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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蒋汉杰家庭纪事(陈维秀回忆录) 回复: 5 浏览: 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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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 作者:linou 时间 2013-4-15 21:57:45 序号:1255
 
  蒋汉杰家庭纪事
陈维秀

自 序

蒋汉杰出身江苏无锡一个小村庄,后闯荡上海数十年,小有业绩。晚年本可安居乐业,却因四害横行,合家妄遭无辜之灾,痛失一子一女。劫后余生,又匆匆过世。幸二三代好学上进,家道中兴。汉杰未过上幸福生活,而我坐享其成,晚年八十有三,入住现代化老人公寓。现今我是生活质量提高,享受人生之余年,一靠上海慈善基金会之恩赐,二靠子女之支持。据人云:人生满足心最美。我已满足极矣。如以后生活不能自理,再进福利院接受临终关怀,亦不虚一生,免得儿女受累。兴致所至,了一心愿,写下先夫蒋汉杰家庭纪事,以留后辈。

陈维秀
2000年圣诞之夜于上海南翔众仁公寓

第一部分 蒋汉杰生平
(1901年8月22日——1978年6月3日)

一、创业
蒋汉杰,小名显荣,江苏省无锡县徒门桥南蒋巷人,独子。老家贫困,早年仅有破房二间,门前有一大树,村人称南蒋巷大树下(有照片为存)。蒋显荣家在方圆十余里有点小名声。汉杰生于1901年阴历七月初九光绪年间,殁于1978年6月3日毛泽东时代。历经满清皇朝、国民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各个时代。时世风云,均已见识。
蒋汉杰七岁丧父。先父蒋三宝经营皮毛杂货,母子二人靠先父留下遗产过活。据说先前遗产颇丰,有十余间栈房货物。因母亲不识字,又易受亲朋阿谀奉承,轻托亲戚照管家业,未经数年,财产全部败光。待蒋汉杰十五六岁时,家已成空壳,仅靠卖拖把扫帚杂货过日。眼看家景日暮途穷,汉杰只能放弃私塾读书,站出来当家作主,重整先父旧业,养家活口。
汉杰将原来的广兴皮毛号改名为庚兴皮毛号,依先父衣钵,打出“山羊牌”老牌子,加工经营山羊笔料毛。他筹款收购原料,聘请能工巧匠,简化规格,分级精选货品。他革新经营方式,向各省新老客户(制笔店)广发宣传资料,分送样品。待业务稍有起色,又翻花样,提出由客户汇款函购,并代客打包,便利客户,减省客户往返路费。且质量保证,能取信于人,函购业务蒸蒸日上,资金也有所扩大。
终因自己仅是前店后作坊的小商人,明知外销山羊毛利润比内销大一倍,因无门路无资金,不能自营出口,只能卖给洋行。汉杰心有不甘,一直捉摸出口路子。后在业务中遇上一位旅日华侨李全泰先生,通过他,汉杰派员赴日调研,中国山羊笔料毛运到日本究竟何用。从而得知,这些“笔料毛”在日本并非用于制笔。当时日本纺织印染业发达,流行花布(当时称为毛丝布),非常畅销,而我国生产之山羊笔料毛均用做印刷花布的刷子。经这次投石问路,花费虽大,收获不小。为此,汉杰将货品重新分档,高档产品(要几十元一斤)留作内销,用于制笔;留出大批中档产品,用于外销。请李全泰先生为庚兴在日本的山羊毛经营全权代理人,而价格则比他在上海洋行买的货物便宜不少。这样,我们价比上升了,李全泰又有利可图,双方配衬,各得其利。庚兴进一步改善包装,彩印广告,开拓销路,使同行侧目。外销订货多了,产品来不及加工,庚兴就委托浙江湖州一带有信用的制笔商行,精选原料,定牌定制。拿现在行话讲,就是开拓了一批连锁企业。这样,同行中有滞销商品,凡是品质合格者,都可以 “山羊牌” 由庚兴外销,分取利润。至使庚兴号外销业务倍增。
在开拓外销同时,庚兴努力扩大内销,实行代客采购,为制笔业客户提供多种免费服务,扩大了销路。店里天天有汇款货单,日日要寄大量邮包,在资金信用、品牌意识等方面,均创造了有利条件,逐步挤身于“大同行”行列。由于信用好,银行、钱庄乐于贷款,同行中亦愿折借资金。除做笔料外,庚兴又做起了野生皮张生意,如黄狼皮、羔羊皮、牛皮等,并在江苏、苏北等地设收购点。因庚兴金融往来信誉好,货款从不拖欠,当地不少商贾要到上海办货,为回避带现金的风险,都愿意到当地庚兴收购店兑取汇票,即付我现金我付给庚兴兑款凭证,我还可取一定手续费。逢年过节,客户在沪用款多,还要排队兑换现金。事有凑巧,内地客户还可以以现金购买当地紧俏物资运申。客户尚未到沪,货已到上海,而我已将货转手,借人之钱赚到了利润。因而一千资金可做几千生意,一个冬季旺季可着落一年开销。而上海前店后作坊的门面生意也保证有利可图。庚兴号既无装潢又不起眼、又非花花稍稍的百货店,经营却稳中有利。
当时蒋汉杰尚年轻,同业中比他资深者做了一生山羊毛生意也未打开日本局面。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汉杰读过几年书,业余爱好学习、读书、看报,爱舞文弄墨,结交了一些报纸文人,有点文化气息,视野开阔,思路敏锐,比同行中一些“目不识丁”者或信息闭塞者略高一筹而已。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吧!
