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中国第一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当“反革命”，坐过十年大牢，退休戏曲研究员，名满天下的作家，经过大波折，见过大世面，但是享受“黑名单”禁文禁书的待遇，也就是这三五年的事。她的写作，大致是三类人，右派，伶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遗老、贵族，有的人与她的父亲她的家族有关，罗隆基、史良、储安平、聂绀弩、张伯驹、翦伯赞等；一些人与她的专业、偏好有关，也有的与她父亲有关，马连良、尚小云、言慧珠、叶盛兰、程砚秋等。

这些人，政治家、学者、报人、收藏家、艺术家，个顶个的传奇人物，也是革命年代的敌人和边缘人，他们被斗争，被洗脑，被作贱，被侮辱，有的郁郁而终，有的死于非命，大多命运悲惨。章伯钧，罗隆基，“章罗同盟”的两个头面人物，直到今天没有平反，还是革命的敌人，为官方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定性垫着底。

打了五十几万人的右派，到了八十年代，几乎全部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最后死活揪着几个人不放，说这几个人——约五十万分之一——是真右派，当初打得没错，其他是“扩大化”。这是对人类词汇“扩大化”最离谱的解释了。

章诒和写完马连良《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往下写什么，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辩论。章大姐倾向于接着写一批京剧界艺术家，有朋友反对，说章诒和熟悉与章家交往甚密的一些政治人物，写这些政治人物，题材重大，伶人比较轻，可以往后放放。

章诒和吃饭坐我旁边，问我什么意见，我说，不同意这种说法。政治永远是短命的，政治人物也是短命的。革命，政治运动，伤害最大的是什么？是传统、文化、艺术。这些东西是一个民族最珍贵最柔软的部分，生长起来不容易，保持和继承下去更不容易，作贱并毁掉却很容易。什么主题比这个主题更重大？

还有，我们和章诒和聚会，伶人轶事，梨园行规矩，听她说起来，唱念做打，翩翩而动，多是时代的悲凉和宿命。她说：“戏如人生！”她是准备把“伶人系列”当作人生来写的。跟人心和人生掂量起来，孰重孰轻呢？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好气派的马连良，一代宗师，还有跟马连良同量级的一些艺术家，后来竟被蹂躏和改造得那般哆嗦、猥琐。更深夜静，读得我内心发颤。大家商量，想分三次在《冰点》发，或者慢慢连载，但又害怕被上面腰斩，便力请章诒和同意，将近四万字，在《冰点》上四个整版，一次发完。

回头读我和章诒和之间的约稿信，大乐。章诒和说我是穆仁智（电影或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的管家，上门逼债，把白毛女的父亲逼喝了卤水），差点逼疯了她。
在中国青年报历史上，相信在中国大陆新闻史上，除了那些所谓重要领导的八股讲话和报告，从未有过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一个人的文章。这是我们《冰点》同仁以微薄之力，能给予历史，能给予章诒和的最高礼遇。

那时，章诒和好像刚刚进入这个世道，她还不知道她正和我们一起创造着历史。她还不懂主流党报与都市类报纸、港台报纸的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地说着报馆这报馆那，还不懂“章伯钧”作为一个正面的叙事对象，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到二零零五年，四十八年间，第一次在主流党报登堂入室特殊的政治涵义。理论上讲，章伯钧的身份，在官方那里，仍然是“中国第一右派”。

马连良之后，尚小云、言慧珠、程砚秋等便呼之欲出了，而且我敢断言，梨园行的千古绝唱，也定然是章诒和肚子里几十年嚼烂了的家国往事和千秋功罪。

她一篇篇写完，一篇篇发给我看，果然。

章诒和今年六十五岁，花甲之年才在退休生活的孤灯影憧中拿起笔来。到目前为止，她的写作，有两大主题：祭奠父辈亡魂，哀叹艺术人生。问题在于，父辈们的孤魂野鬼与伶人们的悲剧人生在同一个历史舞台上演着，而那些历史今天还说不得。虽然都是“扩大化”和“十年浩劫”极其深重地伤害过中国人心身的事儿，太丑太脏，组织上不让说。不管怎么说，不管是谁说，都不能说，谁说了罚谁，谁说了禁谁。

邬书林等发号施令，不讲规矩，没有道理。所以，章诒和说：“国无规矩，党无规矩，规矩在江湖。”这江湖是往事中的江湖。你把人家搞得家破人亡，人鬼不是，只是在这低声吟诵的往事追忆中说你个“不”字，发几声感叹，还没把你怎么着，你就暴跳如雷，癞疮疤摸不得？

其实，组织上对章诒和还是客气的，因为章诒和是姑奶奶级别的人，蹲过大狱的人，民主党派的人。同样是禁书、禁人，据我所知，组织上对很多人就不那么客气，拣最近的说，学者丁东就是一例。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五点半，组织上十五六个人闯进丁东家，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对丁东“十二小时传唤”，并实行了搜查，拿走了一批公开出版的大陆和港台书籍，拿走了计算机。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真是天大的罪，但是一个白天的审问，都是围绕一本书——《何家栋文集》。

谁是何家栋？除了文化界圈内人，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简单说，何家栋是一个离休老干部，一九二三年年出生，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

复杂说，便是华彩的乐章。五十年代初期，何家栋先生执笔写作了《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书。这些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其中《把一切献给党》，发行了数百万册。

一九五七年，何家栋先生因负责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被打成右派，行政降四级处分；因帮助编辑《刘志丹》，被工人出版社留用。一九六零年，他摘掉右派帽子，继续参与编辑、写作《刘志丹》。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央举报《刘志丹》“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据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称：“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他被株连，成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以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双料分子”下放山东成武县改造。

《本报内部消息》、《刘志丹》自然都被查禁。因为组织上的安排编辑书籍而受难，何先生可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最倒霉的编辑。

