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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回复: 0 浏览: 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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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 作者:linou 时间 2007-1-22 23:28:59 序号:584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一九六三年冬,我到河北省参加了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五个月的革命实践,我才真正理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的确是这样,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
  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下乡,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回北京的。地点是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从我所接触到的地方看,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情况大好;其他的好事情也很多。但是,今天我专门讲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
  ……
  我们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在这个公社里有一个蒲蓝大队,去年夏天,省委已经在这个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省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摸索在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 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根据蒲蓝大队试点了解的情况,这一带是和平土改区,阶级阵营混乱,干部“四不清”问题很严重,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是比较多的。群众非常欢迎“四清”,非常欢迎“四 清”工作队。我们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看来这个作法好。因为在敌人的活动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一下子搞不清谁是敌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掩盖着敌我矛盾,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才摸得清真正的敌人是谁。除非那个地方敌我矛盾很突出,很明显,一下子就弄准了谁是敌人,那当然可以也应当先处理敌我矛盾。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想用三个月把这个工作搞完。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我们搞了五个月,才算基本上搞彻底。
  (一)
  ……
  进村以前,公社向我们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还好,征购任务完成得也好,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什么,因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余。这个人不识字,很能干。副书记赵树春有工作能力,如果书记不在,可以依靠他。公社还提到,去年春天,支部领导搞过一次“四清”,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二百块钱的问题。当然,也讲了一些迷信、赌博等一般性的问题。他们说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现在已经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
  进村以后,支部书记吴臣给我们介绍情况,他说,“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如果有了,你们就开除我的党籍。”说得干脆得很。这个人不是不识字,也识点字,不会写倒是真的,可是真能讲话,记忆力好极了。他说:“春天我们搞了‘四清’,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现在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二百块钱,到现在只退了一百元,那一百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他总觉着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组长比我们先到一天,他是县委委员,原来曾在这个地方做过工委(现在改称区委)的副书记,来过这个村子,熟悉这里的干部。他说,这个村子的干部和群众,都特别讲人情,这个支部书记听话。只简单地介绍了这两句。先遣组先进村十来天,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讲:这个大队干部团结比较好,没有两派的问题,支部书记吴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没有什么“四不清”,就是有点用人不当,有点家长式领导。
  ……
