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鹃

有了快捷的交通工具，人类生活的节奏就变得快了起来，人生的时间也好像长了好多，人生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就是在一次有意义的历史瞬间，开始收藏了第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电车票。
那是1975年的12月10日，一个寒冷的冬晨，我和同学约好了去复旦大学看电影。那时看一次电影好像也不容易，特别是看不化钱的电影，而我居然会同意一清早从市中心赶去边远地带，是因为去看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那个片子还居然在一清早七点多放映。从淮海路坐18路电车去虹口公园，再换3路有轨电车去复旦大学，一路上车也不挤，因为五点多时还没有赶着上班高峰时间。那天清晨的3路有轨电车也没什么异样，叮叮当当地开到了复旦大学。现在我已经忘了这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的故事情节和任何镜头画面，只模糊记得那电影海报上有个戴着船形军帽的战士，可我却永远忘不了我回来时已坐上了93路公共汽车，再也没有了3路有轨电车。从那天起，上海废除了最后一条有轨电车线，我去复旦大学时乘坐的3路有轨电车，是到了终点站后就进车厂报废了。
我坐在93路公共汽车上，拿着那张面值八分而加盖着“一角”二字的车票，既感到幸运，又感到遗憾。幸运的是我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送走了最后的3路有轨电车，坐上了刚开第一天的93路公共汽车。遗憾的是没把刚才坐3路有轨电车的车票保留着，失去了一个机会。
后来看了上海有关电车的史料，才知道上海的有轨电车竟比公共汽车使用得还早十多年，在1908年2月，上海法租界开通了第一辆有轨电车，3月5日，上海公共租界又开通了有轨电车。而无轨电车则在最早在1914年11月开通，公共汽车则最早在1924年10月9日开通，而现在上海人稀奇的双层公共汽车则最早在1934年4月1日就有了。
当我在那张93路公共汽车上买到的加盖车票背后写上“1975年12月10日清晨，上海废除了最后一辆有轨电车”，那时心里想的是，我们废除了落后的有轨电车，用上了新型的公共汽车，那是新中国又强大了。那时还真是那么想的，根本没有现在那些“环保”啊什么的“绿色”思想！
到对历史有了些观念意识后，收藏一些老的、新的车票，还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了，那会让你对一件新事物的诞生有一个宽容接纳的心态。
据史料说∶刚开始的电车从静安寺驶向外滩，那车厢里只坐了二十四个人，还有一半是洋人。因为当时上海人刚接触电，只是知道用电会把灯点亮，也明白触电会死人，所以有“坐电车会触电”的谣言，于是，坐电车的人大多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像第一次在电车上坐着的中国人就有上海总商会的头面人物朱葆三、虞洽卿等不怕触电的。
更有意思的是，上海有个叫王无生的文人反对无轨电车，在《神州日报》上写社论痛骂洋人搜刮金钱，断绝我们一般人力车夫的生计。捍卫民族经济的声音也让洋人害怕，于是居然派巡捕四出捉他，把王无生硬是逼出了上海。
当然，经济上的冲撞也有广泛的政治、文化背景，洋人们为了在殖民地推行他们认为合理的制度，过他们舒适的文明生活，就会做出让中国人感觉非常无理的举动。洋人们在有轨电车后加一节拖车，不设二等，直接称为三等车，卖三等车票。把洋人坐的车厢叫头等车，而中国人穷，只能坐坐三等拖车，这就是一种经济歧视和种族歧视，这种把中国人民当三等公民的态度，自然会让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愤慨，于是，常会在这三等车厢中怒吼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之声。而我收藏的那几张三等车票，自然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抗战时，日军侵入上海，焚烧屠杀，把上海的繁荣化为灰烬。当时有辆16路电车是由曹家渡沿着苏州河行驶的，由于眼前是一片断墙残壁，十分荒凉凄惨，好多人坐在车上伤心落泪。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苏州河北，一颗炸弹扔到了苏州河南边，正中16路电车，死伤了三十多乘客。中华书局的《辞海》编辑胡君复老先生家住澳门路，不忍看这让人吃不下睡不着的情景，出外再不乘16路电车。我藏着的那张日本占领上海期间的16路电车票，让我永远记住那个悲惨的时代。
旧时代的电车票是陈旧、灰暗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受到收藏品市场的追捧。其实，新时代的车票也同样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不少“文革时期”的语录车票就是很有特色的收藏品。同样，前几年风行一时的广告车票也很有收藏和观赏价值，特别是那张目前唯一惹了广告语官司的仙鹤墓园广告车票，必将会成为珍稀票品。至于三枪集团的那套不知有多少张才算一套的广告车票，更将会成为车票收藏家的掌上明珠，其收集齐全之难，一点都不亚于中五百万大奖！
收藏车票，是好多人不屑于做的事，可我从这小小的车票里看到了历史，看到了人类生活的进步，看到了人性的闪光。记得还在读书时，有一个同学常骑车去那些车站捡车票，甚至去很远的终点站，当然，他捡车票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报销车费，或转卖给别的同学报销，为自己家多攒一些钱，这是那个什么都斤斤计较的年代里一个陈旧的故事。可这个故事的背后，不是还会告诉我们更多的故事吗？我看到我的那些电车票，常常想起了那个同学，那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