一九七九年，何家栋先生右派“改正”，“《刘志丹》小说案”平反，恢复党籍，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一九八四年创办《开拓》文学杂志，任主编。《开拓》创刊号首篇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引起掀然大波。

一九八五年，何家栋先生离休后，先后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主编。特别要提及的是，何家栋先生一九八八年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经济学周报》后来颇有影响，所谓“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

我久仰何先生，但只见过他一面，还是在一次聚会的匆匆问候。我跟丁东约好，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访何先生。丁东说，何先生身体不太好，等好些了再去。过了些日子，丁东跟我说，何先生病重住院，可能不久于人世，有人提议，大家集资为何先生印一个文集，对何先生是一个安慰。

此议之前，何先生只出过半个文集，另外半个是李慎之先生，文集叫《中国的道路》。李慎之先生生前也只出过这半个文集。而这个文集的出版与我有直接关系。

二零零零年初，南方日报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到北京来组稿，这家出版社刚刚成立，想出一些有分量的书，我推荐了《中国的道路》和卢某人的自选集。这老兄把书稿拿回去读，给我打电话，说是激动万分，夜不能寐，“两位老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有的内容比较敏感，敏感也要出，大不了罢了我的官！”他说。

一语成讖。书出版不久，有人密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接下来的故事就没有悬念了，《中国的道路》被查禁，这位老兄当了不到一年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编辑被撤职。

何先生是在丁东被抓的前两天中午去世的。那天上午，他神志清醒等着看他的样书。跟印刷厂说好了的，上午送样书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没等来样书，却等来了死神。他断没想到，组织上已经在印刷厂动手，抓走了负责人，查抄了所有的《何家栋文集》。他绝望了。他带着遗憾和伤感离开了这个世界。

读者可能要问，《何家栋文集》到底都写了些什么，能享受“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待遇？犯得着大军压境，弄那么大的动静，对付一介书生，摧毁一位八十三岁老人、一位终身从事文字编辑和写作的老人弥留之际的微薄愿望？

这本文集七十多万字，全部是何家栋先生退休以后的文字，三两篇作于八十年代，大部分是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的作品。他的文章偏重于理论，文体思辩且雄健，持论公允，批评也很有分寸和节制。他是那代人里罕见的能跟隔代的年轻人扎堆、合作、对话，敏锐跟踪社会各种思潮、理论的思想老人。

李慎之、何家栋、章诒和的情形有些相似，都是老年发愤著书立说，厚积薄发，一鸣惊人。他们是同代人。这些人，不需要看他们的文字，只要了解他们的经历，你就会知道，他们不可能偏激，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危害。他们的文章，在我阅读所及，应该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所在，无处不浸透着他们对这个不太美好的社会的善意和希望。

但是，前赴后继的邬书林们看不见这种善意和希望，于是有了查禁李慎之，查禁何家栋，查禁章诒和，查禁……几十年来，我们听腻了查禁这个查禁那个的消息，所有消息中，查禁者的言行，要么是装扮着上帝的嘴脸，要么是混不吝的滚刀肉。

以往禁书，惩罚出版社和民营书店，按照不同的等级把作者输进黑名单，封杀黑名单的作者和作品，大家忍气吞声，大家想，你能跟上帝或滚刀肉理论什么呢？

让邬书林们遵守《宪法》，尊重公民《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要那么蛮横地查封媒体，封杀自己不喜欢的作家、学者和其他职业的公民发言权，这些话，李慎之说过，何家栋说过，丁东说过，许许多多从事写作的作家、学者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与蒋介石争夺天下时说得更多、更激烈。

道理其实很简单很常识。在一个文明社会的语境里，邬书林毫无禁忌，公然违背《宪法》，他的行为，相当于在长安街上随地大小便。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国际友人如织，一年以后，还要举办奥运会，今年一月一日开始，向西方新闻媒体全面开放，随地大小便，实在是不雅观，有损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的品格、形象，坏了胡锦涛和谐社会的大事。

邬书林实在是不长眼，今年是中国大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那场运动，基本上是整肃、教训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过不去的政治运动，大陆的知识界都憋着一股劲，正不知道从那里接话茬儿呢，这回好了。这些天，北京知识界流传着一个说法，邬书林不会办事，擦枪走火，打响了“反右纪念第一枪”。章诒和说，五十年前她父亲被打成右派，五十年后她又被说成是右派，一前一后，整整半个世纪了，还有没有个完？

章诒和的声明，以及最近聘请了张思之、浦志强、付可心做她的代理律师，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力，无非是想说明邬书林禁书禁人的性质和她抗争的法律底线，邬书林往她的脸上吐痰，头上淋粪，其实是往《宪法》的脸上吐痰、头上淋粪。

邬书林干脏活，前两天，又赶紧出来否认，可能是没有想到事态突然扩大，而且节外生枝，“章诒和”这三个字没被禁住，“邬书林”这三个字，作为一种制度的象征，却写进了历史，刻在了碑上。众目睽睽下，否认毫无意义。据我们所知，邬书林不止干了禁八本书这件脏活。现在，人们会问，还有多少“邬书林”会被写进历史，刻在碑上？

　　 卢跃刚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于北京

　　
首先是新闻重放，让我们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以及海外媒体的报道，看看50年前发生的那场运动。

百家争鸣成陷阱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从此被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简称为“双百方针”。当时的文艺界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无不欢欣鼓舞，相信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虚怀若谷，倾听不同意见，他们都认为，中国民主的春天来了。

　　那时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毛泽东后来把双百方针当作引蛇出洞的诱饵，使中国五十万知识分子上了他的当，被打成右派，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人间悲剧。

双百方针恐惧症

　　到最近，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文艺界人士谈心，再次提出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仍然让海内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余悸未消，不寒而栗。

　　为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出来鸣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

