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帆

一九六六年，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
炎热的夏天，狂热的八月，新兴的红卫兵运动从北京城蔓延到上海滩。
郑桂英的大儿子阿弟今年刚满十七岁，他显然参加了最近的政治运动，整天简直比职业活动家还忙。
一天傍晚，阿弟回家后立即把既是装潢又是糊壁用的两张年画—— 一张是龇牙咧嘴的钟馗；一长是和蔼肥硕的老寿星—— 连剥带扯地撕了下来。他母亲正在张罗晚饭，见此情形，非常惊异，忿然问道：“好好的东西把它撕掉干吗？”阿弟一本正经地解释说：“这是‘四旧’，迷信，你不看见外面现在到处都在破‘四旧’么！”说罢微笑着。
四旧是什么怪物？近来居然连一些刻薄的女人谈到这里也都把笑脸藏起，由此可见这四旧想必一定是很可怕的东西。郑桂英想着，无言以对，迟疑地转过身去。阿弟似乎忽然记起一件事来，说：“妈，你有一副银的手镯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哪个东西不准再拿出来，被人家看见要充公的。”手镯也是四旧？郑桂英猛然回头，惶惑地看着儿子，仿佛要从他脸上发现什么神秘的东西来。一副雪白闪亮的手镯叮当作响地闪现在郑桂英的眼前，那是祖上传下来的，它虽然不值多少钱，但是它包含着多么深沉的骨肉情义和浓重的乡土气息啊。郑桂英这时才领悟到外面乱哄哄的，原来是如此这般，心里恨恨地不平起来。
郑桂英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她的脸膛黑里透红，这和她的职业有关，她是个野外作业拉板车运输的临时工。她的前额留着风吹雨淋的痕迹；她的眼神反映出她劳累后的迟钝；她的嘴角显示出她困苦的情感；她从鼻梁到下额的单调线条象征着她的简朴，她是属于那种没有经过文化教养，保持着村野传统风习的人。
她的丈夫叫刘福山，是某机械制造厂的工人。解放前没学过文化，解放后虽说是做了主人，但他不求上进，一路浑浑噩噩地混过来。本来这个家庭生活的重担应当是由他来挑的，但是刘福山是个对世道非常冷淡、浪荡的人。拿的工资有一多半是自己挥霍，除了上班外就是吃喝玩乐，毫不顾及妻子儿女的处境。于是郑桂英不得不承担起维持这个家庭的重任。他们有三个孩子，郑桂英自己的收入毕竟有限，她每天都被繁重的体力劳动；被琐碎的家务事情；被苦恼的经济问题弄得精疲力尽。
刘福山虽然也只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却很老气，黑黄干瘦的脸像是有病，腮帮两边的肉都有些松弛地挂了下来。他从来没有哪天是衣冠整洁的，每天下班回家后总是以那副猥琐的样子坐在屋子一角的暗处喝些酒。他坐的那把竹椅因年长日久，已呈古铜色，许多重要的关节处虽然用铜丝和铅丝扎了起来，但坐在上面一动，仍不免“吱呀、吱呀”地响。面前放着一张小桌子，他一个人吃酒的时候，老婆孩子是不准来干扰的。有时吃到哼起小调，用筷子在桌子上有节奏地敲，大家便知道是他高兴的时候。于是老婆过来搭讪几句，孩子们也趁机踅过来夹几块爆鱼和排骨之类往饭碗里放。有时他则是吃着吃着，在昏黄的灯光下睁大了浑浊的眼睛，哆哆嗦嗦地把烟往嘴里送，自言自语地骂着什么，这时候，孩子们都悄悄地溜了出去，郑桂英也心情沉重起来，坐立不安。