  离开北京以前,曾请示少奇同志,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地讲了两句。他说:“不要先有框框,一 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还觉得他讲得很原则,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就是说,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住不放,可是,不能有别的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定义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或从人家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出发,这是区别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标志之一 。出发点根本不同。要从实际出发,可是,桃园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吴臣认为,我们不了解情况,也了解不了情况。他完全估计错了。我们一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可是,怎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呢?必须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发动群众。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却又不能完全相信。要有调查,有分析。要从不同意见里找差别,从差别里发现问题。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真实情况就能了解清楚。要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发动起贫下中农,要在贫下中农中间真正把根子扎正,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而且是有尖锐斗争的。
  我们是怎样发动群众的呢?党中央的政策“双十条”,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我们就大讲“双十条”,先党内后党外,使党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广大群众见面。对地、富分子,公安厅的同志还专门给他们讲了一次。我们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到了三百七十多人,据说是解放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群众开始动起来了。不过还是:敢说话的不大了解情况,了解情况的不敢说话。我们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这样,我们以为可以谈啦!可是党员、干部主要是谈认识和体会。群众会上,大家还是不吭声。我们分别去问根子:“你们为什么不讲话呀,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一肚子话,象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吐不出来!”为什么呢?“有干部的亲信在场,给干部通风报信。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意见白搭了,空伤了人”;“了不得呀!人家都是上边的红人,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们怎么敢提呢!”“你们一走,我们是八寸的脚要穿七寸的鞋!”原来如此。怎么突开呢?我们就先组织少数根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每次开会我们都声明,我们是贯彻“双十条”来的,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这是党中央的政策,省委派我们来的,工作不搞彻底,工作组就不出村。鼓励他们提意见,不要怕报复。他们开始揭露了一些人的具体材料。根子开会,一会跑出去一个人,一会又出去一个人,说是解手。我想,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不集中呢?其实不是解手,是自动出去放哨。真有人偷听。这些情况我们都估计不足。群众要求搞意见箱,我们说好,立刻钉了意见箱,每个队一个,挂在工作组门口。群众说最好挂在公共厕所里,为了便于群众投放,公共厕所也安了意见箱。
  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不知道群众提了什么意见,开始感到有了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头找干部谈话和开会,启发教育的推动他们自我革命。我们的态度是满腔热情地说服他们,要认识到必须彻底革命,不要错不加错,如果破坏“四清”就变成了大错误。因为有了群众压力,谈话有收获,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这时,发现干部有几类:一类是真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经过谈话,他谈了不少事情。还有一类,出身也还好,本人上过几年学,好象比较纯洁的,就是不敢讲,讲话躲躲闪闪,明显地是有人控制他们,袁秀英、卢彦来就是这一类。
  第三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我没有什么大问题,检讨检讨就过去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出有些慌张,越到后来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
  象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这些人说是贫农,却不是农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农”字,也不是工人。有的在东北做生意,有当店员的。也可能还有股金。他们能说会道,都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一般说来,真正劳动者出身的干部,工作好做一些。变坏了,经过教育,可以变回来。有的干部向我们说,这几年就一直往个人生活怎么搞好上使劲,坐在一块就是谈什么样的手表好,什么牌的自行车好,这些东西什么价钱;就是没往把集体经济搞好上使劲。