　　四天以后的5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言路一开民怨多

　　在中共人民日报的几次社论鼓舞下，中国知识分子真以为党要洗涤自身的污垢，于是很多人终于信任了共产党，全国各地召开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几十万条意见和建议。

　　事实证明，提意见的人根本就没有要夺共产党的权，充其量就是想让共产党在一党独裁的制度下能够给民众多一点的权利和自由。

毛泽东闻过则怒

　　当毛泽东知道全国民众共提出这么多意见的时候，他在《情况汇总》中批示说："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在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双百方针，让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一个月零５天之后，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并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为在党的干部中“引蛇出洞”，所以此文在党内分两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才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诱骗伏击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所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从1957年5月到1958年5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反右斗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温家宝：以双百建设和谐文化

　　五十年过去了。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温家宝最近一次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时候，再次提到了中共五十年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双百方针。无独有偶，五十年前，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是《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温家宝提出的口号是“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

　　据新华社报道，温家宝在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今天，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家宝在讲话中提出：“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

压力之下否认禁书？

　　对比温家宝的这一提法，明显可以看出，海外媒体报道的中国国家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最近在湖南一次出版工作的内部会议上关于禁书的讲话是和温家宝的讲话精神格格不入的。

　　中国出版总署官员二月一号透过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否认禁书。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的话说，“不存在查禁的问题。这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

　　中国问题观察家指出，显然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受到来自上边的压力，被迫对禁书作出否认。

总理《谈心》暖人心

　　温家宝在讲话中，还强调作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温家宝援引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话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温家宝是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以“即席感性”方式发表谈话，半个月后由官方新华社披露全文。

　　据中国时报援引一些大陆学者的统计，温家宝的《谈心》一文共十一次呼吁要思想解放、九次强调自由。中国时报报道说，温家宝的讲话公布之后，“大陆文艺界对温的讲话溢美之词不绝于耳，甚至有人称2007年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年。”

重提“双百”是警告？

　　不过，当年中国共产党就是靠双百方针为诱饵发动反右斗争的。沉寂了五十年的“双百方针”的口号重新响起，不能不让海外一些知识分子有所警惕。

　　中国时报评论说，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能是在共产党所认可的意识形态下的文学艺术与思想言论的表达方式，凡超出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者，就不是“鲜花”了，有可能被视为“毒草”或“反动言论”。而且评判香花和毒草的标准，不是实践，不是民众，不是读者，而是中共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

　　果然，温家宝《谈心》一文发表后还不到两个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就点了八本书，下令要求封禁，并惩处出版社。

　　中国时报分析说，双百方针再次提出至少有二重目的：一是再次重申并且强化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用，双百方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合法性。另一重目的是针对现存网路有限的言论空间。中国时报援引一位大陆学者的话指出，当年双百方针演变成引蛇出洞，导致发生知识份子遭迫害的反右运动，今天中共再次提出“双百”，就是要警告这些网路群体，网路世界是公开的，政府是可透过监管引蛇出洞的。

历史多敏感禁区何其多

　　比起海外媒体对中共反右斗争五十年的报道热来，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可以用一个冰凉来概括。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搜索反右斗争五十年这几个关键词，只得到了14篇新闻，而且大部分来自博克网，中国主流新闻媒体没有进行任何报道。

　　据报道，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已经向各地宣传部门以及媒体负责人打招呼，把反右五十周年和六四天安门事件，文革纪念相提并论，列入敏感题材，不得宣传报道。

　　海外媒体在报道中共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的时候，焦点集中在这场斗争给中国知识分子个体带来的悲痛和迫害，给中国整个知识分子层带来的灾难上。相比起来，中国大陆媒体在提到中共反右的时候，忽视这个运动给五十万个家庭带来的不幸，也不提这个运动造成的后果。

如此“扩大化”

　　中国时报报道说：从中共一九八零年的定调来看，反右派运动的本身并没有错误，错的只是扩大化。根据这种认定，被定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保守估计)当中，只有九十六人是名符其实的右派，其他人都是被冤枉的，而这些被冤枉者，则都已经被摘帽，回到正常的人生路途。

　　中国时报报道说：“中共这种定调方式的错误，首先引起章诒和为她父亲章伯钧和其他九十五名‘右派’鸣不平。根据大陆学者金观涛的研究，这些右派当时的言论，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只是指出共产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何罪之有？”

　　“中共前总理朱镕基是最知名的摘帽右派，他在一九五八年被定为右派时，是一个三十岁的副科级干部，一直到二十年之后摘去右派帽子时，五十岁的朱镕基，还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当然，朱镕基后来的青云直上，没有其他摘帽右派能及，但即使是朱镕基，他失去的二十年青春，谁来还？”

　　“中共正因为还不起这许多‘正义’，因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中共忽略了‘平反’的更积极意义在于‘鉴往知来’，唯有正视历史，才能面对未来，而回避的结果，只能让错误一再发生。”

往事能如烟散去？

　　中国时报报道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至今已经五十年了，依据中共主政者的算盘，时间是最好的疗剂，当昔日的受害者逐一挥别尘世时，包含反右、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的伤痕，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凝结成疤，以至最后脱落消失。”

　　然而，中国老百姓已经不那么容易按照当局的指挥棒的指引，轻易害健忘症了。很多当年的右派现在勇敢地站了出来，运用互联网为武器，或者写回忆录，或者写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对错打了55万右派而给这些个人以及家庭造成的财产和精神方面的损失做出赔偿。

从前, 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 有一个经常用的词,叫“文化围剿”。教科书把鲁迅说成是三十年代突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英雄。当时的政权,宗奉的虽然叫做文化专制主义, 但鲁迅的文章还是能够发表,鲁迅的著作还是能够出版。所以, “文化围剿”即使存在, 也还没有从根本上窒息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围剿的力度, 比起今天, 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看看我们这几年遇到的事：前年春天,封杀了《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去年冬天,整肃了《新京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今年冬天,又查禁章诒和的《伶人往事》、胡发云的《如焉》等八本新书。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最有生气的新闻媒体,都成了官方首先摧残的对象！想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前景命运, 我怎能不悲从中来。