蒋汉杰从少年起就有反封建反迷信思想,富于正义感。看到社会上的事太复杂,又去学了点法律,还买了“六发大全”这本工具书,大致能读通。因此地方上地痞流氓来“敲竹杠”,他能硬挺。有时还亮出某某大律师是我法律顾问的“底牌”——其实是吹牛——可以一吓就吓退小流氓。所以同业中公认他是“半个头律师”,碰到麻烦事请他解决。如俞绶荪、陆芳亭二个大老板,钱财比蒋汉杰多,而道理没有他明,碰到打官司等事,只能请他出面。一而再、再而三,他的名声大振,虽无大量钱财,却声誉甚好,信用更好。他手中缺少票子时,也能运筹得到。

二、战乱
平安顺利的生活是无法一帆风顺的。1937年“8.13”淞沪抗战,家、店处于南市区十六铺“中国地界”,战火纷飞毁于一旦。合家逃难到法租界宝裕里二号(现延安东路淅江路口),与俞绶荪、陆芳亭三家合租一个双开间三层石库门,电话84003。三楼住蒋家,二楼俞家,底楼陆家。
抗战时期,百业萧条,营业几乎停顿,只能弄点库存羊毛请三四名工友挑拣,贩点黄狼皮买卖,做点内销生意。三楼一间亭子间做帐房间,接待生意。战火连绵,亲友前来投靠者近十余人,均睡地板。
当时蒋汉杰发妻陈馥英年方36岁,身怀六甲。临近分娩,惨遭家毁。产后正在读书的大儿子伯铭随同济大学内迁到浙江,杳无音讯,心焦如焚。受惊失调,即得病。因惧婆母封建、剽悍,不敢去医院诊视,即就近在弄堂口中药店请坐堂医生开方服药。陈馥英性格内向,既怕婆婆又不善表白病情,被庸医误诊,延误病情,直至肠出血。始送医院,已回天乏力,一病呜呼!遗四子一女(小儿子季铭尚二月有余即夭折)。未经数月,又遇强盗上门抢劫,一个石库门,三家同时被劫,家中老祖母所存全部金银首饰银圆一扫而空。毁店、毁家、丧子、丧妻、盗劫接踵而来,汉杰心痛难忍,也只能强言镇静,精神未倒。
为了一个家的生存,汉杰把所有库存原料加工销售,筹集资金,与人合资到芜湖地区收购鹅鸭毛及皮张,运沪销售。稍有好转,为营业上方便租了爱多亚路江西路铜锡器店楼上二间房子,一间做写字间,一间做工场,晒台上搭一间也做了工场。
时值祖母年老,儿女众多,陈馥英的娘家人在无锡乡下也无音讯。几家同行家属都在无锡乡下,就大家出钱,联合起来派人到乡下寻找亲属,将我和妈妈、三姐、纪新弟一起找到上海,挤在一屋避难。后长女蒋箴和长媳陆映霞一起,赴浙江温州寻找已加入地下党的伯铭;我弟陈纪新不愿靠姐夫,和同学一起北上延安,均投奔了革命。我四姐也在上海,到新亚药厂去做工。我和三姐在家。经双方家中商议,汉杰本人欲娶我为续妻。我年纪轻,20岁,正欲到内地寻出路,根本不想嫁一个商人,且年龄又相差太大(17岁)。但当时的事实情况是:我老家也被战火所毁,母老无靠,弟已远去,担子在我一人身上。经不住双方家长一再规劝,最后是横下一条心,委身投靠姐夫。21岁即当主妇,自己连饭也不会烧,一无所知。且婆母性悍,见着就怕,也只能忍了。后见小季铭出痧子,又生肺炎,病重。婆婆不信西医,拜佛求神,季铭死于非命。倒霉的事接踵而来,把瘦骨伶仃的蒋汉杰压得透不过气来,也不知是如何熬过来的。幸在江西路上一段时间里生意还做得可以,能应付一个大家庭的开销。
为进一步扩大庚兴的影响,把生意做开,适有一周先生要到香港营业,想把延安路、河南路口浦东大厦二间写字间出让,汉杰权衡再三,虽然手中拮据,仍硬着头皮把房子顶下来,做了庚兴的写字间。上海滩有种怪心态,实在没有钱,但租了上档次(如华行)一类的房子,西式门楼,上下有电梯,人家都会认为你有钞票,有来头。大小老板均来捧场,有的送红木家具,有的送字画摆设,蛮象样的字号开了张。随之,亦招徕众多客商,业务又有了发展。究其实也不过是个空架子,骗骗人而已。继而招商引人,扩大内地的收购点,在芜湖、合肥、盐城,都派采购员设行采购。做了几年太平生意,也积累一点资金。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侵占了英法租界,进出口生意几乎停顿,庚兴又一次面临困境。浦东大厦昂贵的租金也无法偿还,只能退租,并解聘部分工人,庚兴仍撤回宝裕里,亭子间权作帐房间。安徽、江苏采购点全部收缩,只能在近郊做点零星生意,以维持生计。

三、合众公司
抗战时日本人封锁长江,无敌伪“派司”,任何运货船只不能通行。当时在苏北的新四军因长江封锁,物资供给受限制,缺粮少食,尤乏医药用品。蒋伯铭(已化名陈明)是新四军财委办人员,奉组织命令化装成商人来沪,在上海地下党有关领导指示下,和汉杰及其他有关方面商议,能否把苏北库存的土产副产品,如羽毛、羊毛、野生皮张、猪鬃等运沪,请庚兴代销,取得现金再换取军用物资运苏北。运输上的事由共产党买通敌伪有关方面取得“通行证”。此事人命关天,经济上有极大风险,万一出事更是人头落地。汉杰认为,必须从长计议才能决定。当时长江封锁,江苏、安徽等地土畜产品原料大量积压。上海一带,原料奇缺,无货加工。一些官僚资本与日方有勾搭,却有通天本事,偷运出口。蒋汉杰首先去拜访了中国猪鬃大王古耕虞的外甥徐康侯先生,他是专做猪鬃成套出口的,资金颇丰,后台又硬,经验丰富。向他通报有大批猪鬃原料及土畜产品可运沪,能否加工出口?他云可以加工,出口再另想别法,其他畜产品也有销售办法。由此商定原料由庚兴负责供应(其实是共产党设法运沪)。场地、工人由庚兴设法提供,加工由徐指导,而后由他办理出口。就这样即答应了伯铭提出的意向。
此后,庚兴派人去苏北把大批原料运沪,均由共产党打点,去买通贪官污吏后取得“通行证”。为安全起见,庚兴还特地到外地去聘请了猪鬃加工工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找到出口去香港的渠道,只能把成品买给徐康候转口。如此,共产党的货倒有了出路,又能换到现金,徐康候也赚到了钱,庚兴收一定的手续费。这条供货渠道一直使用至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初期,党的地下组织在北京东路开设了合众贸易公司。公司经营进出口各种业务,很象一个大公司,石志昂烈士(五十年随周总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国民党特务炸毁,不幸牺牲)为经理,顾翼然为副经理,实际是党的一个地下经济组织。因经营畜产品业务占相当比重,即聘请蒋汉杰为皮毛部部门经理,庚兴皮毛号即关闭。庚兴所有员工老的退职,其余有的派往江苏、安徽、南京,有的留在上海,自设加工厂加工配制外销品出口。当时言明蒋汉杰月工资160元,有一部专用三轮车。进合众公司时也是思想斗争再三,既有经济问题,不够家中开销(10余人),又有政治风险,怕自己不合适。终于因儿子的关系,只能背水一战矣!
