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帆

无论历史的前进或者倒退，对于你个人来说，如果不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随机应变，那么你可能成为某一出悲剧的主角。
大雾，雾气弥漫的世界。“今天天气……”，天气谈论者认为：这雾若散得好，天就晴；散的不好，则准下雨。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早晨。
在某机械厂的集体宿舍，在底层的一间房子里，新住上了一位年轻人，他是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道微笑而来的。“好大的雾啊。”他用手帕擦了擦脸，和周围几个同宿舍的人寒喧了一阵，将一张陈旧的、积满灰尘和蟑螂屎迹的空床收拾一新。床头挂起一幅油画，画里那日头高照下的皑皑白雪好似正在融化。一扇小窗的窗台上落着白霜，那前面是园地，草木萧索，落叶在腐烂。到春来，这里定是姹紫嫣红一片，无疑的。
这个年轻人——唐栋，年龄二十四五岁。他六四年毕业于某美术学院，曾一度留校工作，不久调到上海某出版单位搞美术理论的研究，最终他下放到这个机械厂。据说是他自己的请求，可能是为了逃避那里的政治运动；又说是为了逃避沙龙里某些丑恶的追逐等等，本文在此不作详细考证。他不是党员不是团员，他说：“我只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他曾公然宣称：我之所以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只是因为艺术在招唤。
栋作画的时候总是这样：胸脯前挺，健美的脖颈支着高昂的头卢；左手总是放在上衣的斜插袋里，右手捏着画笔不可一世地画面上运行；浑身有时战栗着，穿着一双旧皮鞋的脚不时在地上磨蹭。他的眼睛能很敏锐地捕捉生活之美，而整个社会的庸人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能达到这个高度。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这个“阳春白雪”式的人物来到“下里巴人”麇集之地完全是明珠暗投。当他在宿舍里竖起了画架，竖起了画板时，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业余时间他大量作画，画风景，画人像，潜心钻研艺术，以及心理学与色彩、构图等的关系。艺术中的对比关系无所不在；所谓意境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为人所认识的；如果从感觉出发，那么三度空间不复存在等等。他搜集了大量素材搞创作，画面逐步展开，流畅的笔触总带着许多含混的意念；忽然一两点思想火花，引发灵感爆炸，于是明确的、主要的东西被揭示出来，理想之画面从无数个神经质的冲动，无数次精神的抒发和释放中诞生了。画到疲劳时，他总要站起身来，跳跃两下或像河马似地大喝茶水。他的头脑像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火山口，那里沸腾着理想的狂热，沸腾着智慧的熔岩，时而喷薄绚烂的色彩，时而释放变形的线条。天下大乱，一方面他又是在画中避难。
栋是个自然主义者，他性格直率，但不鲁莽；举止随便，又不放浪；情绪热烈，但不轻佻。他最反对矫糅做作、教条主义，无端地小题大做、大惊小怪。他在绘画上欣赏浪漫派的观点，富于幻想，主张艺术反映生活；又很注重印象派对光和色的追求。启明星、五彩的露珠、奶牛、蛙鸣、蒲公英――自然，就是这个大千世界的存在。艺术家肩负的是为人类创造美的责任，自然应当成为他们唯一的女神。自然风光熏陶了栋的艺术气质，从岳阳楼头低徊凝望洞庭白帆；自泰山绝顶驻足俯瞰齐鲁昏晓。“柴门临水稻花香”，“野渡无人舟自横”，他爱自然，爱艺术，爱生活，爱生命。