当然,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有许多的无奈。面对那些强势部门, 总是一忍再忍, 一躲再躲。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最火的时候, 被禁止再版, 她没有说话；《一阵风, 留下千古绝唱》印出来被压在仓库里, 她也没有吭声。她还是想留一点余地。不准说政治, 我就说戏剧；不让写今天, 我就写昨天。她的《伶人往事》成稿后, 照顾到出版社的难处, 连改了9遍, 总共刪去3万多字。而且, 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履行了繁琐的报批程序。然而, 就是这样, 仍难逃被封杀和整肃的厄运。

我认识章诒和老师好几年了。我知道, 她丈夫去世后, 身体不好, 写作是她孤身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说老实话, 看章诒和等人的书, 也是无数中国老年读者最后的精神寄托。许多老知识分子, 老艺术家, 近乎痴迷地读着章诒和等人的书, 就是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弄清楚自己经历过的世纪真相, 让自己活个明白。许多中青年读者, 成为她们的“粉丝”, 也不只是仰慕她们的文笔和才华, 同时要从她们的作品中感受未知的历史, 感受一种人格的力量。

然而, 不论是如此深广的人心向背, 还是我们钟情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前途, 在某些文化高官眼里, 都不值一钱, 都等于零。他们自恃手中有权, 封杀几本书, 如同踩死几个蚂蚁一样容易！

为什么很多人被禁第一本书时不说话；禁第二本书时,也没说话；如果再禁下去,可能还不会说话？因为,封杀者们不但紧扼着公民的咽喉, 还在剥夺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2006年10月我先生丁东被传讯, 我们家被抄,就因为何家栋先生的书没有公开出版的可能,为留下他的世纪思考,助他自费印书,才引火烧身。到现在,我经常半夜无由地被惊醒。

但是, 这一次章诒和不再沉默。她拍案而起, 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如同旷野中的呼号, 她喊出了对践踏公民权利的强烈抗议。这怎能不让我振奋！是该让那些为所欲为的文化官员们, 给我们一个文明说法的时候了！

章诒和的声音, 不是她一个人的心声, 而是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是不肯放弃文化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吼声。她也为这些年饱受欺凌的新闻出版界的编辑们出了一口郁闷之气。更重要的是她在提醒, 维护我们的公民权利还要等待何时？
多少年来, 宪法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被剥夺、被侵犯的现实, 我们习以为常。某些官员封杀作品, 连程序都不需要走, 理由都不需要讲；作家、学者、编辑挨整, 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化人的尊严还不如一个刑事犯。因为刑事犯还可以请律师辩护, 还可以在法庭上陈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 但新闻出版乃至思想文化领域, 还滞留在秦始皇时代的阴影里, 它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盲点, 成为滥用权力的重灾区。

对此, 如果中国知识界继续麻木不仁, 我们将无颜面对世界, 无颜面对历史。后人会指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说：“看, 这就是奴隶！”

所以, 我愿与我所尊敬的章诒和老师站在一起, 为了中国文学的尊严, 为了中国公民的尊严！
邢小群 2007,1,21

章诒和：睁眼说瞎话 （2007年2月2日）

内地「禁书事件」有新发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昨日公开「辟谣」，称并无所传「8本禁书」事情，否认「因人废书」，但强调出版社应遵守国家法令规定。事件所涉的作家章诒和斥责新闻出版总署的回应是「睁眼说瞎话」，章诒和的律师表示出版总署的解释「自相矛盾」，强调当局的查禁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另外，有被查禁的作家近日在互联网上公开连载被查禁作品，以示对当局做法的愤怒。
章诒和昨日对本报表示，她有充分证据证明，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会上就查封她的书讲过涉及对她人身攻击的话，「但我不会傻到告诉他是谁泄露了他的天机」。「我是弱势者，他是权倾一时的官员，他要想证明自己清白，就把当时的会议纪录公开，还有录音录像，他为何不敢承认？
」

促公开会议纪录证清白

章诒和指，邬书林把她当右派，指她的思想有问题，不让她的书出版，「这不是因人废书，又是什么？」她表示，中国的政治文明需要几代人去建设，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每个人都要尽自己努力去做，「所以我要站出来，那怕付出生命，也要维护我的权利」。
章诒和的代表律师浦志强对本报表示，出版自由是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新闻出版总署针对出版社是违宪行为。内地著名刑事辩护大律师张思之对本报表示，他完全支持章诒和以法律手段维护权利不受侵害。
据报被查禁的《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作者朱凌表示，章诒和的声明和态度说得很有道理，但她对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并不看好。 「哪年没有禁书？谁敢说过话？谁敢去维护写作自由？还不是说禁就禁？」朱凌表示，她将在自己的博客中连载禁书内容，以示不满。朱凌曾任职中央电视台法制节目记者多年，两年前其另一本描写中国农村草根民主的著作《灰村纪事》也曾被查禁。

激动否认为钱炒作

章诒和还对有舆论质疑她「炒作」事件是为了商业目的作出响应，她十分气恼地说:「我是从什么样的家庭出来的?我是从金山银山里滚出来的，金钱对我来说，简直如粪土，当年红卫兵抄家，善本古画，奇珍异玩，紫檀玉器，难以胜数，拉了整整33卡车，我会为那几个钱去炒作?我是为我的基本公民权利出声！」她说，中央不让炒作「反右」，偏偏新闻出版总署的邬副署长要炒作，「拿我这个右派女儿说事儿，他这不是与中央对着干吗？」
《人民日报》前资深编辑、被禁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作者袁鹰在沉默多日后，昨日表示，新闻出版总署通知出版社，称他的书要补办手续，因为这种涉及重大题材的书要履行报批程序，书中还涉及反右、文革及领导人的讲话，所以要事先报批。袁鹰透露，他的书共出了8000本，现在市面上也卖得差不多了。「出版署有他的权力，我有我的自由。」老人坚定地说。
明报记者 陈永阶、陈龙杰 北京、香港联机报道