  他们是怎么变坏的呢?开始就是不劳动,老琢磨着吃点好的,越吃越馋,想吃又没有,手就长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政策就没法贯彻了。人家杀了猪给他送个猪腿吃,他吃了,怎么能说人家私杀猪不对呢!从沾小便宜,多吃多占,逐渐发展到不分敌我界线,谁给吃的谁就是好人。他们变坏的规律,确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是:懒——馋——占——贪——变。开始都是由于不参加劳动,这就使我们更加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再三指示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清”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根子能不能扎正?是这场革命能不能搞好的关键。要自己访,要多方了解。选什么人当根子,是有斗争的。开始,得先听支部的介绍。我们把选根子的条件告诉支部,让他们给我们推荐,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他们的亲信。他们给我们提了二十六个根子,其中有九个是干部的亲信,还有富裕中农,丧失立场的人,这样的,我们都没有用,只选用了十 四个。我们自己又发展了十一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讲话,选他们做根子,他却躲着我们。支部说我们找的根子,是“鸡头鱼刺”,挑他们的小毛病。而他们确实有点小毛病,比如偷过几斤玉米之类。这几年干部贪污几百斤,贫下中农偷几斤就不叫他做根子吗?我们党的多年的干部还有毛病,贫下中农在觉悟提高以前哪能一点毛病也没有。我们选定的根子,干部就分配他们“好活”做,把挣工分多的事让他们做。如三队的根子安福海,吴臣让他负责卖挂面,早出晚归,根本使我们和他见不着面。他本人也愿意干,因为一天挣十二分,每天还奖励一斤挂面。在扎根上,支部不是帮一手,共同搞革命,而是同我们唱对台戏。
  ……
  在我们进村以前,这个公社的蒲蓝大队已搞过“四清”试点,群众知道“四清”好,日夜盼“四清”。可是,“四不清”干部也有准备。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进村以前,吴臣对如何对付“四清”工作组早有布置,有分工。支部的几个人,谁管问寒问暖,谁管拉拢工作组,又是下棋,又是送白薯、送被子的。还布置了由哪些人给工作组出难题,出什么难题,他都计划好了。如果我们不搞革命还可以,如果搞到他头上,他就出难题,把队与队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根本不了解那些土地的情况,这不是难题吗?他们计划了在什么时候拿出这一手。他的布置,我们刚进村哪晓得呀!为什么我把这一段讲这么细?因为听说你们都有决心去蹲点。我说细些,也许有好处。开始,对一个好支部,不可能怀疑它是不好的,可是一件事一件事教育着我们。这是个什么问题呢?省委派的工作队,来贯彻中央的“双十条”,支部却对我们采取这么个态度。从我们碰到的事情来判断,他们硬是有一套影响和抵制我们的办法。先影响我们,影响不了就抵制我们。不是老说斗争尖锐吗,是怎样的尖锐呢?不仅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破坏“四清”运动,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也是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设法来抵制、抗拒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讲,“四清”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
  怎样对待基层组织,怎么样对待支部呢?……我们对支部采取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又依靠,又要独立思考,全面分析。我们对基层组织,不是一脚踢开,是教育他们自觉革命,由支部领导生产。我们工作组自己直接搞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也常常听取支部的意见和建议。支部如果是好的,是不是我们也应该采这个态度呢?我看也应该。
  因为,支部好,也会有缺点的,发动群众提提意见,改进改进,不就更好了吗?如果真是好支部,它会同我们一起发动群众的。就是好的支部,群众中可能还有些传言传语,其中有对的,有错的。如果是错的,我们帮它查清楚,给它去掉一个包袱,也没有坏处吧!所以,在支部是好是坏还不清楚的时候,就决定“一切经过基层组织”是错误的。
  (二)
  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贫下中农协会的简称)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革命的阶级队伍初步形成了。这时,我们就宣布了“四清”正式开始。我们采取边洗澡、边揭发、边查帐、边查证的办法。同时和基层干部谈心,指明前途,我们到底还是希望他们能自觉革命;自觉洗澡、放包袱,自觉下楼。……这时,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 起。而我们工作组的二十个人,来自各部门,主观上都是想把工作搞好的,但是,在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政策问题上,实际上有不同的意见,看法不一样。再加上群众还不完全信任我们,对敌人的活动,我们又不大摸底。所以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我们“四清”工作组的力量,就不如“四不清”干部的力量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怕我们。他们怕的是敢于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队。可是,恰恰在如何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工作组的同志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所以,对这些问题,非讨论不可了。