各种各样的私人房屋拥挤在一起——有新翻造的小楼房；有陈旧低矮的破瓦房，彼此衔接、参差不齐的建筑，组成一幅杂乱无章的图象。在上海，象这类住宅区还是不少的。郑桂英的家就坐落在这种区域里，在一排简陋的平房当中，有一间房子用木板拦成朝南和朝北的两间，朝南的是别人家的，郑桂英一家五口就住在朝北的那间二十平方里。屋里放着大小三张床，还有桌子，条凳，箱子，碗橱等等，墙壁四周则挂满了诸如衣服，毛巾，篮子，书包之类的东西。这间既混杂又拥挤不堪的屋子，到夏天就热不可耐（南北不通风）；到冬天就冷得像个冰窟（永远不见阳光）；到雨天则更加阴暗潮湿。门口的左侧是新搭出的灶披间，柴门被熏得发黑；门的右侧是砖墙，青苔都快侵到了窗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没有什么人来光顾，有时只有刘福山单位里的领导来找他谈谈心，要他在厂里做个守纪律、劳动好的工人；要他处理好家庭经济问题，安排好生活等等。但刘福山并不听信那一套，领导刚走，他马上就在背后把他们奚落、辱骂一番，郑桂英每见此状，总感到失望和难过。
九月来了，郑桂英更觉得在她周围的人们都处于一种情绪骚动之中。她是不大加入别人的议论中去的，偶尔听到什么，总不太理解。处在象她那样地位和特性的人，精神上总是比较麻木的。天气是凉爽多了，郑桂英吃完晚饭，收拾之后，就坐在门口歇一会。她疲惫不堪的身躯靠在椅背上，一条手臂垂了下来。粗壮的大手在略微衰老的皮肤包裹下，青筋条条绽出。嘴微微张着，眼睛出神地望着地面。这时候，一个亲热的招呼声伴随着一个亲热的人体挨到了郑桂英的身边坐下。郑桂英忙侧脸一看，见是住在后面那家的刘大嫂。这是个把发现、追究、传播所见所闻以为自己快意，热情得有些过份的妇人。她俩像往常一样寒暄之后，照例是刘嫂侃侃而谈，郑桂英终于被她感染，也提起精神来。刘嫂先是毫无层次地说些闲话，然后露出庄重的神色说：“郑大姐，现在红卫兵越来越厉害，要搞抄家了。”
“抄家是什么？”
“抄家就是把一家人家屋里的好东西，值钱的东西统统没收。啊呀，我原来是不相信的，今天在前面那个大楼底下看到了，真的。一部大卡车停在那里，被抄的那家住在二楼，许多红卫兵有男的，有小丫头，都跟你家阿弟差不多大，胳膊上一律都戴着红袖章。他们冲上去搬了好多东西下来，放在卡车上，然后又冲上去搬了好多东西下来，放在卡车上。”刘嫂用双手做着大幅度来回的手势，使郑桂英的眼睛也跟着划着大弧度线。
“那楼上不准上去看，但装东西的卡车边上是可以看的。那里围得人山人海，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去看了一眼，哟！我光看那衣裳就多得不得了。有毛货的，丝绸的，高级料子的；红的，绿的，咖啡色的；长的，短的，大衣是皮毛的，都是上好的，看都没有看见过，真稀奇啊。”刘嫂说着，时而挤眉弄眼，做出各种夸张，惊讶的神态和动作。她咽了一口唾沫，又说：“许多的红卫兵都忙得满头大汗，有一个箱子很重，他们三个人从楼上抬下来，我们都猜这里面肯定装的是金银财宝。”说到这里，刘嫂显得神秘，把双手一合，放在胸前。“在这大楼下面的楼梯口，有两个红卫兵看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女人，这两人就是被抄家的主人，老头倒不声不响地站着，只是那女人哭得很伤心，把头低下去，低下去。”
怎么扫四旧继而又抄起家来了？郑桂英默不作声地听着，自然又联想起白天在马路上看到许多斗人的情形。比如有的人被用草绳牵着，脖子上挂着很大的牌子；有的人被装在卡车上，头上带着纸糊的高帽子，足有三尺长，有时帽顶上还插一根大鹅毛。郑桂英起初看到腿都有些发软，她心想，真作孽啊！红卫兵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她从心里同情那个哭得伤心的女人。