出版社证实被罚 （2007年2月2日）

【明报专讯】本报记者昨日分别向禁书事件的多间内地出版社查证，他们均证实被查禁遭处分的消息，有的出版社甚至遭到扣减书号的严厉处分。
排在据报被禁名单上的小说《沧桑》的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对本报表示，查禁这几本书「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把出版的《沧桑》全部回收销?63108;，「还好，我们总共才印了几千本，损失不算很大。」。
亦在查禁名单上的《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出版社海南出版社负责人称，他们为这书付出巨大代价，「全体员工开大会宣布有关处分，领导和责任编辑要写检讨，奖金被扣发，今年的书号也要被扣去百分之二十几」。

犯禁者扣减出版量

据了解，内地的书号如同「书籍出世纸」，出版社要有书号才能出版书作，而书号统一掌握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手中，每年由出版总署核发批出，成为当局控制出版社的重要手段之一。
禁书之一的章诒和《伶人往事》的出版商湖南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对本报坦言，《伶人往事》没有被强行下令回收，但上边已发话「不能再版」。至于出版社是否遭到其它处分，负责人以「不方便讲」为由拒绝响应。

出版总署否认禁书 被斥为说谎

彭志平/台北报导
禁书风波发生将近两个星期之后，中共新闻出版总署打破沉默，透过新加坡《联合早报》表示并未查禁《伶人往事》、《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等八本书。
不过，《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书所纪录的「中国草根民主的代表」姚立法表示，新闻出版总署说的绝对是假话。《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则透过律师浦志强表示，他们有证据证明《伶人往事》已经不能再印，这就是一种查禁行为。
曾经以独立候选人身分当选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指出，《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早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后即受到当局关注，出版的海南出版社当天即在电话中向他表示，当局要「审查该书」，而且要求库房里的存书要上封条，清点印量及已销售量。

出版社坦承 书要被打成纸浆

姚立法指出，在此次被查禁的八本书当中，《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是最早接到禁令的；而一月十一日新闻出版总署宣布查禁八本书之后，海南出版社再度致电姚立法，表示「书都要被打成纸浆了」。
不过，该书曾经上架销售，策略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湖北外，再湖北内」。已经上架的书就没有收回，不过，在北京的销量不大，大约在一万本左右，目前市面已无。加上库存书早就封存，市面「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对于新闻出版署的澄清，姚立法表示，根本是不负责任的抵赖之词。他强调，如果新闻出版总署果真没有查禁这八本书，邬书林何不公开在大陆媒体上说明，而是透过新加坡媒体「澄清」？

伶人往事不准再印 如同查禁

浦志强指出，新闻出版总署愿意出面说明，是件值得欢迎的事。不过，新闻总署并没有说明为何出版《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被批评。而出版自由是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新闻出版总署针对出版社是违背宪法的行为。
浦志强还指出，北京市面上依然能买到《伶人往事》，不代表当局并没查禁这本书。他们有证据证明《伶人往事》已经不能再印，这就是一种查禁行为；新闻出版总署历来有查禁书籍的纪录，这次否认有查禁任何一本书，其信用是让人存疑的。
而对于邬书林表示并未对章诒和「因人废书」，浦志强表示，章诒和希望邬书林自己出面说明，并认为新闻出版总署的说法与事实有所出入。

联合早报叶鹏飞报导/就近日网上议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禁八本书”一事，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不存在查禁的问题，这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

　　该负责人表示，总署确实在1月11日于北京大兴区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培训中心开会，那是例行的一次内部工作会议，出席者包括地方负责新闻出版的官员、总署和文化部门的直属出版社管理层以及各地出版集团的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中国出版社都是国有文化企业，总署作为行业行政管理机构有责任提醒它们遵守法令，这是内部工作会议的目的。

　　共有九家出版社在该会议上被批评。九家出版社涉及的问题包括买卖书号、冒用“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的名义、出版之前没有向当局备案或内容不良。

　　负责人说，凡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内容的重大选题书籍，出版前都需要向当局备案。他说，2006年中国出书近25万种，其中新书目多达13万种，需要按规定履行备案程序的不到1000种。

　　负责人说，没有所谓“八本禁书”的事情，但是确有五本书在会上被点名批评，包括《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因为有读者投诉该书美化了侵华日军。湖南文艺出版社因出版《伶人往事》，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了批评。

　　负责人转述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说：“作者怎么写、写什么，这属于作者的创作自由。我们不搞因书废人，或者是因人废书；但是出版社应该遵守国家关于出版的法令规定。”

　　本报发现，北京一些书店仍然有摆卖《伶人往事》，网上订购服务也能买到该书。

章诒和：总署有些说法自相矛盾

（叶鹏飞报道）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查禁《伶人往事》等八本书所作出的澄清，《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昨天通过代表律师表示欢迎，但是认为总署的有些说法语焉不详并自相矛盾。

　　代表章诒和回应媒体询问的浦志强对本报说：“总署终于肯出来说话，这是值得欢迎的事。可是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在于澄清的话自相矛盾，一些地方也语焉不详。”

　　对于章诒和请他代表发言，浦志强解释，章诒和近日不断接到媒体的采访要求，感到应接不暇，因此委托他先代为回应。浦志强透露，章诒和在适当的时候将正式表明立场。

　　浦志强指出，总署并没有说明为何出版《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被批评。他说：“在任何法治社会，对出版自由的尊重是言论自由的保障；总不能说允许作家自由创作，却不允许出版社出版发表，自相矛盾。”