外面同行中看见蒋汉杰俨然到大公司上班,进出自备三轮车,在外地收购财大气粗,还时儿进出洋行,一定找到了靠山,均为之侧目,在上海滩同业中颇有影响。谁知蒋汉杰工资不大,收入比自己做老板还小,是冒着风险在为共产党办事。且石志昂等对党外人士推心置腹,还晓之以革命道理,干活、做事觉得精神上愉快,也顾不得家中柴米油盐了。日久见人心,共产党对他越信任,给他的担子越重,他越感到欣慰,要为共产党多赚钱,多回报。可以说,他发挥自己之长,避自己之短,找到了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
当时伯铭已到上海,公开身份似乎是钱庄跑街,陆映霞和二孙建超(小平)三人一个小家,在亚尔培路有一间卧室。宝裕里作为伯铭生意往来场所,他的来往人物有的似曾相识,我们也不问不闻。伯铭大约领导了几家钱庄和公司,均不清楚。后来又因工作需要在南市里马路关桥开了一家店,半间卖胶鞋、雨伞,半间做畜产品生意。长婿汪金耕做老板,蒋箴做老板娘,并在一家小学做教师。店里请两个老师傅,魏金南夫妇为伙计,在店内工作。表面上是从苏北运来牛皮什皮等商品,由汉杰帮他们销售。实则上是苏北共产党和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因此处近黄浦江,十六铺码头,运输方便。
在此一段时间里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腐败透顶,只要花钱什么都能买通,长江运货买路钱付足即通行无阻。为此原来庚兴的职工蒋励、方子章、魏仲新、张伯泉等,都到了合众公司,经常往来于苏北—上海押货运输,传递信息,万分辛苦,风险也大。他们与蒋汉杰一样,对共产党充满信心,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好,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高、中级干部。

表情: 作者:linou 时间 2013-4-15 21:58:25 序号: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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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宝裕里
从抗战中期到解放战争胜利,宝裕里二号三楼的蒋家,好似成了解放区来沪人员的歇脚地。只要是伯铭介绍来的朋友,不管男女老少,住的时间长短,我们都热情接待。我尚记得皖南事变时,陆映霞和突围出来的同志一起先到芜湖庚兴分号聚丰号二姐夫顾仲庆处,再转到上海宝裕里。事后听陆映霞说同来的有余立金的老婆等。福建省省委张鼎臣,到延安开会后,化装成大财主,到上海住爵禄饭店,也到宝裕里也来过。记得汉杰和我、伯铭四人在外滩水上饭店还招待张鼎臣,吃了顿西餐。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刘晓也来过。孙艺芬则是我家长客,她哥哥是官僚机构的一个什么官,不赞成她的行为,她说只有到宝裕里,像到了解放区一样自在,可以无话不谈。而她的亲弟弟又是三青团(一家分对立两派)。福建省妇联的什么领导人,大约是苏大姐来沪参加会议,到国际饭店去开会要穿体面衣服,我们代她弄到了皮大衣和旗袍。香港有位姓张的大胖子,人家都称他是“张胖子”,(香港来的人总是洋气的,)也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在我们这破亭子间住了近一个月才走。
来来往往的人也不断,总觉得这些人朴实无华,言辞憨切,并介绍一些解放区情况,听得大家神往,年轻人受了不小的红色影响。难怪那时十七八岁的孙敏华(三姐的女儿),以及学生意“小常州”、“小宁波”,后来都自觉自愿投奔革命去了。