晚上，郑桂英躺在床上没有睡着，她奇怪自己的头脑里终于挤进了一些毫不相干的庞大物体来扰乱她的思想。阿弟已忙到整天整夜不回家的地步，这个捣蛋鬼在外面是要闯祸的。等丈夫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郑桂英鼓足勇气向他提出要他管教一下阿弟，不要让他在外面胡闹。“妇人之见！”郑桂英话还没说完，就被刘福山截断了。他训斥道：“要你多管什么闲事，真是的，你把这个家管管好就够了。”
灯光熄灭了，黑暗中，郑桂英又想起丈夫近日来也变了。每天晚上总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直到很晚才回家。吃酒的时候常常左手握酒杯，右手捏香烟，呆呆地想着什么。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窗外或看着炉膛，一闪一闪的炉火辉映着他的脸，郑桂英总觉得有些不详，心中难免湍湍不安起来。
过了几天，阿弟像夜猫子一样窜了回来。郑桂英盯住他胳膊上的红袖章看着，温和地问道：“怎么这许多天都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
阿弟脱下外套一笑了之。
“你也去抄家斗人吗？”
“经常去。”
“那么……为什么？”
“他们是地主，资本家，没收他们剥削得来的东西是应该的。他们这帮家伙过去欺压人民，不要说抄家斗他们，就是枪毙也活该。”阿弟轻描淡写地说。
郑桂英愣了一下，又问：“除地主资本家外，别的人家都不抄？”
阿弟正待回答，刘福山突然从角落里用沙哑的嗓子挑衅般地问：“你们抄家抄得那么起劲，自己拿了多少东西？”
阿弟支支吾吾地答道：“自己拿？……不可以的，规定不允许的，万一被人看见，那……”
“你这个蠢猪！你拿东西为什么要被别人晓得，像那种金条珠宝之类的东西，就这样悄悄地往腰里一塞，有谁看见，值千百元哪。你不拿，你知不知道别人都像你这么老实，他妈的混帐东西！”
郑桂英在旁想：阿弟人倒蛮很，但笨是笨一点。既然是到地主资本家屋里去拿点东西算得了什么，记得解放那年，闹土改，地主老财家的财产还不都分给了穷人。
一天下午，天阴了下来。郑桂英休息在家，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准备洗一大盆衣物。刚洗到一半，有人来报告说居委会在开会斗人。于是周围的人们都闻风而动前去观看。郑桂英决心也去看一回，把手揩干，就去现场。老远就看见一个人站在桌子上，周围聚集着观众。走近一看，是个妇人，弯腰低头，头发蓬乱地散在她的脸上。再细一看，郑桂英猛然觉得血液都涌到了脸上，她认出这是居委会的陆阿姨，她为什么也会到这个地步？！郑桂英想起自己又一次得急病，幸亏了她把自己送到医院，而且一直服侍在身边。这样的好人竟也被批斗，郑桂英心中充满着怜悯和悲伤。她定神看着陆阿姨，见她脸色死一样灰白，鼻尖上挂着一条鼻涕，越拖越长……。
“打倒……！”站在被斗者边上的一个中年男人在经过一番慷慨陈词后忽而引颈高呼。郑桂英吓了一跳，她看见围观者都扬起手臂跟着喊起来，也慌忙举起手臂喊：“打倒……！”多么奇怪的举动。
亵渎行为的本身往往就是神圣。
郑桂英家的小儿子今年十二岁，此刻他骑在一棵柳树的树丫上，鸟瞰地面的一切。嘴里正含着一颗甜橄榄。后来他把橄榄核吐在手里，朝被斗的妇人扔去。这是一个开端，其他顽皮的孩子也都用石子什么的扔了起来，引起了一阵哄闹。
郑桂英逃也似地离开了那里。她感到阿弟欺骗了她，斗地主，斗资本家，难道陆阿姨也是地主资本家吗？想不通。