　　他说，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总署针对出版社是违背宪法的行为。

　　浦志强表示北京市面上依然能买到《伶人往事》，不代表当局并没查禁这本书。他说：“书本有继续在卖以及书本是否被查禁是两个概念，这两者不是对等的。”

　　浦志强说，他们有证据证明《伶人往事》已经不能再印，这就是一种查禁行为。总署历来有查禁书籍的纪录，这次否认有查禁任何一本书，其信用是让人存疑的。

　　他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是否说过“因人废书”的话，章诒和希望他本人出来说明，“我们认为总署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

　　业务专长包括名誉权纠纷的浦志强，在2005年与另13名大陆维权律师入选香港《亚洲周刊》风云人物榜。

转贴者按：
自从网络传播在我国逐步发展以来，网上言论自由一直面临严竣的挑战。尽管各种低俗色情的东西到处通行无阻，而真正关心国事、谈论国是的言论却处处受到限制、压抑、过滤、删除。真所谓：低俗的色情搞笑大行其道，严肃的政治讨论被斩尽杀绝。这里有大环境的问题，也有某些网站的助纣为虐的问题。这里转贴法学界知名人士的一份抗议声明，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请公开你们的理由！——关于新浪博客删贴的联合声明
贺卫方 浦志强 萧瀚 许志永

我们是新浪的博客注册用户，长期以来，我们感谢新浪免费提供言论空间。但是我们并不欠新浪什么，在新浪注册使用博客，符合新浪的商业目的，因此，在新浪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互相尊重的平等义务。
不幸的是，新浪生意做得很大，但商业精神有亏，在提供博客空间的同时，也在严重侵犯我们的言论自由。
自注册使用以来，我们的博客上有大量帖子被新浪网管肆意删除，本着理解的心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新浪的侵权行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继续忍受，因为新浪的删贴行径已经越来越不可理喻，近来连涉及章诒和、崔英杰这些名字的帖子也都被蛮横删除，有些博友辛辛苦苦写了很久的跟帖评论，转眼就被删除，连留底的时间都不给。
新浪在删除博客贴文之前，没有任何预警性提示，最多是删除之后居高临下地给一个系统消息，其格式通常为：
“抱歉，您发表的文章已经被系统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如有疑问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收到邮件24小时内给您回复。 200x-x-x x:x:x "
接到这种通知，任何一个博友都会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犯，因为你新浪删贴，应该是你来告诉我删贴的理由，而不是什么我有什么疑问！你们这"深表"，真有半点"歉意"的成分吗？
新浪，请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们一次又一次作出侵犯我们言论自由的事来？
新浪，请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们觉得删贴就是你们的权利??甚至权力？
新浪，请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们觉得删帖之前可以不协商??至少是通知？
新浪，请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们居然认为肆意删贴符合你们的商业利益？
新浪，请告诉我们，你们的所作所为，依据了哪一条法律、哪一项协议，或者是哪个部门的割舌命令？
新浪，请告诉我们，你们仗恃着什么才会如此蛮横？请公开你们删贴的理由！

签名人（以姓氏声母排序）：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浦志强（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萧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许志永（公盟咨询公司研究员）
2007年2月9日

章诒和：我的声明和态度

按：就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今年1月11日以“因人废书”为由，封杀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伶人往事》一书，损害作者为宪法所保护的文学创作权利和出版权利事，受该书作者章诒和先生委托，本人特发出此声明。
“声明”由章诒和先生亲笔撰写和定稿，此前与本声明不一致的文稿，概以此次所发定稿为准。
谢谢关注。
浦志强
2007年1月19日
以下是声明的全文：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章诒和
2007，1，19

贴二

沙叶新：支持章诒和 正告邬书林们！

得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在1月11日对中国出版的八本图书的禁令，并阅读了被禁图书作者之一的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我郑重表示：我反对邬书林的禁令，我支持章诒和的声明！

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温家宝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胡锦涛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共产党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你知道你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吗？难道你不怕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被你禁止的作者们，而是你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以前被精神杀戮的作者们是无罪的，今后也将再次证明这次被你封杀的作者们也是无罪的。而历史将会怎么证明你自己呢？请听好：历史只能证明你是刽子手——精神杀戮的刽子手！这才可怕！

世界上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从事杀人勾当，所以他们在执行死刑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面目用黑布蒙上。而你这次在执行精神死刑时，你没有蒙面，你公开露面了；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

所以我真诚地告诫邬书林们：放下屠刀，解除禁令！多行和谐之善举，不做杀戮之恶事。这样历史将可能对你们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我是一介书生，一向不喜欢游行示威，从来不习惯声明抗议。我只会写我自己的文章。因此数十年来我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种种罪行，只是在沈默中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在忍受中曲折地表达一点愤怒。但这次我要做狮子吼了，我要公开抗议了，否则我会感到耻辱！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著名的铭文：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早期曾作反犹的布道，他在希特勒一再的罪行前都“不说话”，最后他自己也被关入希特勒集中营。

所以我要说话！不但为了章诒和，不但为了其他七位作者，也为我自己。
章诒和先生先后被禁了三本书。禁她第一本书时，她没说话；禁她第二本书时，她也没说话。禁她第三本书时，她拍案而起，终于说话了！
在禁章诒和先生的第一本书时，这次被禁的其他七位作者也没想到要公开说话，更没想到这次自己也被关进“集中营”。

我们都曾是可悲的马丁.尼莫拉！

但这次章诒和说话了，我也说话了。

在黑暗中，你我都是对方的烛光；在荒漠里，每一只举起的手都是一片绿叶！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说话，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尊严，否则下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有可能就是你！

