记载他迁居过陶公山，估计那时他居住的时间不长，所以后来家谱中不把他当作陶公山始迁祖，而只把他的曾孙忻颛当作陶公山始迁祖。
而当忻胜道的孙子忻城娶新盐场的俞家女为妻后，忻城的次子忻顗也娶新盐场的俞家女为妻，他们父子两代都娶新盐场的俞家女为妻，据此，也可推测在长子忻颛迁居陶公山之前，他和他的父亲住过新盐场。
当忻颛（端一公）迁居陶公山后，他的弟弟忻顗（端二公）却又迁去了定海金塘岛墩头王定居，现在，我们没看见定海忻氏端二公的家谱，所以不知道端二公的后代是否还在定海居住？但据定海县志记载，定海忻氏是从宁波陶公山迁去的，难道真的没有调查出其他忻氏老谱中的后代吗？
自从忻颛（端一公）迁居陶公山的时间，家谱中并无记录，据推测那应是在明代正统年间，当时他应已成年，二十岁左右，已有一位陈氏夫人，而据当时家谱记录，他的曾祖父忻胜道也是位长寿老人，从1370年活到1437年，在当时活了67岁确实也是老寿星了，那时的忻氏家族也是四世同堂。
据家谱记载，忻颛（端一公）于1435年生下四子忻尹观，这是有疑点的，因为据家谱记载那时忻颛（端一公）才十一岁，不可能结婚生子，家谱中也认为因嘉靖八年因灾失谱，在记录上有紊乱，但因无本可据，也只好先据传说记下来了。因此忻颛（端一公）的生年是需要重新考证的。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是∶陶公山忻氏的家谱由于嘉靖八年受灾，失去了早年的准确史料，在编年表时是没有明确证据的。但到了忻颛（端一公）于1435年生下四子忻尹观后的谱表应是详细而不大有误的了，因为嘉靖八年（1529年）受灾时，忻氏家族在陶公山定居才三代，离1435年四子忻尹观诞生不满一百年，家族中记录这几代人的经历还不难，陶公山忻氏四个房派中的房祖虽都已去世，但忻顗（端二公）的长子忻尹尚还在，据家谱记有他的生卒年，可知忻顗（端二公）父子去定海后和陶公山忻氏还是有来往的，所以才记录清晰。由此也可知，陶公山忻氏在嘉靖八年失谱后重修的家谱是可靠的。也就是说，陶公山忻氏自尹字辈第一代开始一直到之字辈第二十代人的辈份排列记录是完整的。只是由于这五十年来，陶公山忻氏的家谱又受了一次灾，使家谱损失一半，眼下只有第三、四房勉强凑成到1948年前完整家谱，第一、二房的家谱已残缺凌落了。
忻颛（端一公）娶有两房妻子，生有四个儿子，前妻陈氏生有三个儿子，即忻尹庄、忻尹海、忻尹通。陈氏死后，忻颛（端一公）又娶了包氏，生有一个儿子，即忻尹观。这四个儿子成了陶公山忻氏四个房派的始祖，忻尹庄、忻尹海、忻尹通分别是老大房（堂号听彝堂）、老二房（堂号亦政堂）、老三房（堂号本仁堂）的始祖，忻尹观则应是老四房（堂号竹介堂）始祖，但由于包氏夫人不满于其他人叫这一房是小房（因是小儿子，简称小房，但也有与小老婆叫小房相混的嫌疑，而包氏夫人是续弦，不是小老婆），所以又叫大小房，又把小字音叫成“沙”音，这就是四房由“大小房”转音“大沙房”的原委。而这四个房总的老祖堂号叫四如堂，意思是让这四房的后代能各如其所。
陶公山忻氏是从明代开始在陶公山繁衍生息的，到民国年间的1940年代时，有了第十八代鼎字辈，整个家族发展成一个拥有三千户、一万多人的大家族。自明嘉靖八年（1529年）老谱受灾五十年后，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起修家谱，到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修谱隔了103年，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隔了73年后第三次修谱时，已有忻氏千馀家，十五代传人。
到了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年），距上次修谱时隔53年后再次修谱，由于当时已有两千多家人，于是开始分房修谱，并先修成了老大房（堂号听彝堂）、老二房（堂号亦政堂）、老三房（堂号本仁堂）的家谱。
两年后，在清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年），老二房宗谱中第三代“江淮河汉”四房中的江房文德公、文明公两派支谱修成。
到了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距上次修谱时隔43年，忻氏前三房各房支谱重修，而同时竹介堂谱也修成了。
到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老二房谱又开始续修，已议定了二十年一修的规矩。
于是两年后的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又续修了竹介堂谱。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 ）又重修老二房谱。到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老大房、老三房支谱和四房支谱分别修成。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老二房谱又重修成，由于老二房人口最多，所以修谱最勤，卷帙也最多，有二十三册。