  ……
  我们把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和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讨论以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我们就响亮地提出: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取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只有领导有决心,又采取了正确的方法,革命形势才能够形成。正如卢王庄有人所总结的那样:“群众看骨干,骨干看核心,核心看工作组,工作组看领导。”看领导上有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
  ……
  桃园大队的“四清”,曾先后掀起了三次放包袱高潮。
  第一次放包袱高潮。“四清”开始时我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这次会是三级干部加上贫下中农代表。原计划让公社干部在这个会上放包袱,开个好头,可是,公社书记讲得一 般。这个公社,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没有搞出什么来。
  不过,问题也比较严重,就是吃吃喝喝,糊里糊涂,姑息“四不清”干部,工作飘浮。工作队队部把它们总结为新“五 风”(吃喝风,糊涂风,护短风,散漫风,老爷风),的确是这样的。……公社三级干部会,对桃园的“四清”有推动作用。干部开始洗澡交代问题,也互相搓澡,互相揭发。一般性的错误,大家都有份的事交待了。大的问题,有攻守同盟的,还没有交代。吴臣开始洗澡,但不老实,先说没打过人,后来又说打了两个三个,一点一点往上加,严重的问题都不交待。有的干部在开过这次会议以后,就偷着来找我们,揭露吴臣。以前,一直都不敢讲。现在他们偷偷来找。可是,吴臣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知道干部一开始揭他,坏事就要暴露出来了。加上关景东在三级干部会上检查得比较好,他自己在会上讲了几句,不受欢迎,这样,吴臣就估计到可能要追他的问题了。
  他怕关景东这些人揭他,就想转移目标。于是,他就到处散布民兵连长关景东的问题严重,说了很多事,还叫大队长卢彦来以四队社员的名义,给我们写匿名信。……我们采取的态度是,谁的意见都听,吴臣说关景东如何如何,我们也听。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完全是给我们制造麻烦,混淆是非,企图引导我们搞个乱七八糟。我们采取了正面、反面意见都考虑,有鱼没鱼淘干了看,谁问题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谁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
  ……
  “四清”中期,在抚宁县城召开了工作队会议,传达了华北局太原会议精神和省委要坚决搞彻底的指示,工作组回村后组织了第二次放包袱高潮。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大规模的查证相结合。虽然以前我们是搞边查帐边查证,但是,查证工作到底还是落后了一步。查证工作很重要,不经过查证,很多揭露的材料,和查帐时发现的问题都不能肯定。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促使干部承认错误。这个时候,就特别抓紧了查证工作,又注意了随洗澡随解放。有一些干部“四不清”问题不严重,交代差不多了,就把他们解脱了。……争取了多数,逐步壮大了“四清”革命队伍。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群众和干部揭露出吴臣的不少问题,也突破了一批一般性的攻守同盟,犯有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体都交代清了问题,贪污比较多的,也有一部分人交代清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难搞的,群众叫做“钉子”,就是死不交代的人。
  ……
  原来不是说吴臣是贫农出身吗!不是的。他父亲是小商小贩,他自己是捣动小买卖,卖破烂,跑单帮,一贯吃嫖赌博,无所不为,同一些流氓分子混在一块。政治上的“四不清”严重,一贯重用地、富、反、坏,许多好差使,副业里的重要位置,多挣工分的活,都安排给地、富、反、坏。他到底打了多少人?我们查清楚的,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其中有一个贫农被他打了七次。他打的这些人,除了一个曾参加过军统,一个是富农的儿子,其余都是贫下中农。他为什么专打贫下中农呢?很值得深思。
  ……
  在这时候,我们又掀起了第三次放包袱高潮。这是在太和寨又开的一次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后,掀起来的。这次三级干部会,林铁同志亲自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林铁同志讲了省委的决心,要我们一定把“四清”搞深、搞透、不乱、不漏;号召干部自觉革命,号召群众帮助干部洗澡。这次会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放了一些大包袱。虽然有严重错误,只要彻底交代,决心改的,大家都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变坏的可以改回来。吴臣的问题,经过再三查对,实在严重。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其他的基层干部和工作组的同志,对吴臣的问题都非常气愤。他打了这么多人,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呀?该不该撤职呀?以前没弄清楚,不好说撤,现在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办?……公社党委在会上宣布接受桃园贫下中农的要求,决定撤了吴臣的职。……开完这个会,贫下中农代表真是高兴极了,回村后,奔走相告。……“四不清”的干部呢?真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了,靠山靠不住了,攻守同盟,也守不住了,就各顾各了,纷纷找工作组,找贫下中农来检讨和交代。有的是干部自己来,有的是干部的家属来。这时候的革命形势,是急转直下,几个大案子都是这时候突破的,四队的粮食问题,二队的关家门楼问题,都突开了。还突开了大队木业组、米面加工厂的问题。整个大队(包括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一 共搞出了两万二千多块钱,三万四千多斤粮食的问题。一千块钱以上的是五个人。