1907年1月20日上海善作剧楼

[转]章诒和的二个新的声明

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
章诒和 2007年 1月24日

私下里聊天，人们都爱提起我的父亲，认为我的性格与父亲有点儿像，我常为此辩解。我说：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亲有着质的差异。他是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而我呢，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既没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现实盘算，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父亲的政治头脑，特别是他的组织才干（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都没有遗传给我。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我敏感于人的内心情感，敏感于色彩，敏感于细节，敏感于韵律，即使在监狱里，我还是那么喜欢天空，喜欢飞鸟，喜欢薄雾……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别喜欢梨园行，伶人美丽，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书就是这种兴趣和热情的表达。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写梨园行的书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话是什么意思？用“文革”的语言讲，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诒和这辈子别给我写东西”。所以，是邬先生把我逼到死角里，我没有了退路。

“声明”发表以后，很多人关切我的生活情状。从香港、台湾、美国、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亚等地来电询问。网上议论热烈。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和朋友则异常担忧。他们要组织一个送饭组，说：“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们排着队给你送牢饭。”我听了很伤心，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的，毕竟现在中国的法制状况，比我坐牢的时候进步多了。但是他们准备这样做说明什么呢？——说明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在他们心头堆积的阴影并没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惧。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

我的“声明”是极其郑重的，希望邬先生能给我一个郑重的答复。请邬先生答复我：

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

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

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十多天过去了，毫无音信。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并不如烟》。据可靠消息，为了“往事”，李长春先生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前新闻署负责人表态，说（大意）：自己这个部门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大意）：章诒和已经退休，再说写书属于业余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是把“往事”定性为“反党宣言”的，于是，李长春先生决定这烂摊子还是由统战部来收拾。最后，统战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请他转告我这个妹妹：今后就不要再写了——这就是“往事”的结局。我想：这次新闻署该出面了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邬先生会登场吧？

查禁书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这种依法不是某领导人的一句话，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打个匿名通知电话，也不是给杂志社或出版社下个简单粗野的书面指示。它应该是一个法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严格依据公开法律的，应该是一个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如果是按着这种严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错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事态的变化和我不变的立场—兼告邬书林先生

章诒和 发布时间：2007-01-31

2007年1月26日14时许，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说（大意）：邬书林同志是个好人，你们之间有误会……那个会上，他没点你的名。其实，不用托人带话，我早就知道邬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2006年，邬先生在出版社总编培训会上说：“我是黑白两道都有人。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就是×××打来的……”随后又说：“你们要让我不舒服，我就先让你们不舒服。”当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但你也未必舒服。至於“黑白两道”的话，别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的。您能吓唬总编们，对我可不灵。

“我没有点你的名”，这是邬先生私下带话的重点。看来，我需要再重复一遍您的讲话（某些字句比我1月20日的「声明」有所补充）：“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敢出，你们（指湖南文艺出版社）还真敢出，胆子也太大了（一说太猖狂）……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便是对该社的惩处（摘去优秀出版社称号，削减20％书号配额等）。在那样一个场合，用那样的话语，又针对那样一个出版社，您所说的 “这个人”不是我是谁？那本书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本？用我从事的戏剧专业术语来解释，就叫“规定场合、规定情景中的规定人物”。即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梨园行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出什么戏，角儿是谁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经亮相，就别赖账。

邬先生若问这些话，我是怎么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这是从前的话；“政府小，社会大”乃是今日之现实。“进得衙门是官员，出了衙门是百姓” ——这是现在很多官员的行为特点，您该知道吧。衙门里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能当信息、当聊天、当谈资都说了出来，其中还隐含着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这是常识，也是人性。您要明白，为了升官发财、胡作非为，却能密不透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您还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请问：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狱？我的思想有问题与你何干？犯法，有国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错，有我所在单位过问。您管得着我吗？宪法给你什麽权力来管我的思想？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权，所以您应当公开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再来说“查禁”。根据我的切身经历，现在实施的查禁分速禁、缓禁两种方法。我的第二本书（《一阵风》）刚印完，即封在库房，这属於速禁。我的第一本书（《往事》）则是缓禁，即“卖完了就别再印了”。其实，缓禁的同时也在速禁。我这里就有一张浙江某市查缴《往事》的收据。这第三本（《伶人》），上边专门发了个通知，说（大意）：网上流传的查禁八本书的说法严重失实。偏偏就在刚才（1月28日下午6时30分），一位姓戴的先生从张家港市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一家民营书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缴几本书，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资深记者1月17日给上海某大报写了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去年12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演讲。很快，上海某大报打来电话说（大意）：《伶人》刚刚被禁，“章诒和的名字不能见报”。看来，我真个是书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级发通知说没查禁书，您却要查禁。您这不是扇他们的耳光吗？

一切都很明了。您——是您个人将我看成思想犯，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您在公然蔑视宪法。否则为什么不按照法律程序，而是像现在这样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连自己说了的话都不敢承认？还是“声明”里的那句老话：查禁我的书需要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序。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强律师、傅可心律师，其他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我的权利。

邬先生，我讲了这麽多，我与您之间有误会吗？基于我对您的了解，事态还可能会起变化，但我的立场不会变化。

各位代表：
新年之初，百事伊始，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待制，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竟能不顾大局，不管国策，自举一帜，颁令禁书八种，出版社分别受罚，从而昭告世人，出版当局遗有“和尚打伞”，并无和谐可言，舆论震惊。这当然不是突发的偶然性失误，海外反映的强烈远 超去年此时发生的“冰点事件”。邬副署长出面否认，几番辩解；看他欲言又止，意图卸责，不幸又恰恰折射出这次下令禁书的的确确是他的职务行为。