运动是什么？艺术上的所谓运动是指从这个姿态到另一个姿态的转变。那么政治上的运动怎样解释呢？六七年的春天，机械厂的造反派得势。不久，他们发现了栋这个人才，于是便命他专门搞宣传工作。那时候全民都在接受“洗礼”，尚且都有着几分热度。自从横扫了“三包一尖”，于是便男理平头，女剪短发，着清一色的服装。这是一个大军营，人人都得拿起笔，作刀枪，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火药味将空气的成分都改变了；这是一个大教堂，人人都得早请示，晚汇报，时时还须狠斗“私”字一闪念。百分之九十九的书都禁了，人们只得去看大字报。劫夫谱的语录歌风靡一时，独占了中国乐坛的半壁江山。栋手捧五彩缤纷的调色板，想给这个灰调子的社会抹上一二块明亮的颜色。但是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已陷入了一个政治泥潭而不能自拔。
栋先是在厂里画宣传画，写标语，后来被借到别的厂，请到学校里，请到里弄里去画，去写。所有的路口要道都矗立着宣传牌；在一切空出的墙壁上都画上宝像，写上语录或标语。尽管栋没日没夜地画，没完没了地写，光荣的政治任务总是源源不断。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画“大海航行靠舵手”、画“葵花朵朵向太阳”、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画紧握拳头的工农兵，画批判刘、邓、陶、谭的漫画，画百丑图及至画杨仲池，陈卜昌的罪行录。他每每为此废寝忘食，有时竟也想入非非，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有时，他劳累一天于深夜回家后还要抓起笔来为自己的“真正的艺术”而奋斗。日长天久，终于体力不支，“真正的艺术”也就难以顾及了。政宣任务愈加繁重，许多的聘请书纷至沓来。这好像一场竞争，只是为了表明谁比谁更革命。栋毕竟也拥有了那么多的崇拜者，人人都赞叹他的神手妙笔。在里弄里，儿童们像小天使般的围着这位传播福音的圣者。栋从心里感到乏味，而大众竟会如此欣赏这令人厌恶的形式，实在是可悲。据此，栋怀疑过自己所谓“真正的艺术”是否已超脱凡尘了。应当承认，栋在一开始投入这个宣传工作时曾充满热情，但当他看到他所画的那些巨幅宝像下面时时出现一队队的请罪者和宣誓者；当他看到宝像艺术已经取代了其他一切艺术的时候，他才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一方面是社会的艺术事业在荒芜；一方面是社会的蒙昧在蔓延。
盈耳的知了声，分成三种声音鸣叫。小南货店的老太婆趴在柜台上睡着了。一只懒洋洋的花猫卧在地下，看着蚂蚁列队而行。“哗”的一声，一叠传单撒向高空，然后像雪片似的飘下，行人趋之若鹜，份份去抢，伸长的手臂像芦苇在天空摇曳。栋扔下画笔狠狠地坐到地上骂道我情愿过十个冬天，也不愿过这一个夏天。他擦了一把汗，惆怅地将手中的颜料捏来捏去。鲁本斯在哪里，门采儿呢，《希阿岛的屠杀》，《草地上的午餐》，《青铜时代》。
“真的，我简直不能忍受，我是个艺术家，艺术家！”有一天，遇见一个老同学，栋向他大发了一通牢骚。“而我现在成了什么了，成了一个工匠，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工匠！整天临摹像片，临摹那些不伦不类的“艺术品”，遍布整个世界都在画一个主题，画一个形象，枯燥之极，绝没有一点点艺术情绪。够了，什么风格、结构、色调、层次，都是妄谈而已，艺术家的创造力，艺术家对艺术关系的认识能力，以及艺术家的某种属于未来的愿望在这里都受到可怕的遏制和窒息，这一切又像水汽一样地被蒸发着，被蒸发着。”
“哈哈，”那老同学说：“你的思想太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要害问题是你还不能同那种个人奋斗的思想彻底决裂，还不能真正自觉地为革命现实而服务。”
“但革命现实应该允许艺术的存在和发展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只是对艺术的扼杀。正因为如此，你叫我怎么为这个“革命现实”服务呢？”
“真混乱啊，这不是现实在扼杀艺术，你所追求的艺术，是一个超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产物，对于这种混淆阶级矛盾的艺术，扼杀它是革命的必然嘛。”
“你们总是有理，你们对什么都有批判的借口，反正随你们的便，最终落得个茫茫大地倒也干净。”
“嘻，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真奇怪，这也是封资修，那也是封资修，那么到底什么是革命的艺术？难道那种大红大绿满墙壁涂的东西就是的吗？米开朗基罗被教皇的“订件”大大损坏了他的艺术发展，但他毕竟还创造了西斯庭壁画等伟大的艺术品。而我呢，革命现实的“订件”重压在身上，我终将没出息。真奇怪，我常想：过去说神创造人，而现在我们人在创造神！”