  ……
  真正发动了群众,真正掌握了这个火候,才能既把问题搞清楚,又少出后遗症。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要敢于实事求是,主动核实。本来大家也开始搞核实工作了,但认识没有提到这么高的水平。如果有假,我们就主动翻案,迟翻不如早翻,与其将来翻案,不如现在我们自己主动翻案。只有真正实事求是,才能使干部心服口服,挽救他们。如果搞过了,有了假案,那还不是有后遗症,将来别人要来搞平反的。“四清”搞不透那是保护修正主义根子,是个大错误。但是要搞过分了,也要犯错误。人家没那些事,给人家弄成那些事,弄假了,也是错误吧?这就使人为难了。
  ……
  该强调实事求是了,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我们就搞了三次核实。第一次是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在定的当中发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都主动作了纠正。第二次搞了三允许:允许翻案、允许补充交代、允许别人来给他申辩。我们还允许当事人自己找证人。比如二队有个副队长关希英,他有一千多块钱的事。他说:“别的事我都记得清楚,就有一笔卖薯秧子钱一百一十二元,我总觉得模糊,好象没有经过我的手”。问他有证人没有,他说能找。我们叫他自己去找证人。……第三次,搞了个三对口:把个人检查的材料,别人揭露的材料,和我们的调查报告,三部分东西对了一下。经过这么一核实,“四不清”干部心服口服,退赔很快。对于那些交代彻底的,退赔积极的,经过贫协提议,和群众讨论,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减免点。根据中央的政策,一 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以前的,问题的性质不很严重,退不退,该算什么价钱。对于交代问题和退赔积极的,也别让他们太困难。群众很实事求是,说那二年钱毛,那时贪污那么多钱,现在退,得卖不少东西才赔得上。因此,贫下中农就主动提出给他们减免。这一减免,干部感动得不得了。……“四清”,只留下两个专案,一个是支部书记吴臣,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性质,还没有最后弄清。还有一个就是副书记赵树春,他开始不是躺倒了么,所以他没洗完澡,也没有下楼。其它的都结束了。于是各生产队和大队都开了退赔团结大会,会开得很好。把“四清”胜利果实分了,除了地、富,反、坏本人以外,其它人都有一份。这样一分,对很多人又是一次教育。“四不清”干部本人分不分?也分了。
  其中有的干部退赔了三十块钱,分回来的是一百多块钱,以后他向我们讲:“贪污了点,我总觉得占了便宜,不晓得实际上是吃了亏,因为别人贪污得更多。‘四清’搞得清清楚楚,就是好。”在会上,干部群众发言很热烈,一致表示要团结对敌,干群关系一定要搞好,争取一九六四年的大丰收,情绪都很高。……这时,我们分析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基本上差不多了。标志是什么?第一 ,群众所提出来的很多问题,弄清楚了。第二 ,贫农下中农的觉悟提高了,贫协的大旗树立起来了。贫、下中农的态度,从开始的观望不满、后来到敢于揭发“四不清”,最后做到敢于当家作主。第三 ,大多数的“四不清”干部放下了包袱,从开始抵触,以后发展到认错,到最后是感激而且积极参加生产和工作。如果我们工作作到家了,他们是真感激的。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吴臣、赵树春两个专案。
  ……
  现在,我把前一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简单地重述一下。
  第一 、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很重要。我们不是讲总结过去运动的经验吗?这就是很重要的经验。有的时候没弄清情况,听到别人夺权我也夺,不管该夺不该夺,都是夺。现在的情况是明明该夺,有些单位和地方,阶级敌人已经掌握了领导权,又不敢夺了,如果该夺又不敢夺,就是没从实际出发。“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我们这段工作看,非常重要。
  第二 、要从实际出发,但是,如何才能弄清实际情况?只有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弄清实际情况是什么。要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双十 条”的精神。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搞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条政策就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不要有清规戒律。
  第三 、要正确地掌握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过激情绪时,就要很好地掌握火候,要强调敢不敢实事求是,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开始,“双十条”要总的讲一下,要讲好,让群众了解中央“双十条”说的什么,总的精神是什么。但是,有些政策是不应该在开始时就强调的,开始强调这些,就会限制了群众,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应该强调贯彻政策,强调政策界限。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过硬本领,就是要既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又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了些过激情绪时,能够及时地转入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贯彻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央所要求我们的高标准,既搞深搞透,又不出乱子或少出乱子。