二十多年来，几乎天天讲“依法治国”，十多年间，几乎月月论“提高执政能力”，执政为民之说更是四处充斥。可是，禁书、废书、封书、删书的非法举措又几乎时时都在发生，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手段之奸，危害之烈，大有与时俱进之势。受害的作者遍及各个层面、许多领域乃至各种派别，管你是年轻新秀、革命元勋！管你列左还是排右！至于为“禁、废”而设的所谓“评审制度”，恶奴黑笔，有口皆碑。待到邬氏主事理政，读者广泛称善的好书竟也在劫难逃，所不同者只是在乱禁之中立了新规，即因人而废：今日可以废我，明朝将能禁君，后天不知又会斩杀何人？如此公然违宪，如是肆无忌惮，形成一股改革大潮冲击未退，与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悖违的逆流。形势这般严峻，诸公权重，受之于民，该替百姓管管了。

尽人皆知，书是言论的载体，靠出版而传播，或禁或废，都是对作者自由权利的剥夺，构成对《宪法》第35条的违反。须知该条规定的出版自由首先是、主要是公民个人的出版自由，出版总署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则只应列后，或尊奉执行，别无它途。再查《宪法》第33条2款，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明定，据此，“因人废书”的行政行为分明构成了对该款宪法原则的对抗。诸公位尊，是否该问问署长、副署长，他们这是想干什么？

违宪引发“逆流”，得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起。1998年3月，我政府正式宣布将于“近期加入”该项公约；历经九年，本次大会之前又传出将借“奥运”东风予以批准，作为改善人权状况的庄重承诺。议程未作安排。但《公约》的原则既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主流”，又为我国政府宣告承认，岂能公然违反？查该《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即使在特殊条件下对权利的行使应加限制，也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另一是“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并且还必须立法明定，即不能实行“预先限制”的办法，任由有权单位臆定“禁区”，进而实行表达权的无形垄断，同时还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不能由政府官吏自由裁量，理所当然，也决不允许悄悄地打个电话或者“吹个风”就完成“限制”，实现“控制”。

现实情况如火焚心：出版主管机关的行政性工作经常违法越权，他们手上的黑名单、黑书目时常轮换，损害作家，殃及读者，怨声载道，大背民心。邬先生的禁书行为，外则失信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内则忤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无疑义，诸公监督有责，何时起而纠偏？我们不希望把问题拖到“奥运之年”，那会丢掉国格，影响国誉。是故建议根据《宪法》第73条的规定，在大会期间，就出版问题上的违宪行为、专断劣迹，向有关机关提出质询，要求正式答复，尔后据之作出相应决议，坚决废除现行条例、规章、制度中的不当内容和实践中的全部陋习陋俗，为制定《新闻出版法》奠定基础。

如认为提出此议时间过于匆促，原订日程不宜改动，复无充分理由延长会期，则请依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组织一个关于党政机关非法禁书的“调查委员会”，于闭会之后展开调查，在一定的时限内作出决议，明确宣告：违宪必究，任何机关不得例外；毁法有责，位居副职署长者也难逃其咎。惩前毖后，以儆效尤，以期实现我国宪政民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茂的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

请予审查，至盼采纳。

本件征得我委托的律师团（代表）同意联署，以昭郑重，以示负责。

“废书”受害人：章诒和
法律顾问团代表：张思之、浦志强、付可心
2007.3.12　于北京

就是这一天，新闻出版总署下了一个最新的8本禁书通知。这其中大部份书的内容是历史的回顾。

被禁书单如下：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出版的 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浮沉，写出了那些名动一时的戏剧名角怎样被毛时代的政治所淹没，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又是怎样在中共政权的糟蹋下凋零。京剧的辉煌声明由一代名角谱写，文化革命革掉了名角和京剧的命。至于章诒和是谁，大家自己google去。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的晓剑的小说《沧桑》，时间跨度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刻画了霍达东如何带领农民造反，靠砸仓抢粮、红军游击而成为解放军将领；1949年之后，当上副省级高官的霍达东却完全不适应毛时代的官场，最后落得功败垂成。书中涉及到中共在延安时代种鸦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的国亚的回忆录《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讲了一个家族的150多年的沉浮（1850年——2004年），有评论称之为“一部能让千百万人流泪的人民信史”，特别是作者记述他所经历的1989年的学运。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的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以亲历讲述了《人民日报》在1949年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角色，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运动、胡风事件、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等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了反右中巴人、徐懋庸、吴祖等人，文革中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夏衍、唐弢、孟超、陈笑雨等人的悲剧命运；还记述冰心、胡乔木、周扬、林淡秋、袁水拍、赵朴初、赵丹等人。其中的真相和是非，加上作者多年来珍藏的信件、手稿、照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的朱凌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记录了一位民间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坎坷竞选之路，他连续12年自荐竞选，屡败屡战，永不退缩；他在人大会议上敢于一次次大声地喊出“我反对”！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的旷晨编的《年代怀旧丛书》，分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记录了50年代的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物价飞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西藏和平解放、创建人民公社，庐山会议；60年代的饥饿记忆、学习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原子弹爆炸、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大串联；70年代的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周、朱毛死亡、天安门事件、四人帮”的垮台、中越之战、平反冤假错案；80年代重大新闻事件、有影响的电影、电视剧、歌星、书籍。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的胡发云的小说《如焉》，触及到网络时代的真实中国，记录了SARS危机和孙志刚事件中的众生态，有官场的黑暗，官权的谎言，官员的势力，也有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老一代的深切反思，中年一代良知者的呐喊。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的朱华祥的小说《新闻界》，记录了中国新闻界的种种丑态，被评论界誉为新闻官场现形记。

这些被禁作品，或挖掘荒谬而残酷的历史，或直面其他作家不愿正视的现实，史实大都是黑色的，人物命运大都是悲剧，即便有喜剧色彩，也以“黑色幽默”为主。

●牛津版 最后的贵族 《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
●台原版~《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
●台湾时报版《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
●港版--《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
●湖南文艺出版社《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