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则鸣提供袁雪芬同志∶
我所以写这封信，一是因为你在今年(九十六)八月十六日上海电视台采访讲话中，(见附件一)以及九月十六日你在浙江省嵊州市纪念 越剧诞生九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中，自我膨胀，造谣中伤别人，事关原则问题，我要公开回答你的诬陷，以正视听，还事实本来面目。二是在「八、十六」电视讲话之後，我同时给你和电视台去信（见附件二），同你提出质问和抗议，并要求回复。电视台接到我信後，表示「因时间短促，没有来得及采访你，现在决定马上拿掉她（指你袁雪芬）找几个人谈话的内容。」因此，在中央台播出时，确已删去了有关失事的部分，而你却闻过饰非，至今未作答复。相反，时隔一月，再次在嵊州活动中，面对中央和地方约有关党政领尊干部。对我进行恶意诽谤。这再次强化了我在与你半个多世纪约合作相处中，对你为人秉性的认识，你一贯忌贤妒能，投机取巧，欺压姊妹，忌妒成性，手段卑劣。你做人并非「清清白白」做事也非「认认真真」，我虽想再次顾全大局。但实在是忍无可忍。我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一方面向组织汇报。同时决定把问题适当公开，以观後效，如若你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我将全面公开，甚至诉诸法律，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现在先从你「八、十六」讲话主题，即四0年代的越剧改革说起。
四0年代的大上海，先是日寇铁蹄践踏，後是国民党统治。女子越剧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确是历史奇迹。我认为，越剧舞台表演，艺术形式的改革与其剧目题材和内容改革的统一，顺应社会进步潮流，植根於上海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引导和新文艺工作者的支持相叁与，这三点决定了四0年代女子越剧改革与发展的本质和主流，也是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根基所在。
从一九0六年到一九一七年，男子越剧走出炼县，走出浙江，三进三出上海，他们从自身的失利中约结教训，从京剧髦儿戏的改革中受到了启示，在嵊县招收女孩子学戏，女子越剧应运而生，经过两、三代人的磨难和肋志，女子越剧终於异军突起，群芳飘香．进入了由封闭到开放，由自发到自为的发展阶段，在四0年代的大上海站稳了脚根。 除了继承和发展原来的越剧基调外，越剧从兄弟剧种如绍剧、昆剧、京剧中学习唱腔设计和动作招式的基本功，从话剧甚至从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中学习现买主义的表演手法和化妆技术;通过我国古代各朝服饰演变研究来完善越剧舞台服饰改革;演出剧目从口传手抄的粗放形式发展到建立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编导体制等等，总之，越剧界已初步形成了「编、导、演、音、美」等合理的组织体系，并完善了上述方面的专业人才结构，初步实现了越剧舞台艺术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从而增强了越剧在大上海的生存竞争地位。
周恩来总理於一九四六年冬。即国共和谈破裂後路经上海时，曾对地下欲组织作过指示∶一个地方剧种（指越剧）能有那麽多观众。说明她的生命力强，我们地下党要重视和关心他们。（这是在一九五o年，东山越艺社赴北京演出时，周总理接见我们时的回忆。）同时，周总理与邓大姐还冒险去明星大戏院考察我们演出《凄凉辽宫月》时的情景。