已是深秋时节了，气象台预报北方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南下，将逐渐影响本市。飒飒的秋风把落叶先是吹得盘旋起来，继而又是呈直线地向前推进。又一片梧桐枯叶被虫咬得千苍百孔，从树上落下，在空中飞舞，像一片孤帆在狂风大浪里漂泊。
这些天刘福山一早去上班，总要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使郑桂英狐疑满腹。有一天深夜，刘福山回家后情绪激动，对妻子说他要造反了。郑桂英听罢顿时心神恍惚，预感大祸即将临头。她绝没想到丈夫会走这条路，这一举动会把这个家给毁了。她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惶恐、焦虑，难过地流着泪，劝丈夫回心转意。刘福山这时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双目紧闭，喘着粗气，从喉管里发出声音：“不要害怕，不要紧的，现在造反是不犯法的。……我们的人多着呢，……现在造反是好事，造反……时候不早了，快睡吧……睡吧，把灯关掉。”
郑桂英忐忑不安地睡不着，迷迷糊糊地挨到天亮。她好比是在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尽管屋外产生了一片奇光异彩，但凭着一颗安分守己的心，她既不想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愿意卷入到那里面去。她只想在那间黑屋子里求得一个安宁，而现在丈夫和儿子的行为太令人担忧了。
天气骤然变冷，到傍晚的时候下起了小雨，远景都模糊地呈淡灰色。从江面上传来两三声汽笛声，低沉含糊地萦回着。刘福山又是三天不回家了，郑桂英惶惶不可终日。也就在这天，郑桂英失业了，她所在的临时工组织瘫痪了。人们都去造反了，不愿造反的郑桂英只得迈着沉重的步伐失望地回到家中。满心的苦楚和凄怆无法倾吐，她仿佛失去了最后的活力，觉得一切的挣扎都是徒劳的，她把头靠在墙上，眼睛是那样的惨淡无光。
诗人如果有这段经历，一定会给文坛留下悲秋的丽句；郑桂英当然什么也没留。
天暗下来，雨声淅沥。孩子们都出去玩了，郑桂英一个人留在屋子里。从忙得非常到闲得无聊；从生活的热闹到空虚的孤独，这几个月的时间真是变化得太多了。
看着这屋子，此刻显得多么的冷寂和空旷。那破旧的马蹄表怎么听不到它的“滴答”声了，大概是停了。郑桂英没有开灯，慢慢地让黑暗包围自己，淹没自己。她开始回想丈夫身上的优点，一片温情，盼望他早日安然无恙地归来；她思念起大儿子阿弟，他一个多月前就到外地去大串连了。（这几个月新名词层出不穷，郑桂英根本弄不清楚。）他年纪小，又很冒失，更怕他在外闯祸，做母亲的心里很不安；她又想到女儿和小儿子，学校里竟然不让读书了，他们只好在家呆着。虽然生活艰苦，但他们还算长得壮实，再过几天就是女儿十四岁的生日了。
刮起了北风，雨飘了进来，郑桂英关上门。两个孩子已经回家躺在床上，此刻正在斗嘴。郑桂英也摸上床，倚在床栏杆上。隔壁的一家大约聚集了许多人，正在叽哩哇啦地争论着什么，其中还掺杂着其他人声：“赤卫队有八十万大军……造反有理……十六条……活该……非要这样不可……统统打到……吃的穿的都不要钱……妈妈我要拉屎……”
郑桂英以前或许是太忙得缘故，无暇想些什么，现在她脑子里居然经常东想西想了。一个家庭虽然贫穷些，但只要安定，郑桂英相信经过努力是能够逐步变好的。她曾为家庭情况的好转感到快乐；她从孩子们的成长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但就在最近几个月里发生的变动，把她的安定生活击碎了，使她难以把这个家庭再维持下去。她花了千辛万苦，结果还是到了这步田地，令人伤心，令人心碎。
