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汉杰家庭纪事 陈维秀自 序 蒋汉杰出身江苏无锡一个小村庄,后闯荡上海数十年,小有业绩。晚年本可安居乐业,却因四害横行,合家妄遭无辜之灾,痛失一子一女。劫后余生,又匆匆过世。幸二三代好学上进,家道中兴。汉杰未过上幸福生活,而我坐享其成,晚年八十有三,入住现代化老人公寓。现今我是生活质量提高,享受人生之余年,一靠上海慈善基金会之恩赐,二靠子女之支持。据人云:人生满足心最美。我已满足极矣。如以后生活不能自理,再进福利院接受临终关怀,亦不虚一生,免得儿女受累。兴致所至,了一心愿,写下先夫蒋汉杰家庭纪事,以留后辈。 陈维秀 2000年圣诞之夜于上海南翔众仁公寓 第一部分 蒋汉杰生平 (1901年8月22日——1978年6月3日) 一、创业 蒋汉杰,小名显荣,江苏省无锡县徒门桥南蒋巷人,独子。老家贫困,早年仅有破房二间,门前有一大树,村人称南蒋巷大树下(有照片为存)。蒋显荣家在方圆十余里有点小名声。汉杰生于1901年阴历七月初九光绪年间,殁于1978年6月3日毛泽东时代。历经满清皇朝、国民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各个时代。时世风云,均已见识。 蒋汉杰七岁丧父。先父蒋三宝经营皮毛杂货,母子二人靠先父留下遗产过活。据说先前遗产颇丰,有十余间栈房货物。因母亲不识字,又易受亲朋阿谀奉承,轻托亲戚照管家业,未经数年,财产全部败光。待蒋汉杰十五六岁时,家已成空壳,仅靠卖拖把扫帚杂货过日。眼看家景日暮途穷,汉杰只能放弃私塾读书,站出来当家作主,重整先父旧业,养家活口。 汉杰将原来的广兴皮毛号改名为庚兴皮毛号,依先父衣钵,打出“山羊牌”老牌子,加工经营山羊笔料毛。他筹款收购原料,聘请能工巧匠,简化规格,分级精选货品。他革新经营方式,向各省新老客户(制笔店)广发宣传资料,分送样品。待业务稍有起色,又翻花样,提出由客户汇款函购,并代客打包,便利客户,减省客户往返路费。且质量保证,能取信于人,函购业务蒸蒸日上,资金也有所扩大。 终因自己仅是前店后作坊的小商人,明知外销山羊毛利润比内销大一倍,因无门路无资金,不能自营出口,只能卖给洋行。汉杰心有不甘,一直捉摸出口路子。后在业务中遇上一位旅日华侨李全泰先生,通过他,汉杰派员赴日调研,中国山羊笔料毛运到日本究竟何用。从而得知,这些“笔料毛”在日本并非用于制笔。当时日本纺织印染业发达,流行花布(当时称为毛丝布),非常畅销,而我国生产之山羊笔料毛均用做印刷花布的刷子。经这次投石问路,花费虽大,收获不小。为此,汉杰将货品重新分档,高档产品(要几十元一斤)留作内销,用于制笔;留出大批中档产品,用于外销。请李全泰先生为庚兴在日本的山羊毛经营全权代理人,而价格则比他在上海洋行买的货物便宜不少。这样,我们价比上升了,李全泰又有利可图,双方配衬,各得其利。庚兴进一步改善包装,彩印广告,开拓销路,使同行侧目。外销订货多了,产品来不及加工,庚兴就委托浙江湖州一带有信用的制笔商行,精选原料,定牌定制。拿现在行话讲,就是开拓了一批连锁企业。这样,同行中有滞销商品,凡是品质合格者,都可以 “山羊牌” 由庚兴外销,分取利润。至使庚兴号外销业务倍增。 在开拓外销同时,庚兴努力扩大内销,实行代客采购,为制笔业客户提供多种免费服务,扩大了销路。店里天天有汇款货单,日日要寄大量邮包,在资金信用、品牌意识等方面,均创造了有利条件,逐步挤身于“大同行”行列。由于信用好,银行、钱庄乐于贷款,同行中亦愿折借资金。除做笔料外,庚兴又做起了野生皮张生意,如黄狼皮、羔羊皮、牛皮等,并在江苏、苏北等地设收购点。因庚兴金融往来信誉好,货款从不拖欠,当地不少商贾要到上海办货,为回避带现金的风险,都愿意到当地庚兴收购店兑取汇票,即付我现金我付给庚兴兑款凭证,我还可取一定手续费。逢年过节,客户在沪用款多,还要排队兑换现金。事有凑巧,内地客户还可以以现金购买当地紧俏物资运申。客户尚未到沪,货已到上海,而我已将货转手,借人之钱赚到了利润。因而一千资金可做几千生意,一个冬季旺季可着落一年开销。而上海前店后作坊的门面生意也保证有利可图。庚兴号既无装潢又不起眼、又非花花稍稍的百货店,经营却稳中有利。 当时蒋汉杰尚年轻,同业中比他资深者做了一生山羊毛生意也未打开日本局面。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汉杰读过几年书,业余爱好学习、读书、看报,爱舞文弄墨,结交了一些报纸文人,有点文化气息,视野开阔,思路敏锐,比同行中一些“目不识丁”者或信息闭塞者略高一筹而已。