当时常来宝裕里的重点人物是徐雪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上海。当时他大约是苏北方面的财经部门负责人,好象是伯铭的顶头上司,在上海地下党领导好几个经济部门。他常在我们房间里换衣服,一会儿中装,一会儿西装。听说他住在法大马路即现在的金陵路,来无踪,去无影。由于常来常往,和我们非常相熟。他是宁波人,喜吃鱼腥海鲜和上海小吃。当时明虾一元钱可买一大盆。我们知道他们都没有钱,工作又重又危险,所以他们来时碰到吃饭,总是添些明虾、黄鳝、葱油饼吃。因汪金耕曾有过变节行迹,无党籍。徐雪寒对他态度严肃冷淡,汪也怕他,叫做啥就做啥。解放以后,徐穿了黄制服草鞋,先到无锡,到新彩路老家去找三姐,(我们无锡家他也认识,家人都熟,)向三姐说要洗个澡,吃点东西。三姐看见徐雪寒来了,真开心得像见了陈纪新、蒋伯铭一样,马上烧水请他洗澡。他是宁波人,没有见过无锡人的“土浴缸”——一个大铁锅,下面烧火,锅中填块木板,水热了就洗澡,水冷时再烧。他看见了连说“希奇希奇真希奇,汰浴蹲在铁锅里”,生平第一次,高兴得要命。吃饱饭后即告辞,也不知去向。上海解放后,徐做过上海市铁路局局长,后又调华东贸易部当部长,三反后升晋到中央贸易部任副部长。后因高岗、饶漱石、潘汉年事件株连,坐牢不少年。平反后在国务院经济政策研究室从事经济研究,常在报上见他的文章。我数次上北京,总向陆映霞打听他的住处,听说住永安里。总因无着落,未去拜望。估计已是85左右高龄了。解放初他夫人是法租界棘格纳小学(后为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学校与我家相近,又是一所有名望的学校,燮铭读书时,我即去找徐夫人。由于我家是革命家庭、军属,燮铭被接纳入学,读到毕业,小学基础甚好。
还有一位女共产党员孙静贞,丈夫是抗日军人,不幸牺牲。1945年前后,她在宝裕里住过很长一段时期,也不知是有啥任务,也不知道她以什么公开身份与国民党福建省建设厅厅长、夫人经常联系来往,利用厅长等关系的庇护开展工作。白区福建建设厅有人来沪,伯铭必设宴招待。大约均是革命需要相互利用。我们也从不过问,管饭而已。
当时我们是局外人,不知他们干啥,并不觉得危险,也没有什么思想觉悟、革命情操,仅是亲情、友情而已。

五、白色恐怖
随着解放战争深入,国民党在战场上连吃败仗,在敌占区疯狂地推行白色恐怖。1947年秋天,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圆明园路大华贸易公司(经理忻元锡)由于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的破坏。忻元锡因事先得知风声,已躲避,而会计主任共产党员荣祥生(蒋励的姨夫)被逮捕。因蒋伯铭与忻元锡均是同一系统的财贸工作者,相互牵连,伯铭也是黑名单人中人物。
大华事件第二天,即有两名特务来宝裕里找蒋汉杰的儿子“蒋伯平”。当时蒋汉杰即对二特务讲,我的儿子叫蒋伯铭,非蒋伯平,你们一定弄错了。特务说那么是“陈平”,汉杰说都不是,我儿子在上海做钱庄生意,是跑街,另立门户,不与我们同住,经济上也无甚往来。特务说:你儿子做了强盗,一定要把人交出来。汉杰见状,硬顶不行只能来软的,以商人对流氓的办法,向他们连连作揖,说现在已是吃饭时候,请到外面先吃饭再商量。家中等他们吃饭谈判消息。两小时后,汉杰打电话回来告诉我先送200元钱去饭店。打发走特务后,汉杰告诉我,此二人莫测如深,也不知究竟是何路人物?是真特务还是共产党内线,摸不透。他们只是模模糊糊地说:现在你们大少爷有难,我们可以帮忙,将来我们有难也要请你大少爷帮忙。汉杰听了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奉上200元作为香烟钱,请笑纳!他们也收了。因为这二人来势甚汹,砸招牌,甩帐簿,大声呼吓,邻居都眼见。汉杰亦知地下党出事了,马上向合众公司汇报。石经理说伯铭已离沪去香港,以手表为信物,叫汉杰放心。并嘱汉杰,善后事一定要提前安排。
于是,汉杰先请同业中有声望者去托“帮派人物”杨文贤走警备司令部门路,用钞票保证蒋汉杰的商人身份,与共产党无关。同时快速将开设在苏州的猪种加工厂关闭,解散,货物运走,只留一哑巴看门。家中与合众公司及伯铭有关的文件,都藏在屋顶隔层中。南市丰裕号联络点特务也已去过,幸汪金耕、蒋箴均已避出,店中只有老师傅、工人,一问三不知亦无可奈何,只能临时抓几个职工去交差。