现在只有靠丈夫的一部分工资来挣扎地过日子，进一步地节约，想方设法地刻苦，但这一切都是有限度的，郑桂英苦恼得头都疼了。她不懂外面为什么会发生那些怪事，她坚定地仇视阿弟胳膊上那块红袖章，艳得那么妖气！郑桂英想：在最近外面的混乱中，自己家里就有两个人参加了进去，这说明自己家庭的败坏是应得的，但丈夫和阿弟的发昏一定是那块像鬼符一般的红袖章所引起的。郑桂英觉得生活总是不如意的时候多，这也许就是命。她胡思乱想，有时泪流满面，有时长吁短叹。很晚了，窗外屋檐的滴水声均匀地响着，更显得夜的宁静，郑桂英渐渐地入睡了。
突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郑桂英惊得从床上直坐了起来。等她把灯拉亮，昏黄的灯光下只见四五个男人已挤进屋来。（晚上睡觉时没把门闩好）除一个青年外都是中年人，穿着雨衣，水流满地，他们的目光一致射向郑桂英。
“你男人回来了吗？！”一声大喝，那嗓音清晰嘹亮。
郑桂英见此气势和派头，吓得几乎要昏倒。她觉得自己的身子要升腾上去，赶紧用手紧抓住床沿。
来的人们看到这个乱七八糟的家庭，一个昏沉惊恐的女人，两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话来：“不在家。”“我说这家伙不可能在家，你们偏要来白跑一趟。”“啊呀，这件雨衣漏的，我背后的衣服都湿了。”“走走走，不要在这儿多呆了。”“这雨怎么下不停了。”
这群人中有的已走了出去，其中一个人走到郑桂英面前，还算和气地说：“你丈夫回来，叫他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再外面东跑西跑的。”
郑桂英这时清醒了些，说了声：“好。”嘴唇颤动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来人都已消失在夜幕里。门没关严，被风吹开了，一阵细雨随风横扫进来。吊着的电灯被风吹得摇摆着，郑桂英望着自己诺大的身影在墙上晃动，骂了一句：“活受罪。”
过了几天，刘福山回来了。从外表看上去他是显得那样的仓皇：长长的头发乱的厉害，嘴唇上长满了密密的胡须，衣衫不整，除布满皱褶外，还沾着不少雨水、泥浆的污渍。但他的脸上却现出异常安详的神色。他坐在椅子上，眼睛望着妻子，觉得她一下子憔悴了许多，动作也不像从前那样利索了。
郑桂英对丈夫的回家是又惊又喜，尽管她第一眼就瞧见丈夫的左臂上也缠上了红袖章。她连忙张罗着给丈夫更衣，一会儿，她对刘福山低声说：“有天夜里许多人来找过你，……”
“哦？！他们来干什么？说了些什么？”
“嗯，……没说什么就走了。”
“他妈的，这帮家伙还想来搞我吗，保皇派，形势不看，我刘福山可不比从前了！”说罢，从坐椅上站起身，脖子一歪，双手往裤袋里一抄，跨了几步。
当刘福山重新和颜悦色地坐在椅子上的时候，衣服换了，胡子刮了，脸也洗了，只是头发还没剃，但梳得整整齐齐。两眼比以前有神得多，他吸了一口烟，舒畅地吐出去，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有节奏地弹击桌面，问道：“家里生活，怎么样？”
郑桂英大为惊讶，因为以前他是从来不问这种事的。郑桂英先是感到对于这样一个笼统的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后是感到这个问题勾起了她的伤心之处，她呜咽着说道：“我的工作没有了，……前天又跟隔壁阿四他娘借了十块钱，……菜价很贵，……”