  第四 、工作队应该清醒。有个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四清”改造“四不清”,还是被“四不清”所影响和改造。“四清”工作队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去改造一切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以及它们在劳动者(包括干部和群众)中间的影响;并且在改造世界中,改造我们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三)……春节后,我们开始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忆苦思甜,通过写家史、村史、登记阶级成分,转入揭露地主、富农的活动。干部集中到一块座谈“四清”收获,挖“四不清”错误的根源,怎么变坏的,受了谁的影响,搞思想归队,然后转入揭露敌人和反击敌人。
  ……
  经过普遍忆苦,群众和干部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真正苦大仇深的人出来讲话了。阶级敌人活动的材料大量地揭发出来了。……赵家三兄弟中有一家叫赵学瀚,一九四六年他有八十五 亩地,仅一九四七年就卖了六十五亩,土改时只剩十八亩六 分地,全家七口人,按二亩七算恰恰不进不出,还欠一点,给他定了个中农。一定成中农,从初级社时他就作了会计。我们进村的时候,他是大队的现金保管兼四队的会计。……其实,赵学瀚从土改前三年算,有八十五亩地,全部出租,全家住在长春,家里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农业劳动。一九四七年听说东北解放区搞土改,赵学瀚回了一趟桃园,布置他的伯父等赶紧卖地。……实际上赵学瀚钻进干部队伍以后,他是吴臣的后台,大队的经济帐他起码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五 ,所有弄虚作假都是他出的主意。表面上装穷卖傻,迷惑群众,实际上出谋划策,出坏主意的就是他。一直到“四清”时,干部交代哪个,不交代哪个都是他提醒。指挥棒就在这儿!吴臣坏,可是吴臣后边还有人。吴臣作检查,不会写,就找赵学瀚替他写。我们让赵学瀚揭露问题,他从来没揭露过一件事。他却常向大队长说,那次借的还有多少钱没还,还借了多少棉花。这是提醒,实际上也是通知大队长交代。我们进村前,吴臣安排如何对付工作组的办法时,都有他参加。真正掌事的是个地主。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情况,还有他贪污九 百多斤粮食,二百多块钱,每天给四队记完工分都偷一捆柴禾回家等等问题,都交给群众讨论,把地契给大家看,人们大吃一惊。群众说:“过去根本不晓得他有这么多地,只知道他叔叔家、伯父家有地,搞不清他搞了那么多名堂,不提高阶级觉悟可不行啊!几次运动赵学瀚都滑过去了,这一回差一点又滑过去。”……桃园大队一共查出了漏划的地主五户,富农两户。……大家觉悟提高了以后,不仅揭露出了漏划地主、富农,而且揭露出地、富、反、坏大量的破坏活动。比如反攻倒算,变天帐,挑拨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破坏生产等等。这样的事情都有。但,主要的,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隐瞒了成分,自己钻到干部队伍里,或者拉拢干部,使干部成为他们的代理人。用影响干部的办法,使干部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一着更高、更鬼。他们干什么要自己出头露面呢!他们在那里出主意,又不出面。用各种办法,腐蚀了很多干部,使干部贪赃枉法。
  这个时候,有了敌情,也有了敌人,我们就开展对敌斗争。开了几个小型批判会,既训练骨干,又教育群众。根据地、富、反、坏有没有破坏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情节 ,决定对待他们的办法,严重的就开了说理斗争会。……这时,根据地主、富农交代的,根据大家揭发的,好多地富活动和隐瞒地富成分的这些事,都跟吴臣有关。证明吴臣的政治“四不清”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本来是一再让他自己查上当,给他揭露和反击敌人的机会,那怕在以前阶级觉悟不高,丧失立场,现在检讨出来,向党交代也可以。他不查,一直没讲。是群众揭发,地富交代,把他扯出来了。比如说他给伪保长盖房这个事,就是发生在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那个时候。他曾说过:“我们这时候管人家叫顽伪伙会,将来人家叫我们什么呀!”所以他积极给伪保长盖房,不仅是感恩问题,他是想同伪保长拉好关系。还有,他管事的时候,放走了一个叫潘其昌的,也是个伪保长。这个人同他关系密切,镇反以前跑了,在东北一个城市被公安人员发现,那个人被镇压了。这样的事儿不少。……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我们脑子里一直划着这个问号,不知道怎样下结论。
  原来说是个好支书,后来又发现那样不好;又说是完成任务好,完成任务的方法不好;后来看看也不是完成任务好,上边的政策到他那里就变了样;而且,他同地、富、反、坏的关系也越搞越清楚了,他不是一般的丧失立场问题。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当时没有给他下结论。
  ……
  (四)
  原来以为做了这么多工作,经过了群众性的“四清”斗争和对敌斗争,组织建设会顺利的。实际上组织建设这一段,依然不是风平浪静的,从桃园大队看,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很严重、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