当时蒋励也是丰裕联络点人员,身份是职员,他是大华公司会计荣祥生的外甥。其时他年轻无知,认为大华出事,丰裕也受害,姨夫荣祥生一定也有事,该赶快到他家里看看。谁知一踏进姨夫家门,特务早在荣家守侯荣祥生的同党,问他是什么人,来荣家做啥。幸荣家的老妈机灵,马上说这是我媳妇的外甥,他是来看姨妈的。蒋励也确实是外甥,直认不违,说明自己是小职员,今天奉母命来看姨妈的。特务倒没有怀疑,只打了他两记耳光,放他走了。因为这天他和荣祥生约好在大光明电影院碰头,有事传达。他按时到大光明电影院前,手拿一卷报纸,找姨夫。等他看见姨夫时,见旁边有生人,姨夫也看到了蒋励,却偏过头去,只当生人不理他。幸蒋励机灵,没有走上去和他说话,看看情况不对即溜掉了。他不敢回家,避到陈瑞芹娘家(蒋励亲戚)药店里暂时安身。后汪金耕、蒋箴也去碰头。以后奉组织命令,均分头去了苏北。
汪金耕离沪以前曾对蒋汉杰说:目前形势恶劣,你联系的事又那么多,还是先避一避好。汉杰回答说:我是商人,只做生意,如果我真的避开了,倒反而成了共产党了,加上业务上的事都要有人管,天塌下来也要挺住。他立即命我到亚而培路,把陆映霞和小平接到宝裕里。陆映霞临走时交代房东说先生到外地做生意,自己也要到外地一段时期。在门口叫三轮车时,故意大声说到火车站,中途再和三轮车夫说,临时还要到宝裕里拿些东西。以防特务找到陈明寓所,只知陆映霞到外地去了。陆映霞和小平到了宝裕里,想想也不安全,就与同行张竞显(已故)商量,暂居住到他无锡租的房子里(因为老家新彩路也不敢住),后来另外租了房子在无锡避难。
还有麻烦事。三子蒋叔铭(已故,文革中遭惨害)正在南洋中学读高中,参加学生运动,好像是四七年入了党。为迎接解放,组织学生护校,和工人联袂护厂,担任宣传工作。一帮同学常在宝裕里二号开会,排话剧,写迎接解放的文章、标语。而家中碰到大华事件,已“风声鹤唳”,“西面楚歌”,只能停止他们在家活动,并安排他暂时避到陶松林家。后来躲避在杜美路四姐家里阁楼上。上下左右大小事件在一两天内刚刚安排完毕,敌人就上门来捕人了。

六、被捕
一个初秋下午,记得我穿夹旗袍的时侯,正抱着小儿子智铭(小毛)在家里,心事重重等待汉杰出外活动后的消息。好几个拿着长枪短枪的特务来家,砸招牌,甩帐册,扔东西,大叫大喊捉蒋汉杰。秦泉宝(当时的老帐房)说老板出去了。特务说喊他老婆,问我蒋汉杰到哪里去了。我想瞒也瞒不住,就告诉他到北京路某某处谈生意去了。他们二话不说,叫我陪他们去“领捉”。我想逃也逃不掉,只能随他们去。我被夹在两个特务中间,走到爱多亚路(即延安东路)弄堂口,见停着一部汽车,二面脚踏板上站着两名带长枪的特务。我上车后,领他们到了北京路华汉赞家。路上特务关照我,不许哭,不许叫,到了人家家里要像没事一样,说家里有事,叫他马上回去。也不知啥道理,即时我一点也不怕,心里想反正伯铭也走了,该做的都做好了,在我们身上也没啥油水,去就去。到了华家,看汉杰他们正在谈笑,我即向他招手说家有要事,向其他二位招呼后就走下楼来,上了囚车。
车子开到江西路汉口路口,一幢老式洋楼前,走进一间房间,已有几十个人关在里面,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丰裕号的魏金南及老师傅等亦在,报关行的职员也在。看看都是些无关人员,心里也不怎么着急。汉杰想卖通岗哨,送一张便条出去,可使家里人知道我们关在什么地方,但被岗哨拒绝。到吃夜饭时,送来一大篮红籼米饭,一锅青菜汤,我们也吃不下去。只听外面特务们来来往往,满口骂娘,说是忙了几天捉了一串大闸蟹,一个共产党也未弄到手,都是饭桶。到傍晚时先提我去审问:先恐吓我,如果不告诉我们你们儿子蒋伯铭在哪,当心你的老头子上“老虎凳”,还说他瘦得像“老枪”,两块三块砖头也经不起。我装作啥也不懂的样子回答说,蒋伯铭非我亲生儿子,平时自立门户,他只管自己赚钱,也从来不顾家,形如陌路人,我也实在不知他犯啥罪。看我是个家庭妇女模样,即要我去劝劝老头子,勿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死到临头,后悔就来不及了。我说蒋伯铭的住处我知道,你们可以到他家去找人(因自己知道说也无妨,伯铭、映霞早已转移)。乃放我到拘留的房间,我向汉杰讲了审讯的情况,他流泪说:为伯铭事也害你来吃苦头。我苦笑着说:事到如今,患难时能在一起比分开担心还是好。他说杨文贤不知啥时候能探听到我们的拘留处,能迅速和警备司令部通气。两人忧心如焚。到晚上11点左右,又来捉审汉杰,我担心他上“老虎凳”就完了,不久即回房,据称捉审内容和我差不多。他完全以商人语言在商言商,并答应特务如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理当重谢!