“啪！”的一声，刘福山把一叠纸币扔在桌子上，“这五十块钱先拿去用。”
郑桂英更加惊讶，局促地说：“三十块够了，还有二十块你自己用吧。”
刘福山笑了，露出两排通黄的牙齿。他又点燃一支烟，说道：“都拿去，都拿去，我告诉你，以后咱们的生活会好了。我现在，嘿嘿，在厂里当上造反队大队长了。你工作的问题，我来想办法。”
郑桂英迷惑地望着丈夫从鼻孔里喷出的两条烟柱，半信半疑地听他继续说：“……要到北京去告状，结果火车刚到安亭就被他们拦住了，害得我们吃了不少苦。……有一天晚上太厌气，酒又没有，后来还是到附近农民家里去搞了一点来。……和走资派谈判以后，我们就回来了。虽然算我们赢了，但好戏还刚开始，我们要与他们斗到底。……”
年终岁末，天寒地冻。新年伊始，雪花四飘。
到处是旋转奔涌的人流；到处是激动放浪的情绪。
“一月革命”——上海市委、市人委寿终正寝，大夺权的狂飙自天而降。
就在春节快到的时候，刘福山趾高气扬地回到家中。他向妻子儿女们说了两件事：第一，他已为郑桂英在厂里找到工作了；第二，他在一个地方弄到了新的住房。“嘿嘿，双喜临门！”刘福山故意带着拖腔用高八度的嗓门结束他的捷报，大家都被他的怪腔调逗得哈哈大笑。郑桂英虽然笑得极不自然，但心中狂喜，端在手中的一杯水被泼掉一半。这个家庭第一次笑得这样舒畅，笑得这样尽情。
在大家的笑声还没停歇的时候，刘福山继续说：“今天是礼拜几？嗯，礼拜四了，你……”他指着郑桂英，郑桂英顿时现出犯人静候大赦时的神态，“明天就到厂里去报到。”郑桂英窘迫地想问什么，刘福山没有理会，目光在房梁上扫视了一番，自言自语地说：“搬房子的事嘛，……下个礼拜一，对！下个礼拜一一定得动手搬。他妈的，这个烂房子，简直象个地牢。”
刘福山从橱里摸出酒瓶，对郑桂英说：“那间房子我去看过了，漂亮得不得了。地上墙壁，雪亮滴滑，抽水马桶汏浴缸样样有。从那个阳台上看下去，嘿嘿，……”他用手摸摸下巴，表示美不胜收的样子。“原来是资本家住的，把他们赶走了，这帮家伙，哼！现在轮到我们享享福喽。”一仰脖子，一杯酒下肚。
郑桂英只有在这个时候才领悟到自己在丈夫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对他怀有旧怨是多么可羞；对他持有怀疑又是多么的可笑。如果说她以前心怀不满而又不得不屈服于丈夫的经济权威之下，那么这一次是心诚口服地拜倒在丈夫的人格魅力之下了。郑桂英拿着刚才从丈夫换下的脏衣服袖管上褪下的红袖章，掸了掸上面的灰，细心地端详着，心想：这东西真是了不起，你瞧，鲜艳得多么好看，放出吉祥的光芒。
刘福山吃酒正起劲，没刮干净的胡子上沾着油末。他第一次以这个家庭救世主的神气哼了起来：
“一条小河从村东绕道村西，
河水哗啦哗啦地流个不停。……”
几天以后，搬家了。阿弟早已从外地回来了，此刻正忙得汗流满面。刘福山只穿着一件破旧的但缝补得很好的棉马甲，吆喝着指挥人们的行动。郑桂英则敏捷地收拾些小东西，阳光普照，郑桂英觉得冬天的太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暖和，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活得像现在这样充满信心。
老房子搬空了。郑桂英欢喜之余，看着这个充满回忆和情感的地方，想到即将就要永远离开它，那么熟悉的门窗，那么熟悉的砖墙，郑桂英不由地伤心起来。

1978年8月

（原刊载于《鱼园》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