“嘻，我过去也有这种想法，通过学习与批判，觉悟提高了，我看你呀，思想也要开开窍，不要死钻牛角尖，要正视现实，立足现实。一切从现实出发，现实怎么样，你也怎么样。现实是一个无情的、铁的大机器，而你呢，只是一个有情有血有肉的小动物。你们两者不要过意不去，否则你会被碾得粉碎。”
“未来派说得好：现代生活即是钢铁，狂热速度生活的旋涡，必须一扫一切泄气的陈腐的主题。”
“嘘！说这话不要超过二十分贝，现在是什么形势，你想坐牢啊。我劝你把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改一下作为座右铭：脑袋丢了，艺术还有什么用。”
那时候人的思想转变过来特别容易，一个学习班，一个讲用会，一个天天读，一个谈心活动，滞塞的思想立即就豁然开朗了，冤家对头马上就握手言和了。栋通过社会的感染和自身的反省，居然也能够违背自己为艺术而生存的信条，勉强地活下去了。
继安亭事件之后，又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王洪文勇卧铁轨；潘国平口舌如簧，一时传为美谈。徐景贤于市委后院“纵火”；聂元梓抵沪号召必须大乱。因为首次“炮打”行动流产，声名赫赫的“红革会”从此一蹶不振。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不出一个月，就更名革命委员会。戴立清一次在文化广场开会说了二十一个错别字；陈阿大指挥“工总司”在踏平“联司”之后又捣毁了“支联站”，于是，上海市革委会的地位才始告稳固。
那时候的造反派，真是够令人羡慕的，耀武扬威，招摇过市。栋看不惯这些新权贵，算什么东西，神气活现的。坐不雅观，站要抖腿，走路没正形；眉毛凶恶地拧在一起，咬肌条条绽出，脖颈僵直，眼睛鼓起，百分之九十八的眼白；开口“国骂”，出手就拧别人的腮帮，混混噩噩还搞什么“革命”，最可恶的是竟将艺术革掉了。栋心中恨恨地想，但表面上对这些人却很敬畏，这种矛盾的现象本不应在这位自然主义者的身上出现，只是因为“形势比人强”，他进一步理解了变色龙为什么会变色；黄鼠狼为什么要放屁。
有个人来看栋作画，这个酒色淘虚的中年人是本厂造反队的显要人物，分管政宣的。他咂了一下嘴，哼了一阵粗气，将双手抱在胸前，又放在背后，这么来了几个回合。栋局促得慌了神，大气都不敢透，怯生生地一会拿错了笔，一会儿用错了颜色；一会儿闻到鸡的香味，一会儿闻到了汗的臭味。
“这是青色，”那人突然指着调色板上的群青色对栋说：“你为什么把这种颜色涂在林副主席的脸上？你不用抵赖，我刚才亲眼看见，那青颜色我也认得，我懂，只有魔鬼的脸上才用青色，你说，为什么？啊，居心何在？”
“……没什么居心何在……因为……。”栋语无伦次。
“你狡辩！”那人吼叫道。“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的脸都是红的，你不懂吗？我警告你，以后不许乱用政治色彩，如果再发现，就把你算作反革命，记住！”他用手指着栋的鼻尖，唾沫直射到栋的脸上。
红的，玫瑰红与金黄色的变体色调及其绿、蓝与黑色对这个色调的强调，雷诺阿的细腻而又层次丰富的漂亮色彩，曾经使栋深深感动，他无时不在想建立自己的色彩世界。政宣头头的那一番训斥，使栋很气愤。那种只有魔鬼的脸才用青色的理论显然是荒谬的，谁见过魔鬼，反正栋没见过。绘画的颜色成了“政治色彩”，说不定到哪一天栋在调色板上用那种颜色也要拿到造反总部的常委会上去讨论呢。栋后来想：既然自己的色彩世界已不能建立，那么就不要让那些残存的色彩关系来勾引自己了。把雷诺阿忘掉吧，现在要研究的是怎么样做一个“现实主义的工匠”。
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栋被叫到了厂造反总部。
“我看你是个逆种，天生的！”肥硕的造反队副队长见了栋，昂起头便骂将开来：“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啊！他妈的，这——”他拿起一张领袖像给栋看。原来栋在作画时，将斑驳的颜色沾到了那宝像上面。一些革命群众发现了这件“亵渎圣明”的事，就把他告发了，那时候人人都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我有罪，我罪该万死，可是，陈队长，我这是无意的。”栋心中害怕，低声下气地说。