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吧! 蒋汉杰从少年起就有反封建反迷信思想,富于正义感。看到社会上的事太复杂,又去学了点法律,还买了“六发大全”这本工具书,大致能读通。因此地方上地痞流氓来“敲竹杠”,他能硬挺。有时还亮出某某大律师是我法律顾问的“底牌”——其实是吹牛——可以一吓就吓退小流氓。所以同业中公认他是“半个头律师”,碰到麻烦事请他解决。如俞绶荪、陆芳亭二个大老板,钱财比蒋汉杰多,而道理没有他明,碰到打官司等事,只能请他出面。一而再、再而三,他的名声大振,虽无大量钱财,却声誉甚好,信用更好。他手中缺少票子时,也能运筹得到。 二、战乱 平安顺利的生活是无法一帆风顺的。1937年“8.13”淞沪抗战,家、店处于南市区十六铺“中国地界”,战火纷飞毁于一旦。合家逃难到法租界宝裕里二号(现延安东路淅江路口),与俞绶荪、陆芳亭三家合租一个双开间三层石库门,电话84003。三楼住蒋家,二楼俞家,底楼陆家。 抗战时期,百业萧条,营业几乎停顿,只能弄点库存羊毛请三四名工友挑拣,贩点黄狼皮买卖,做点内销生意。三楼一间亭子间做帐房间,接待生意。战火连绵,亲友前来投靠者近十余人,均睡地板。 当时蒋汉杰发妻陈馥英年方36岁,身怀六甲。临近分娩,惨遭家毁。产后正在读书的大儿子伯铭随同济大学内迁到浙江,杳无音讯,心焦如焚。受惊失调,即得病。因惧婆母封建、剽悍,不敢去医院诊视,即就近在弄堂口中药店请坐堂医生开方服药。陈馥英性格内向,既怕婆婆又不善表白病情,被庸医误诊,延误病情,直至肠出血。始送医院,已回天乏力,一病呜呼!遗四子一女(小儿子季铭尚二月有余即夭折)。未经数月,又遇强盗上门抢劫,一个石库门,三家同时被劫,家中老祖母所存全部金银首饰银圆一扫而空。毁店、毁家、丧子、丧妻、盗劫接踵而来,汉杰心痛难忍,也只能强言镇静,精神未倒。 为了一个家的生存,汉杰把所有库存原料加工销售,筹集资金,与人合资到芜湖地区收购鹅鸭毛及皮张,运沪销售。稍有好转,为营业上方便租了爱多亚路江西路铜锡器店楼上二间房子,一间做写字间,一间做工场,晒台上搭一间也做了工场。 时值祖母年老,儿女众多,陈馥英的娘家人在无锡乡下也无音讯。几家同行家属都在无锡乡下,就大家出钱,联合起来派人到乡下寻找亲属,将我和妈妈、三姐、纪新弟一起找到上海,挤在一屋避难。后长女蒋箴和长媳陆映霞一起,赴浙江温州寻找已加入地下党的伯铭;我弟陈纪新不愿靠姐夫,和同学一起北上延安,均投奔了革命。我四姐也在上海,到新亚药厂去做工。我和三姐在家。经双方家中商议,汉杰本人欲娶我为续妻。我年纪轻,20岁,正欲到内地寻出路,根本不想嫁一个商人,且年龄又相差太大(17岁)。但当时的事实情况是:我老家也被战火所毁,母老无靠,弟已远去,担子在我一人身上。经不住双方家长一再规劝,最后是横下一条心,委身投靠姐夫。21岁即当主妇,自己连饭也不会烧,一无所知。且婆母性悍,见着就怕,也只能忍了。后见小季铭出痧子,又生肺炎,病重。婆婆不信西医,拜佛求神,季铭死于非命。倒霉的事接踵而来,把瘦骨伶仃的蒋汉杰压得透不过气来,也不知是如何熬过来的。幸在江西路上一段时间里生意还做得可以,能应付一个大家庭的开销。 为进一步扩大庚兴的影响,把生意做开,适有一周先生要到香港营业,想把延安路、河南路口浦东大厦二间写字间出让,汉杰权衡再三,虽然手中拮据,仍硬着头皮把房子顶下来,做了庚兴的写字间。上海滩有种怪心态,实在没有钱,但租了上档次(如华行)一类的房子,西式门楼,上下有电梯,人家都会认为你有钞票,有来头。大小老板均来捧场,有的送红木家具,有的送字画摆设,蛮象样的字号开了张。随之,亦招徕众多客商,业务又有了发展。究其实也不过是个空架子,骗骗人而已。继而招商引人,扩大内地的收购点,在芜湖、合肥、盐城,都派采购员设行采购。做了几年太平生意,也积累一点资金。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侵占了英法租界,进出口生意几乎停顿,庚兴又一次面临困境。浦东大厦昂贵的租金也无法偿还,只能退租,并解聘部分工人,庚兴仍撤回宝裕里,亭子间权作帐房间。安徽、江苏采购点全部收缩,只能在近郊做点零星生意,以维持生计。 三、合众公司 抗战时日本人封锁长江,无敌伪“派司”,任何运货船只不能通行。当时在苏北的新四军因长江封锁,物资供给受限制,缺粮少食,尤乏医药用品。