晚饭时送来一篓红籼米饭,一锅菜汤,相识之人也互不招呼。到半夜时外面特务喊蒋汉杰出去,也不知是凶是吉。不到半小时他回来了,告诉我杨文贤的路子已通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命令拘捕单位水上稽查大队,捉蒋汉杰捉错了,他是商人,与共产党无关,可以取保候审。我们即打电话回家,请映霞父亲以协兴昌皮毛号老板身份作保证,将保证书送水上稽查大队。队长对我们训斥再三,外出后不能乱说乱动,不能离申,随叫随到。回到宝裕里家中,已是半夜,家人放鞭炮消灾。
据俞绶荪、杨文贤告之,他们是通过黑社会,打通了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证明蒋汉杰是南市区有名的正当商人,对公益事业热心。一二八抗战时,同行业组织商会、保卫团,出钱出力,店中店员大多经过公民训练,保卫南市,支持十九路军。当时负责军训者,名叫李默安,四七年时已当上南通什么司令,由他证明蒋汉杰是商人,爱国商人。因此由宣铁吾命令水上稽查大队释放蒋汉杰,宣骂水上稽查大队“饭桶”,大水冲了龙王庙,捉人捉到自己人身上了。出来以后要实行承诺,解铃还需系铃人,汉杰仍请杨文贤去联系,要多少金子才能了结此案?经过讨价还价,抬出南通李司令的牌子,最后以二条金条“小意思”,给特务们买点香烟。然后再请老闸捕房(即闸北分局)局长拉场子,在浙江路杭州菜馆请客,说好话,花钱消灾,以免再惹是非。二条金条是合众公司经理石志昂同意后缴付的,我们小字号当然无力承担。以后蒋汉杰私人再谢俞绶荪、杨文贤二人。这事发生后,同我们关在一起的业务人员,以及别单位去大华丰裕等做生意的人,亦全部释放。忻元锡、陈明等重要人物均已撤离。唯有大华公司的会计荣祥生同志被捕受刑,直到解放才放出,已成残废。石志昂以蒋伯铭的手表为信物,告之伯铭已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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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迎解放
以后一段时间,未受任何骚扰。蒋汉杰还去合众公司上班,担当部门经理,负责畜产品收购加工出口,生意也越作越顺。同业看到汉杰的大老板合众公司资金大、周转快,在南京、芜湖、天长、六合、丰乐河都分设了连锁店,也都来捧场。虽然收购价格较别家低一点,也愿意卖给合众,一、二年里均全权交给汉杰经销。合众既收购原料,又搞加工,聘用同业中技术高、名声好的技术人员,自设工厂,加工出口配套的黄狼皮及猪鬃等。其中有在洋行供职的朱衡全,黄狼皮专家唐耀先等。其时伯铭在香港,了解到沿海口岸、山东青岛也有不少畜产品运到香港,因没有懂行的技术业务人员,无法配套出口。为此香港地下公司要上海合众公司派人前往香港。后由汉杰带着鲍龙海及其他技术人员赴港,把香港公司的猪鬃、黄狼皮等分类配套销售,并与在香港经营的猪鬃大王古耕愚、黄狼皮大王姜元泰及陶行昌等人的号子接上关系。当时因世界上战争不断,军用猪鬃奇缺,香港市场的畜产商人们看到蒋汉杰手里有大量货源,都相互争购。汉杰利用大好机会,抬价出售,为共产党增加了外汇收入。就此奠定畜产品在港经营的基础。后一部分人留港继续经营,汉杰仍回上海合众。一直到上海解放,成立华东区皮毛进出口公司。
1949年春,汉杰物色畜产行业的技术人员,如黄狼皮一等专家唐耀先、他的徒弟陶基彬、王正鸿等,到合众来工作。开始时人家对合众公司是啥性质也糊里糊涂。有一位瑞龙洋行的羽毛专家朱衡泉是难得的技术人材,一开始聘请他加盟,他不敢。但是在洋行里又没有生意,心中忐忑,后看着别家的一些技术人员陆续进入合众公司,他也想来试试。当时汉杰向领导汇报,言明此人是上海羽毛洋行及大字号里少有的专门人材,他随便抓一把鹅鸭毛统货,能预测其中有百分之几是毛片,百分之几是绒子,百分之几是灰沙什质,这本事是凭几十年老经验炼出来的。因为他本事大、工作好,工资也特高,人家工资二位数,他要三位数。领导同意吸收。
不日,上海解放。合众公司接收了浦东的外商洋行的仓库,又吸收了几十名畜产行业技工,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华东区皮毛公司。其间,第一位党的负责人和经理是部队干部张美祥,蒋汉杰被聘为副经理。第二任党的书记和经理也是部队干部叫顾祖恒,蒋汉杰也是副经理。在用人问题上,解放初期皮毛公司所需业务人员,大部分是汉杰介绍的。其次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留用人员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人员,前者大部分是店员和技工技师,后二者都是大学生、高中级职员。华东区大区撤销,成立上海市畜产进出口公司时,经理是代佛,副经理是蒋汉杰、张定国。以后又换过三四任经理,蒋汉杰一直是副经理,直到1964年满64岁退休。其间分三个阶段:1946—1949 为地下机构高级职员;1949—1964 是国营公司副经理;1964年下半年正式退休,退休后再经历文革批斗。他从一个小商人到地下机构任高级职员,解放后正式聘任为国营企业业务负责人,直到退休,前后达18年之久。发到“红派司”,木板钉钉为“职员”,成为工人阶级一员,却吃尽千辛万苦。
八、上任
汉杰刚刚踏进国企,一个小商人突然登上国营大公司领导地位宝座,主管所有业务,面临严重的挑战。幸他胆子大,心又细,加上他儿子已是华东区外贸部副部长,各界层都有点另眼相看(也有溜须拍马的),且开始时解放军干部也不熟悉业务,因此业务上都是他一手抓,党组织亦放手,工作也还顺利。