  ……在酝酿大队干部名单和支委分工时,出了问题,吴臣来了个反攻。原来吴臣在支部里还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一 说话,还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样办。要是不知道情况的人,来参加支委会,还会以为吴臣仍然是支部书记哩!他在支部里还是挺神气的。在讨论大队管委会名单和支部委员名单的时候,吴臣借机反对犯过严重“四不清”错误,但是,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又肯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他一 讲,就有些人跟着群起而攻之。吴臣和他的一伙人攻的是什么人?就是在“四清”阶段揭露他最痛的那些人。对于过去有“四不清”错误,真正彻底交代,坚决退赔,以后又积极工作、积极劳动的人,我们是支持他们当选的,群众也愿意选他们,包括那个关景东。关景东是七百斤粮、七百块钱,这个错误不算小。原来我们是准备让他劳动两年,考验考验再说。后来又安排了他,主要是因为他能把生产拿得起来,而且确实表现了坚决改正错误。人家真改正错误,我们总不能不欢迎吧!重要的是,群众愿意让关景东当干部。但是,吴臣不同意。还有人附和他。这说明吴臣在支部里还很有市场。
  支部委员酝酿好了以后,选得很顺利,票也很集中,但是,在分工时,又出了问题。我们原想让赵品三任支书,他是三人领导小组里的一个成员,是我们一直在培养的。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劳动确实很好,人很耿直,就是倔。
  等到分工时,他提出坚决不干。……
  后来我们考虑,赵品三在关键时刻发生动摇,不适合当支部书记,不是他自己当不当的问题。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人才很多,有人能扛这个大旗。党员中就有一个很好的雇农,他的名字叫卢伦。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一直参加劳动,群众很拥护。因为过去他不是支委,是管委会委员,我们觉得一下提成支部书记恐怕不行。后来看,这个人很好。他民主,肯征求别人意见。就是文化水平低,听了报告,回来传达有困难,记个什么事也困难。可是,他真正是好庄稼人,忠实可靠,立场坚定。他几次和我谈话,对我教育很深。他三 言两语,能抓住关键,讲到刀口上。后来我们就推荐卢伦当支部书记。……吴臣敢搞反攻,就是由于外边有人支持他。他搞反攻,这是个大好事。要不,有些事情我们还弄不清楚,他一反攻,就逼着我们想一想了,得搞彻底呀,不要马马虎虎。他一直在反对“四清”,我们工作组还没有出村,他就集中火力反对想要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这证明什么?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
  他企图仍然回到台上统治群众,要那些有严重“四不清”错误而又不想改正的贪污盗窃分子,同敌人勾结用暴力统治群众的分子,重新复辟、掌握领导权。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不搞破坏可以,搞破坏不行。所以,我们看到了工作还没作透,必须补课。从吴臣这次反攻看来,他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党的标准,不是贫下中农的标准,不是人民的标准。我们说好的事他就说不好,贫下中农说好的事情他就说不好。别人把工作搞好了,他就不高兴,而且是仇恨的。这时,他就是要把桃园的工作搞乱搞烂,才称心。我们工作组对他的反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吴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坚持“四不清”的立场,发展到同党对立?因为有宗派斗争发展到反党程度,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还是这个人本来就是坏人呢?因为他与地、富、反、坏有那么些密切关系么!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敢下结论,只好交群众讨论。
  ……
  过去群众和干部讲话是话还到嘴边留三分,现在什么都讲出来了。根据大家敞开讲的情况看,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去他所领导的桃园支部,确实就象贫农所说的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吴臣把持的桃园支部,过去基本上不是共产党。他把持的这个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多少也做过一点好事,总得交点征购,搞点生产,不然,他隐藏不了这十好几年。桃园这个支部,我们原来也考虑,是不是变了颜色了?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后来公社党委同意桃园党员的意见,批准把吴臣清洗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可是,据说到现在,我们已经离村两个多月了,还没有正式文件批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
  这个问题是这样:当问题涉及到公社、区、县的干部时,我们一个大队的工作组要不要管?我觉得是非管不可。既然党派我们去工作,我们就要对党负责。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怕犯错误,也不能怕和地方党委搞坏了关系。我们应该把材料搞确实,报告上级党委,积极建议上级党委调查处理。不然,四清就搞不彻底。一个大队真正搞彻底了,是可以发现一些公社干部、区的干部、甚至县的干部的问题。比如桃园大队就是这样。根据桃园群众和干部的揭发,我们就挖出来了一个副区长苏长吉,一个有十几年党龄的烂透了顶的蜕化变质分子。这就是说,区长一级的干部,有的已经和平演变到变了颜色。区里搞了五反,他混过去了,这次四清发动了群众,他就混不过去,被挖了出来。所以四清搞好了,又可以帮助五反搞彻底。当然,是不是仅仅涉及到一个苏长吉呢?
  不是,还有。吴臣的行贿、拉拢,还涉及到一些县里的干部。
  前边我讲了,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县人委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他们曾在一块吃吃喝喝,赌博,借钱也搞过。这样一来,他们下来检查工作,怎样个检查法呀!他们会赞成搞四清吗?