此後，地下党组织和新文艺工作者们更加关注并叁与越剧改革事业。如田汉同志亲自为我们编写剧本《珊瑚行》，刘厚生、吴琛同志分别到雪声剧团、玉兰剧团任编导;于玲同志直接与越剧界保持联系等，我记得「办个学校，造一个剧场」就是他们为发展越剧事业提出的很得人心的好建议。
南微、徐进、韩义等先生也在越剧改革大业中作出了成绩，特别是南微，从越剧初次改革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海越剧界内部，既有竞争，也有联合，其主流是健康的。当时上海有大型越剧团五个之多，如尹桂芳、竺水招、徐玉兰、戚雅仙、王文娟、陆锦花、张云霞、你，傅全香和我组织的越剧团等，此外，还有中小型越剧团二十来个。这些剧团相互竞争，百花吐艳，无形之中形成各自流派特色或艺术风格;与此同时，在对敌斗争中，又团结一致，显示力量。越剧界虚心好学，精益求精。敢於斗争。团结对敌的精神，深受上海人民的赞赏和支持。
以往越剧剧目题材和内容，一般多为 忠奸分明，劝人为善的宫阅历史剧，以及一些有关儿女情长的，反封建的家庭伦理剧。但是在日寇占领上海和国民党强权统治时期，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编演了有关抵抗外敌入侵和反内战、反迫害的剧目题材和内容。如:《韩世忠和梁红玉》、《沙漠王子》、《珊瑚行》、《山河恋》、《天涯梦》即（荆蚵刺秦王）、《北地王》等等。深受上海人民的欢迎。
一九四六年，南微先生主动向你、我提议，将鲁迅作品《祝福》搬上越剧舞台，剧名《祥林嫂》，更是轰动当时的文艺界。我记得许广平、郭沫若、田汉、于玲、洪琛、赵丹、白扬等都来观看，并给予热情支持。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越剧事业的终身搏击者．理应客观地回顾以往，总结经验，承上启下，团结奋斗，以求越剧事业发展历程中，找到自己的一个合适位置。确立新的奋斗目标。可是，你在「八、十六」不长的讲话中，处处是「我、我、我」，什麽「越剧改革的时候，我只有二十岁，一无背景，二无社会保障，就凭着我年轻，我的戏观众要看，就进行改革了。」「老板给我一两金子一天我都不要，我说把给我的钱给编剧导演好了。给我十分之一就可以了，就这样改革过来了。」看来，四0年代的越剧改革，袁雪芬是付出了一天少拿老板九钱黄金的代价的，实为可敬｜更为感人的是，「走到这一步，我就觉得继续改革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如何使大家提高呢?大家有学习的机会，有进修的机会呢?还要培养新的力量出来呢」，於是，「我萌发了我觉得要有自己的剧场，」「先造一个剧场，还想要一个学馆。」看来，四0年代在日伪、国民党统治下的雪声剧团老板袁雪芬比解放後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了三十四年上海越剧院院长的袁雪芬还要有思想、有谋略 、有作为。
你在「八、十六」讲话中，谈到「办一所学校，造一个剧场」时。因为大家都同意下来了，范瑞娟最後被说服了。范瑞娟跟我一起叁加改革，这时候，她可能有另种想法。这我就不清楚了。「奇了｜既然您不清楚」范瑞娟「有另一种想法 」那你又是怎样使她「最後被说服同意」的呢?其实，五十年前，越剧界的姊妹们和观众都有目共睹，我对於大会演始终是积极的，认真的．是问心无愧的。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你袁雪芬「八、十六」讲话中谈到大会演分工时，「我负责剧目演出，范瑞娟负责财务……」我真不知有此任命，我从没见到买票所得的一角一分。据我所知，你的那个情非一般的上海绿宝金笔厂的老板，在雪声剧团与你一起当老板，一趋欺压我们班底姊妹的汤蒂茵，才是财权独揽之人。像你袁雪芬那样精明的人能把理财的重任交给一个明知连自己应得的血汗钱都拿不到、管不住的范瑞娟吗? 我一直没有忘记，一九四七年秋，我和傅全香在东山越艺社合作演出，你当时没有演出，专门筹划拍摄《祥林嫂》电影。