“这明显地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我说你是有意的。你对运动不关心，对革命心怀不满，因为你以前看不起我们工人，现在轮到我们看不起你啦。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股傻劲，一股酸气，一股霉味，我早就看不起你们这些喝墨水的。你看你，小眼睛，尖鼻梁，生就一副狐狸相。满肚子的狡猾和阴谋，所以你要反扑，你要跳出来，发泄你的不满，你……你……。”
栋只感到一种嗓音在耳边震荡，自己的头脑彷佛正由肉的变成楠木的。后来栋被批斗了两次，检查了三次，请罪五小时，背诵十遍“老三篇”，接受警告和勒令十二次，读最高指示一百条，这事才告结束。
所谓请罪，通常是在画有宝像的墙壁面前举行的。栋惊恐地发现自己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主啊，请罪什么呢。艺术已经抛弃了，现在竟连活着也提心吊胆，看来，生下来就死去才是真正的幸福是对的。那些着火的三角形挤在一个圆圈里，旋转中心，热灰色的投影，波光粼粼，郊外的炊烟，淡蓝的，紫绛的，一缕缕，一丝丝，飘上去，飘上去，真有个世外桃源就好了。若到别处隐居也可以，栋曾这样想过，有一个晚上他确实曾在地图上寻找过子陵台。
从那以后，栋受过折磨的头脑，总是神经质地约束着自己的行动。他变得繁琐和迟钝起来，他的性格和艺术风格曾经是相互影响的，豪放、洗炼，但现在都改变了。
青海的军队干部门合因公牺牲了。在六八年的夏天，社会借助这个亡灵又掀起了“三忠于、四无限”的热潮。一时间领袖宝像及效忠的标语遍布天下，汽车里，餐桌上等一律标上象征忠诚的红心和向日葵；脸盆、热水瓶等实用图案和商标大抵都用大红旗和万年青。书包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人人背起语录包。顾阿桃扬名天下，学“老三篇”发展为学“老五篇”。像章越造越大，形同面盆一般；宝书越印越小，如火柴盒一样为奇。全民可以比做“染上了基督教病症而日形僬悴的偶像崇拜者”。
“三忠于”活动使得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都得布置自己周围的环境，栋为了许多公家的和私人的这种布置活动忙得近乎发疯，他怀疑自己象这样下去是否还能活五年。他劳累过度，苦恼的情感已不像以前那样强烈了，现在高涨的欲望是想休息。他曾有过的伟大志向是要用艺术传播美和爱，可是现在他那颗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心灵已蜕化成一缕机械的、麻木的灵魂。
像高速运转的齿轮一样生活着，栋有了病。一次，他向厂革会某领导提出要求，不搞宣传了，愿去干别的事，扫厕所也可以。这个新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听了陈述之后，摇头晃脑地说：“什么？扫厕所去？那是牛鬼蛇神干的事，你还不够格呢。搞宣传不是很好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这也是发挥你的一技之长嘛。身体不好，拿出些革命毅力来，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轻伤不下火线。一车间小黄贴标语把腿都摔断了，在医院里他还和革命的医护人员一起投入“三忠于”活动。你要向他学习，在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工作嘛，要干一行，爱一行，这可是忠不忠看行动啊。特别是像你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要注意用实际行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你说对不对呀？”
栋很失望，他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并为此深受感动，但他最终没有勇气横冲直撞地去征讨社会的与艺术的谎言。他现在认为社会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挥舞堂•吉珂德式的长矛去攻击骡夫、小吏和磨房的风车是毫无意义的。对现实的不满，只有在忍耐中才能找到归宿。忍耐吧，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忍耐。