蒋伯铭(已化名陈明)是新四军财委办人员,奉组织命令化装成商人来沪,在上海地下党有关领导指示下,和汉杰及其他有关方面商议,能否把苏北库存的土产副产品,如羽毛、羊毛、野生皮张、猪鬃等运沪,请庚兴代销,取得现金再换取军用物资运苏北。运输上的事由共产党买通敌伪有关方面取得“通行证”。此事人命关天,经济上有极大风险,万一出事更是人头落地。汉杰认为,必须从长计议才能决定。当时长江封锁,江苏、安徽等地土畜产品原料大量积压。上海一带,原料奇缺,无货加工。一些官僚资本与日方有勾搭,却有通天本事,偷运出口。蒋汉杰首先去拜访了中国猪鬃大王古耕虞的外甥徐康侯先生,他是专做猪鬃成套出口的,资金颇丰,后台又硬,经验丰富。向他通报有大批猪鬃原料及土畜产品可运沪,能否加工出口?他云可以加工,出口再另想别法,其他畜产品也有销售办法。由此商定原料由庚兴负责供应(其实是共产党设法运沪)。场地、工人由庚兴设法提供,加工由徐指导,而后由他办理出口。就这样即答应了伯铭提出的意向。 此后,庚兴派人去苏北把大批原料运沪,均由共产党打点,去买通贪官污吏后取得“通行证”。为安全起见,庚兴还特地到外地去聘请了猪鬃加工工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找到出口去香港的渠道,只能把成品买给徐康候转口。如此,共产党的货倒有了出路,又能换到现金,徐康候也赚到了钱,庚兴收一定的手续费。这条供货渠道一直使用至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初期,党的地下组织在北京东路开设了合众贸易公司。公司经营进出口各种业务,很象一个大公司,石志昂烈士(五十年随周总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国民党特务炸毁,不幸牺牲)为经理,顾翼然为副经理,实际是党的一个地下经济组织。因经营畜产品业务占相当比重,即聘请蒋汉杰为皮毛部部门经理,庚兴皮毛号即关闭。庚兴所有员工老的退职,其余有的派往江苏、安徽、南京,有的留在上海,自设加工厂加工配制外销品出口。当时言明蒋汉杰月工资160元,有一部专用三轮车。进合众公司时也是思想斗争再三,既有经济问题,不够家中开销(10余人),又有政治风险,怕自己不合适。终于因儿子的关系,只能背水一战矣! 外面同行中看见蒋汉杰俨然到大公司上班,进出自备三轮车,在外地收购财大气粗,还时儿进出洋行,一定找到了靠山,均为之侧目,在上海滩同业中颇有影响。谁知蒋汉杰工资不大,收入比自己做老板还小,是冒着风险在为共产党办事。且石志昂等对党外人士推心置腹,还晓之以革命道理,干活、做事觉得精神上愉快,也顾不得家中柴米油盐了。日久见人心,共产党对他越信任,给他的担子越重,他越感到欣慰,要为共产党多赚钱,多回报。可以说,他发挥自己之长,避自己之短,找到了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 当时伯铭已到上海,公开身份似乎是钱庄跑街,陆映霞和二孙建超(小平)三人一个小家,在亚尔培路有一间卧室。宝裕里作为伯铭生意往来场所,他的来往人物有的似曾相识,我们也不问不闻。伯铭大约领导了几家钱庄和公司,均不清楚。后来又因工作需要在南市里马路关桥开了一家店,半间卖胶鞋、雨伞,半间做畜产品生意。长婿汪金耕做老板,蒋箴做老板娘,并在一家小学做教师。店里请两个老师傅,魏金南夫妇为伙计,在店内工作。表面上是从苏北运来牛皮什皮等商品,由汉杰帮他们销售。实则上是苏北共产党和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因此处近黄浦江,十六铺码头,运输方便。 在此一段时间里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腐败透顶,只要花钱什么都能买通,长江运货买路钱付足即通行无阻。为此原来庚兴的职工蒋励、方子章、魏仲新、张伯泉等,都到了合众公司,经常往来于苏北—上海押货运输,传递信息,万分辛苦,风险也大。他们与蒋汉杰一样,对共产党充满信心,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好,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高、中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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