而到了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到三十六年（1947年），老大房谱、老三房和四房谱才分别修成。这也是陶公山忻氏最后一次修谱。
1949年后的五十多年中，陶公山忻氏没有修过新谱，由于人口外迁越来越多，修谱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陶公山忻氏的首次建立忻氏宗祠是在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年），那是忻东园花费了自己的财产所建，地方是在许家屿。后来在陶公山有忻氏宗祠大大小小近二十个，但迭经变迁，现在已只能看到十多个遗址了。到了2007年，老大房的忻氏宗祠再次修复，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沧桑岁月。
忻颛（端一公）的墓在陶公山上，他的墓下右侧是他的孙子忻子西之墓，到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忻氏族人重修了忻颛（端一公）始祖墓。后来这个墓荒湮在山间土中，路人走过而不知。到了1995年，又重修了忻颛（端一公）始祖墓，现在这里已成了东钱湖畔的名胜古迹之一。2005年忻子西之墓亦修复，而这时由于东钱湖要开发建设，沿湖所有坟地全部动迁，因此，本来有众多忻氏子孙墓相伴的忻氏太公墓，现在只有一个孙子的墓相伴了。
陶公山忻氏自忻颛（端一公）的儿子开始有了二十字的排行，即∶尹子广金木，水应耀君思，孝德自成礼，元贤鼎尚之。后来又拟了后四十代排行，即∶光祖在为义，传家于积仁，学诗开宏绪，修道兆其昌，秀毓观嘉会，敦和循理章，大经师绍定，克从永世昭。现在可能已排到“祖”字辈。现在常见的辈份是“成”字辈到“祖”字辈，从族内来说，已是九世同堂。
陶公山忻氏从务农、务渔为生开始，后来也有了读书人，有名的“钱湖十景”就是清代的忻氏文人忻恕、忻鉴等拟定的，还有好几位忻氏族人作诗吟咏“钱湖十景”，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
到了清末，忻江明在两年中先中举后考上进士，成为陶公山忻氏家族唯一的进士，他博览群书，不但为编选乡土文献《四明丛书》做了不少工作，也为后两次修纂忻氏宗谱作了重要贡献。
进入现代社会后，陶公山忻氏有不少族人在完成高等教育后成了教师、医师和工程师，并有不少是高级专家，如数学家忻鼎稼、生物学家忻介六、物理学家忻孝康、化学家忻定茂、电子专家忻贤杰、无线电专家忻鼎勇、教育学家忻福良、航空医学专家忻美娟、心血管医学专家忻伟钧、管理学家忻榕等，还有一些族人在报社和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工作如忻才良、忻美福、忻迎一等，各自拥有自己的事业和成就。
从近代开始，陶公山忻氏有不少族人由“东钱湖老大”的木船渔民很快转成了轮船驾驶员，在内河航运乃至远洋航运中大显身手。还有不少人由开小店发展成中小企业厂商，有的还当上了行业的领袖人物，如上海猪行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忻筱康（礼科）、江浙内河轮船公司总经理忻礼庠，更有担任香港甬港联谊会永久名誉会长的忻礼轼。
而在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群中，也同样有陶公山忻氏族人，如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忻元锡、为抗日而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忻元存（吴子平）、忻志鹏等。而在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更有忻可坊、忻顺康、忻德昆、忻国龙、忻平、忻琪伟等。
1998年，在忻元锡、忻可坊等支持下，忻锦昌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忻氏联谊会，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成为上海鄞州经济建设促进会的团体会员，拥有了二百多忻氏会员，出版了二十多期会刊。忻氏联谊会每年举办好几次联谊活动，联络了忻氏在浙江天台、嘉兴、德清、定海和河北张家口的各地族人，在忻氏族人中有了不小的影响。
总之，随着社会的开放，上百年来，陶公山忻氏族人已从陶公山走向了世界，在海内外所见的忻氏人物大多是陶公山忻氏族人，不少人都很有成就，这是值得陶公山忻氏族人自豪的，也是激励陶公山忻氏族人努力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