你来邀我扮演剧中祥林和牛少爷这两个角色。当时，我演完日、夜两场戏，又去通宵拍电影。历时数月，真是废寝忘食，精疲力竭。但当拍完电影後，你和汤蒂茵对我说，你拍电影的酬金捐给越剧学校吧，还没等我答应，就把事先写好的白条收据递给我，上面写着:「范瑞娟小姐，捐给越剧学校二百00元整。」下面的圃章是用钢笔划成的「越剧毕校方形图章」。实际上，学校没有办起来，无需开支，我这血汗钱也不知落到你俩谁的手中。袁雪芬你的老板真好，能给你一两黄金一天。可是我的老板呢?辛辛苦苦几个月拍一个电影里的两个角色，袁汤两位只给我一个二百00元的白条收据。可怜我连要其中「十分之一」的权利都被你们剥夺了。我如此忠厚老实，和你合作了五十年後的今天，却又遭到报应。袁老板在上海电视台里还说我对「办学校、造剧场」、「有另一种想法」，最後方被「说服」了。你说服的内容是什麽?真是天理何在？！真不知道现在的无线电波里是否还有一曲「解放区的天」 袁雪芬同志: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主题上吧!为此，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
九月十六日中午，有一个「头面人物」坐在宴会主桌旁，面对叁加嵊州市庆祝越剧诞生九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央及地方党政领导，在既无有人问及，也无有人理睬的情况下，她像一个演员在背台词∶
「我年岁大了，……现在写自传。……记得在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雪声剧团在大上海电影院演出二个月，剧场老板就不让演下去了。大家请范瑞娟去杜月笙家找他的小老婆去说情．因剧场经理是杜家学生，请她说句话。有人说，杜月笙的小老婆是范瑞娟的过房娘。当时我说，杜月笙是上海大流氓，他家怎麽能去？！我是不会去的。范瑞娟说:「蒋总司令都到杜月笙家去，我怎麽不能去?」这暗箭伤人者是谁?你一定知道，她就是你袁雪芬。你想知道，即席间表演的效果吗?
请听:「袁雪芬这个人，就像家庭妇女，没水平。吃饭时．她说她的，没有人埋她。」这是同桌吃饭的一个人对你演出效果的评价。你满意吗？！ 其赏，我俩相识与合作了五十馀年，我有没有拜谁做过房娘，你应该是明白的，何须听人家说呢?加一句「有人说」，倒是可以强化你提供的「信息的」「客观性」和「可信性」。我是非常感激你的，你居然为我「保密」了半个世纪，便我安然度过了「镇反」、「肃反」、「反右」时期。也免除了我在「文革」中的灭顶之灾，实在是感恩不浅。即使在嵊州宴席上，也只是作为茶前饭後的一个插曲，并不是正式揭发材料，因为只是「有人说」，不是第一手材料。
袁雪芬同志，在你身上有多重人格，既有演员的敏感，又有老板的奸诈，既有地主的凶残，又有小土地出租者的自私;既有院长的威严，又有人大代表的权势。而且你还具有「骗（编）剧」的才能。请看事实的真相∶
一九四八年，你袁雪芬和汤蒂茵作为雪声剧团老板。与大上海电影院签订了两个月的租场合同。但在组团时，你始终保持秘密，连我也不知道。当时一天放映两场电影《祥林嫂》和日夜两场舞台演出如《珊瑚引》等，场场客满。袁老板赚了大钱，趁两个月的合同期限将到，也想见好就收。於是你袁老板在全团面前宣布说，前台老板只让演二个月，还说现在剧团经费不足，包银都发不出了。班底六十多人怕失业，纷纷要求继续演到年底，「希望袁小姐能想办法」。大家说，「早知道只让演两个月，我们也不来雪声剧团了。」袁雪芬为了应付大家情绪，和汤老板弄了辆汽车，到社会局去，还要我同去。我说我不是老板，我不去。你们就说:「现在剧团有困难，请你帮个忙，你也要负点责任嘛!」就这样，把我拉上车。社会局的章科长负责接待。他说∶大上海电影院的前台老板任金平是杜月笙的学生，你们找杜太大，范小姐和她是见过一面的，我来打个电话，约个时间，你们去讲讲。他打完电话说;「你们夜戏落台去找她。」