由于与共产党已有多年接触,汉杰知道,为共产党工作,一定要严守共产党的纪律,绝对服从领导。工作中又面临着旧机构留用人员、诸多大学知识份子及老的资本家,更要注意遵守国家各项政策,逐条贯彻落实。靠着他的机智果敢,无甚私心,团结各路技术人员,争取留用人员的协助,把同行中原来有进出口自制权的私商,统统纳入专业公司管制。为防止私商投机倒把,分商品类别成立联营小组,由国营公司领导,从而大大地限制了私商的投机机会。私商对国营机构既怕又恨,暗中联合起来,在外埠采购货源时,哄抬价格,对各地客商的货源不论好次均抬价抢购,使国企搞不到货源,以整垮国营公司。汉杰得讯后立即大量投入资金,一下子把货源抢夺过来。由于私商资金有限,无法与国营公司竞争,只能败下阵来。而后,又实行按质论价收购,比私商的收购价略有优惠,以确保货源,并对严重违法乱纪,依次充好的客商给于重重的打击。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私商只能服从国营企业领导,逐守法经营。
但是也有少许人认为,蒋汉杰如此辣手对待同行老朋友,实不甘心,蒋汉杰也是商人出身,经商谁不爱钱?有的要请客吃饭,有的使美人计,有的给回扣引诱,他均用婉言谢辞。更有一位杨文贤是同行中介入黑道的人物。解放前我们被国民党抓去时,他的确为我们出过力,疏通关节把我们救出来。解放后他自恃对蒋汉杰有功,即对共产党有功,且蒋汉杰儿子陈明又是外贸部门领导,所以过年时买了火腿等高档礼品送到家里,要蒋汉杰帮忙解决一桩业务上的事。蒋汉杰对他说:我们朋友归朋友,你帮我忙救我出来,共产党也知道。现在我已不是私人老板,当了国营公司经理,万事只能公事公办,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闪失。你的心意我心领了,但东西只能请你带回去,我不能犯法,以后亦请你切勿如此,我实在担当不起。以后杨玩流氓腔在外扬言,解放前我和蒋汉杰称兄道弟,我不搭救他从警备司令部放出来,也没有蒋汉杰今天的地位;现在我请他帮点忙,送点礼品,不给面子退了回来,翻脸不认人,太不给面子了。后来汉杰约他见了一次面,与他详细解说,我现在已不是过去庚兴皮毛号的老板,是公家企业的经理,一定要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各项政策,反之则是违法。你业务上的事按制度许可者一定办,在制度以外者决不能半点含糊。杨文贤此时亦知难而退,以后不再来麻烦。这件事在同行中也起了传媒作用,省却不少麻烦事。其人后因历史上的劣迹以反革命论罪。
当时华东地区的皮毛公司要领导华东六省一市的收购出口业务,每年的业务会议都是蒋汉杰主持,而到会者均是共产党老干部。开会时除党委书记顾祖恒主词外,有关业务布置安排计划等,都是蒋汉杰负责到底。上海是大口岸,除与青岛、天津口岸相关省市外,其他省的物资都由上海出口,大权独揽。不少老干部非常不满,认为我们都是老干部,却让一个蒋汉杰资本家来指手画脚,安排计划,指导调拨。于心不服,但又挑不出什么毛病。天长日久以事实和成绩说话,各省和上海口岸之间关系十分融洽。
现在想想一个学历不高的小资本家,一变而为国企公方经理,没有“机智果敢、大胆心细”八个字难以胜任。汉杰常说无私才能无畏,共产党既然委我重任,我当然在其位谋其职。各省有困难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上海口岸急需交货,省里也尽力支持。上下左右团结一心,年年超额完成计划,完成利润上缴任务。经过几年奋斗,信誉倍增,领导十分器重他。他并非什么专家,也被称为“专家”。工作出色,亦无历史劣迹,当然顺利地通过了解放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民主改革运动。古人云“福兮祸所伏”,三反运动开始,大难临头了。
九、三反
三反运动时皮毛公司已改为华东畜产进出口公司。北京捉出刘青山等大老虎,后在总公司内又捉出资本家贪污犯。群众运动起来了,人们纷纷提问,蒋汉杰是个资本家,凭什么他愿意放弃剥削,到畜产公司来领160元一月工资,肯定有阴谋,有贪污。凡是由蒋汉杰介绍到公司的技术业务人员,人人受审查,逼、供、信,严刑拷问,胁迫他们揭发蒋汉杰的贪污罪行。五三年时刚解放三年,职工如何经得起如此场面?日夜拷问,有些年轻职工开始乱咬,说送给蒋汉杰多少多少钱……胡言乱语以争取过关。如此这般,蒋简直成了大贪污犯。当时华东贸易部部长是徐雪寒,他十分了解蒋汉杰的过去,解放前为共产党工作,冒风险掩护共产党,从未贪污;解放后三年也是忠诚守职。但是群众运动起来了,也不能压制。他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法,把一帮子原先为地下党工作过的人员统统隔离在虎丘路贸易会堂。名为隔离,实为保护。
当时,我已进公司,在秘书科当办事员,却成了“母老虎”,日夜轮转逼供信,但又逼不出名堂。那时最难受的是夜间不给睡觉,一百支光电灯泡照得你刺眼疼痛。最后我只能说,你们说我贪污多少就多少,我家所有财产除了解放后上缴的以外,都在卧室书柜抽斗里,可以去查抄。看在我身上逼不出油水,只能拉出开斗争会,让我在群众面前出丑。人关在隔离室度日如年,伤心到极点。解放前为掩护共产党,尽力相助不计报酬,三反时平白无辜成为“贪污犯”,怨气难平,恨不得挖出心来让他们看。那时也想自杀,一了百了,但终究放不下儿女老少。也不知道隔离了多少日子,蒋汉杰早已放出来,我撤销隔离后也没么平反,糊里糊涂,仍分配工作。蒋汉杰奉命去北京开会,当时有多少亲朋好友劝他,别去算了,三反的苦头还没吃够吗?且在他恢复工作时,总务科那位趋炎附势的科长连原来经理室也不让他进,原来的写字台也不给坐,叫他坐在另一办公室的木头台子旁边。蒋汉杰没有气馁,劝我说,我不是为斗我的人工作,我是为国家工作;只要心中无愧,我仍应像以前一样为国工作。叫我想开些,也要照样工作。
十、“红色资本家”