尽管栋在这一两年来也逐步地想学得乖巧些，但那时政治上的飞来横祸使一些倒霉蛋总是防不胜防。
就在“三忠于”活动的高潮中，栋又在画一幅宣传画。那画面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有一天，他画到中途忽然心中一阵恶心，脑袋沉重得要载倒在地。于是他只得咬咬牙，爬下脚手架，走进医务室。
有三个人来到宣传牌前，看了一会儿，没有走，左顾右盼地议论着。
十二分钟内，又来了七个人，把宣传牌看了一会儿。走了二个人，余下的又加入了先前三个人的议论，其后又陆续来了一些人。
不多一会儿，厂造反队头头，厂革会第二把手接到报告，亲自赶到现场。只见那里似集会一般，议论纷纷。果然，那幅宣传画上，林副主席的脸只被油彩涂到一半，上半部着色后还像个人样，下半部只是一个棕色的轮廓。远远望去，那脸的下部好似被野猪一口咬掉了；稍近看，那脸给人一种阴阳面的感觉。光天化日之下，竟会发生这等事，影响极坏。那头头咆哮一声“恶毒的反革命！”转身就向栋的宿舍里冲去。
栋吃了药正躺在床上呻吟。“你还唱歌！”那头头旋风般地进了宿舍，将栋从床上一把拽起来。
“怎么啦……这是为什么……我……”栋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弄得莫名其妙，又惊恐万状。
“你！先跟我去，走！你到底走不走！”那头头怒气冲冲只管恶恨恨地拖着栋来到那宣传牌前。
栋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啊呀！这真真是不得了的事，怎么自己糊涂到这个地步。栋后悔万分，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长官的喝斥声中，他赶紧战战兢兢地爬上最高一层脚手架，将油彩往林彪的脸上涂去。由上往下看，只见下面黑压压地站满了群众，一致地抬起头龇牙咧嘴地朝上看。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林彪的面貌精神焕发、笑容可掬的时候，这位由艺术家演变而来的工匠已是一身虚汗，两腿痉挛，昏厥在脚手架上。
栋醒来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了。极好看的鹅黄色，紫罗兰色，橘红色和花青色配合成了一幅和谐、辉煌的晚霞，似写意图案装饰在西天。只几分钟就忽然地暗谈下来，变成了一片蓝灰色，于是整个世界渐渐地又归月亮统治。全民在灯下开始朗朗地进行晚汇报。趁这个神圣的时光，栋爬在竹排上忏悔自己的罪过，但他不敢为自己祝福。他愈加自卑，这种自卑感的加剧不是因为受到少数人的非难，而是因为整个社会都不同情他的处境甚至幸灾乐祸。栋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历史舞台上已成了一个拙劣的丑角，或是一个无聊的玩偶，而原先他一向自以为是龙种，原先。
出了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后，根据革命群众的揭发，造反总部整理出了栋的十大罪状，其中要点有：
追求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妄想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散布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消极对抗政治运动。
留恋旧学校的生活，为修正主义教育黑线招魂。
喜欢封、资、修腐朽、没落的东西，思想反动、下流等等。
差一点，栋就被关进公安分局。幸好造反队队委里有人为他保了一下，加上栋的痛哭流涕，认罪态度尚好，于是就把他留在厂里，以观后效。栋又经历了一番靠边站，批斗，监督劳动。先后写了七十二页交代，作了五次思想汇报，历时两个月又十七天，栋终于被放下来，继续作画，借以赎罪。
这是经常发生的――晚上，红色电波忽然传来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特大喜讯，于是一瞬间大街小巷人声鼎沸。马路上车水马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报喜的欢呼，奏乐，万岁！人们的头脑就象被安上了一个统一的集成电路，一旦通电后，他们都像机器人那样的兴奋。