  又比如县的水利科长那样的人,有一笔水利费,这是党交给他们的,投资应该用在最需要而又有条件,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他们是个什么思想呢?老子有这笔钱,谁请吃点好的,就恩赐给那个地方。谁给送大米,这个地方就能上马,钱就能拨。党信任,才交给他们这部分钱,应该负责使用好,分配好。……一些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一追他们的事就联系到上边,有人包庇。这就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干部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也是基本的根子。可是,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靠山,有人保护。我们进村不久,群众就提出不敢给吴臣和关希颜提意见,他们上面有副区长保护,是上面的红人。我们说要挖下面的根子,群众却提上面也有根子。到底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上边有没有根子?如果要有,要不要挖?值得我们深思。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里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的影响。这就是说,地主、富农的影响,不仅仅在下面干部中发生作用,也对我们上级和高级机关的一些干部发生作用。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大体上在公社、区、县都有靠山、有根子。送礼,请吃,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边就有人保护他了。有很多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上边的保护,下边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他就不敢胡搞乱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他也不敢胡搞乱搞。拉上级干部下水也很简单,只要送一个手表,多少粮食就行了。生产队的干部没有大队干部的撑腰,他就不敢胡搞乱搞,他不放心。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给他撑腰,他也不敢胡搞乱搞。如吴臣,就已经成为压迫群众的统治者。为什么呢?有上面的保护,没有群众的监督。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他就用上面的根子压群众,群众就不敢给他提意见,结果由小错误就变成大错误,甚至蜕化变质。当然吴臣的问题,还有些特殊性,他原来就是坏分子。凡是蜕化变质分子和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都有一个或几个享腐化福的窝子。苏长吉在桃园有,在别处也有享腐化福的窝子,难道只有苏长吉一个人?所以,必须加强群众的监督。要群众监督生产队的干部、大队的干部、公社的干部和区、县的干部,上面的干部也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没有群众的监督是不行的。只要上面不变,下面变了,问题不大,好办。因为上面没有变,发现了下边的问题,就可以下决心整好,敢于革命,没有什么顾虑。只要敢于发动群众,真正发动了群众,就一定能整好。……毛主席最近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的五条标准:即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是增产还是减产;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说服,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根据这五条来看,我们的桃园大队是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当然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主要是非常需要摸出如何巩固“四清”革命成果的经验,我们现在留下了几个人的一个巩固组,主要负责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发现了,立即改正。不足之处,随时补课。当然,可能还有缺点和错误到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暴露出来,我们欢迎同志们指出。发现缺点、错误是好事,我们可以改正,可以把工作搞得更好。我们的工作,要经得起检查,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五)
  当我们做好了上面介绍的那些工作以后,绝大多数群众高兴极了。真是兴高采烈。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干部从“四清”中期就参加劳动了,后来越参加越积极,哪里困难,哪里最艰苦,干部就到哪里去干活了。大队部不再留专人听电话了,有事干部们在地里商量着办,有什么问题及时在地里同群众商量着解决。干部和群众都心情舒畅,干劲很足,出劲率非常高,所有能出勤的都出勤了。支部书记卢伦出身好,民主作风好,参加劳动好。只要他这样带头搞,群众自然就跟着上。困难的地方干部上了,群众没有话说。有身教,不光是言教,以身作则。过去有人说怕“四清”妨碍生产,从我们那个地方看来对生产没有妨碍,而且生产大有进步。就是冬天搞“四清”的时候,基本建设也搞了很多,搞了一个扬水机站,搞好了两个机井,还拉了高压电线,等等。
  今年要搞上百亩水稻田,还有七百亩水浇地。挖渠,平整土地,都做了,也没影响“四清”,基本建设比每年冬天还搞得多。有人说,运动会妨碍生产,不是这样,也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搞得人们心情舒畅。
  ……
  现在桃园有了革命化的贫下中农,有了革命化的领导核心,这给桃园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可是,这种局面是不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还要看我们今后能不能做好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看有没有革命化的公社,革命化的区委,革命化的县委的领导。要不然,顶不下去的呀。我们估计,那里的斗争还可能有反复,因为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是万事大吉了。
  ……
  在我刚刚回到北京时,因为大家都关心农村阶级斗争的事,有些同志就问我到底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哪里?根据我们接触的情况看,主要的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搞和平演变,有些是钻进革命队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潜移默化,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了,代表了敌人的利益。不是一下子收买,一下子给大鱼大肉吃,是逐渐逐渐地影响,这最不容易引起我们的警惕。在战争时期,阶级敌人是要搞武装反革命,配合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和平演变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我们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敌人却躲在后面,出面的是戴着“党员”和“干部”帽子的人,所以斗争是更复杂了。“四清”中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和复杂。现在我们搞的“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帐、清财、清库。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都要清。所以,河北省的群众和干部,都把农村的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四清”的内容广泛了,意义深远了。确实是比土改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根据我们那儿的情况看,我觉得包括这么几项任务:一个是土改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补课;一 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就没有好好搞社会主义革命,也要补课;还有一部分更艰巨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又蜕化变质了,变坏了,我们要解决怎么把他们变回来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革命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有没有革命任务?还有。就是当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它还有可能腐化变质,资本主义还可能复辟。我们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世界上还没解决的。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现在作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出了“四清”、“五反”的严重的深远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这个掌握领导权以后不贪污腐化的问题,不和平演变的问题,演变了的,又如何变回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我不好作的,是史无前例的呀!可是,我们党一定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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