待夜戏落台。我问袁雪芬去不去，你不理不答。我不是老板，也不想多管。但团里的人十分关心此事，当知道袁老板不去的意思，就来找我。当时应菊芬哭着说:「我父亲刚死，丧葬费还没还清，不演出。以後的日子怎麽过?」大家也说:「袁小姐做老板比老板还厉害，每个月只有两斗碎米。老老板还有热汤、热菜、热饭吃。今後停下来，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他们劝我说:「既然他们（指袁汤）请你帮忙，你就帮到底吧!你就代表我们六十多个班底去跑一趟。」我当时很感动，而且一早停下不演，我自己的生活也成问题。於是我答应去跑一趟。
到杜家，这是第二趟。第一趟是社会局的章科长老婆说，杜家儿子结婚，请了傅全香、竺水招、尹桂芳和我去唱了十五分钟堂会。一唱完，我和傅全香就回剧场演夜场，连口水都没有喝。
这第二次到杜家时，杜老大婆问我是不是老板，我说不是。袁雪芬是老板?袁雪芬为什麽不来?我说「她身体不舒服，我是代表六十多个班底来请你帮忙的，请让我们演到年底，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当时，她答应明早去个电话，我就告别说了声「对不住」就回来了。第二天去前台打听结果，任老板的儿子说:「双方老板订的是二个月租场合同，一天都不能延长。袁雪芬自己也不要继续再演下去。」这时，我才知道班底六十多人被你袁雪芬骗了。 说真的，不管你信不信，我从前真不知道杜月笙这个人是什麽人，也从没见过，只是在调查核实你的诬陷事实中，从你袁雪芬的话里知道他是「上海的大流氓」什麽连「蒋总司令都到他家」并且在五十年後，我才知道还有那麽一个「过房娘」。我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後，我对政治的敏感性实在大不及你了，人迟钝了。
我最近也在反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为什麽袁雪芬一而再地跟我过不去?我早就退休了，再说，我从不与你争论，听之忍之，而且也深知你的为人，这次我敢於跳出来，与你要个公道，也实在是被逼无奈。反正气死也是死。我想，我是否在哪里得罪你了?冥思苦想，近年来也没有啊!记得在前几年吕瑞英当院长时，我在党内整风补课生活会上是对你提过一点意见，希望你胸襟宽一些，要支持爱护吕瑞英同志的工作。还有就是前几个月，你在汽车上问我。在一九四五年演梁祝上下集时化蝶就有了，我说不对，你就对我大声吼叫起来:「侬搞点啥!」哦，想起来了，你说你在写自传，是不是我妨碍你什麽了?因为几十年来最知你底细和为人、最能容忍，而且还活着的就要算是我了。你总不致於拿软刀子杀人灭口吧？你放心，我是不会去砸你的「牌坊」的，但有时聪敏人往往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有甚者，「机关算尽大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编注∶1、范瑞娟吾嵊东乡黄泽人，与袁雪芬（西乡杜山人）合作演出最久，想不到袁雪芬是非常「刻薄寡恩」之人，使范瑞娟已退休多年的老太婆，来为这封公开信讨回一点公道。这封公开信写於一九九六年，已有三年了，在嵊县老家的人。深为范瑞娟抱不平，但迫於袁雪芬在共产党里有政治威权、嵊剧小歌班演员被袁欺压者何止范瑞娟一人，诸如尹桂芳、竺水招、尹树春等。而直接被袁雪芬借共产党的手杀死的有张春帆、孙子龙等嵊人。所以，我的老家友人将范瑞娟写的公开信影印，寄给《嵊讯》、希望《嵊讯》能刊出使乡亲能够知道袁雪芬的为人．（此公开信是嵊县乡亲寄来，不是范瑞娟寄来，如有文责与范瑞娟无关，请找《嵊讯》编者。
2、公开信中的附件未见寄来故从缺。 （裘亚卫八十八、六、十六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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