栋如果能有效地将自己的脑神经换上那种集成电路，那么他可能会少吃许多苦。现在他大致上明白了，政治上的运动，就是解释为：使艺术家变为工匠，使戏剧家变为五金店营业员，使一条草狗能跳过一米九十高的墙，使蝙蝠从此改为白天飞行。
已是六九年的早春时节了，东风胆怯地刮了几场，枯黄的草地勇敢地泛起一层新绿，那鲜艳，那生动，其勃勃生机足以使那些活力不济的人为之震惊。
只有栋是一个例外。他躺在床上，胸口根根肋骨时时剧痛。病魔缠身，他面容憔悴，神色惨淡。两年前栋刚来的时候，怀有一颗立志成材的雄心，他决没有想到仅是两年后的今天，他的生活和精神会在迅速的逆转之后变得如此潦倒。他看着窗外，春雨正下着。“梧桐更帘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弟怎一个愁字了得。”后来他难得地憧憬了自己的结婚美景，心中才引起了一阵快意。和爱人俩一起漫步在布满青苔的林萌道上，那一定是在运动后期了，一切都将变得好起来。身心健康，礼拜天就去写生，对着湍湍流水，对着天光异彩，生活之美诱导着人们热爱生命。肠胃在一阵绞痛后使得栋最终意气消沉下去，每一次幻觉之后，栋总是加倍地感到什么理想、憧憬，全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这就是生活给这个年轻人的经验。
那时正是迎“九大”的时候，“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歌声响彻祖国大地。青年们在赶排忠字舞；各厂矿企业正别出心裁地扎彩车。人们的政治狂热达到最高峰。在前一段时间，当迎“九大”的宣传工作布置下来之后，栋就被正式淘汰了。一方面他身体有病，确实需要休息；一方面厂里又涌现出一些青年人也会画画写写什么的，于是就将他取而代之了。栋就这样像榨干了汁的甘蔗一样被唾弃了，这对于他来说倒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解脱。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来压迫他的精神和肉体，这就是他的病体久不见好。医院里的医生对其病因说法不一，一半的医生医术不精，一半的医生心不在焉。栋就这样来回跑医院，吃药，打针，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他想到自己最终毫无建树，近期几乎浑浑噩噩，不禁长叹一声，那曾经不可一世地挥动的手臂死一般地垂到地上。他看着那些崭露头角的新“画家”们生龙活虎地工作着，心中不无嫉妒地却也幸灾乐祸地预测着他们的未来，这些可悲的“艺术家”只是临摹了一些宝像画；临摹了几次《毛主席去安源》；临摹了几幅漫画，此外他们或许还知道费多托夫是赫鲁晓夫的远房侄子；苏里可夫是勃烈日涅夫的美术学院院长。
在文革取得伟大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在全民欢呼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和闭幕的狂喜日子里，石蜡红开了，绣球花开了，紫藤花开了，鸢尾花开了，栋却死了。既没有钟声，也没有焚香祈祷，这就是这位不信神的人寂静的悲哀的末日。
他死在医院里，死因鉴证只是用这样一个模糊的结论，认为他是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文革运动使他失去了从事艺术的条件；失去了创造的智慧；失去了崇高的权利；失去了远大的抱负。病魔则使他失去了活的愿望；失去了生命。栋那个曾经充满热望，充满线条和色彩的艺术才赋的头脑，现在像一个通黄干瘪的葫芦，陷在白色的枕头中间。眼睛紧闭，嘴唇微张，皮肤松弛，只有鼻子像纪念碑似地傲岸高耸。
“死，是跨进伟大光明境界的第一步。”
社会的文明长期培养了一个才子，又被社会一时的蒙昧所吞噬。现代迷信和红色宗教的祭坛上又多了一个牺牲。人们在清除栋的遗物时，发现一块画板还裱着一张空白的画纸，那上面只留有一根自上而下的、有力的、迅速地划过的线条。直到十年后，即一九七九年，某个人回想起当时这一情形，权威性地认为：那根线条象征着一颗流星的天象。

一九八0年六月

（原刊载于《同学》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