反右刚开始时,汉杰在北京开会。当时人民日报社论“老工人说话了”批判储安平等大右派所谓反动文章。“右派”说共产党是党天下,象铜鼓一样里面是空的。蒋汉杰当时是噤若寒蝉。此前的整风运动中,领导一再要他向共产党提意见,他说我真的没啥意见;整风高潮时,党委召开无党派座谈会,他也是无啥意见。小心谨慎,总算度过这一关。反右结束后,领导表扬了他。领导认为一位资产阶级能放弃剥削,走入工人阶级队伍,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是难能可贵的。经过三反、反右二个大关,公司党委研究发展蒋汉杰入共产党。反右后社会上有许多名人学者加入共产党,当时经理室主任邓某是党委委员,几次把报载名人加入共产党的文章介绍给蒋汉杰看,启发他入党。他回家后和我谈起这些事。我是一个非常幼稚,容易冲动的人,听说这种好事,觉得非常光荣。而汉杰却冷静地说:我年老,耳目不灵,入党后会议更多,再说我也没有这种觉悟。一直未曾写过入党报告。
经过反右、三反的考验,证明蒋汉杰是清白的、爱国爱党的党外人士。蒋仍任副经理,总揽进出口业务及各省收购任务,大权在身,尽心尽职。当时有一位长征老干部来任副经理,业务不懂也不知如何批转公文。党委书记则交代他拜蒋汉杰为师,向他学习。蒋汉杰即诚恳地帮助他,有关公文的签法,各种业务关系如何处理等等,二人面对面坐在一个写字台,相互取长补短,相处关系非常融洽。公司内外业务,党委放手让蒋汉杰管理。
当时是计划经济,对外贸易主要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易货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有限,仅德、英、荷兰、日本、法国等几个。当时苏联是老大哥,大国沙文主义。我国和他交易常常吃亏,尤其在验货问题上,只能听他的。如名贵皮张黄狼皮一张值数十元,我公司配货时,都正确地按质量分等级,而苏联专家来上海验货时,总是压级压价。原本是一级货他硬说是二级,以此类推,强词夺理。蒋汉杰不能眼看国家损失,忍无可忍。他不怕苏联老大哥压人欺世,以强压弱,据理力争。苏联人验黄狼皮时,总是把黄狼皮使劲用手推无数次,总有少数的毛脱下来,借口说这是次货。蒋汉杰说:动物的皮毛有如人的毛发,我们把头发使劲的梳理,头发也会落下来,不能就此证明这人的头发不行,这是同等道理。你硬说一级皮是二级皮,这是不公平的,你不妨自己用手拉自己的头发试试。苏联专家听后知道自己理亏(因为国际上规例的验法是只凭手拍、手拉皮张),无奈地双手一摊,耸耸肩表示同意。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苏联是老大哥,说一不二,如果违反了即可戴上“反社会主义”帽子。事后在场的技术人员都问蒋汉杰,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不怕给你戴“反苏”大帽子吗?反苏即是反革命那!汉杰给他们说,只要自己立得正,不怕影子斜,无私即能无畏。苏联人利用压等级牟利得寸进尺,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他说,厂里有些技术员为了“保险”,总是提高等级取悦苏联专家验收过关,而不是以国际标准来行事,用国家的损失保牢自己的乌纱帽,这是非常错误的自卑行为,“重合同守信用”是双方共同遵守的事。这一说,无疑对技术人员上了一课,从而也纠正了公司内部的畏难思想。
在处理鹅鸭毛商品上也碰上过棘手事。有一时期此商品出口不畅,库存增加,为节约舱位,把100余公斤一包的毛堆到碰天花板,没有注意经常开窗通风,近出口时,插样发现包中羽毛发热。厂里领导急向蒋汉杰反映,汉杰立即下厂亲手挖出包中羽毛,一模,确实已发热,但经检验,羽毛的质量仍是完好的。汉杰认为是少通风,仓库过热所致,要厂里立即行动,一面开窗一面翻包,把中层的货包都搬到阳台上透风。经过一、二天折腾,情况好转。再插手进包去摸时均已不热。即请商检局来检验,开出了合格出口证。厂长仍很担心,意欲拆包处理,汉杰反问厂长,如果这批货包全部拆开,再重新打包,要多少时间及人工?这将是一笔巨大损失!此时汉杰问总技师,你看这批货能否出口?总技师有些支支吾吾,心中害怕。蒋汉杰问他,毛的质量检验有无飞丝?含绒量有未减少?水分是否合适?答复全部符合标准。蒋汉杰问他这还有啥顾虑?蒋汉杰对总技师说:怎么你空有一身技术,到了关键时刻就不敢承担责任,这不单纯是技术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总技师坦直说:我明知质量好,但总是怕万一出问题,担不起责任。汉杰对他说:我的羽毛技术不精通,你的羽毛技术全上海数一数二,我认为既然质量合格,即可出口。我有信心有胆量,保护国家财产,保证按时出口。你是总技师,下面有许多技术人员,你不敢负责任,担风险,下面的人怎么会负责任呢?通过此事,上下对技术问题都能层层负起责任来,不再有压级之类情况。
这二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我佩服蒋汉杰的大胆果敢,勇于负责的精神。每年赴广交会时,他总是任团长,在交易会上总能碰到以前在上海开洋行的大老板和中国大班。解放前蒋汉杰不过是上海一个跑跑洋行的小商人,没有资格和大班平起平坐的。而在广交会上,德国禅臣洋行、英国怡和洋行、瑞士瑞龙洋行等熟人、大老板、老外,看到蒋汉杰掌握了华东区各大口岸的重要畅销商品,都想买到价廉物美的紧俏货。外商看蒋是近视眼、耳背,送了一副半导体装在眼镜架里的助听器,其他亦有来说情送礼的。蒋汉杰立即向上级汇报,并且介绍了各个洋行大班在沪时的经营作风,建议各畜产交易团在总公司领导下团结起来,统一报价口径,不让外商有可乘之机。外商送给蒋汉杰的眼镜耳聋机一并上缴。领导研究后,认为蒋汉杰确耳聋,又是主动上缴,特别批准由蒋汉杰使用。一直用到退休,仍交还公司。不去占便宜,自己请伯铭买一个普通助听器。
在计划经济年代,广交会上年年完成计划,公司年年完成上缴利润。汉杰业务上得心应手,每天工作完毕,记记日记。公司以及下属四个厂,以及外省可调货物和进出口情况一目了然。开业务会汇报数字,勿用记录本如数家珍。工作余暇时总是对我说:我是一个小商人,共产党如此相信我,交给我如此大的家业,如不尽心尽力,扪心有愧。工作再繁重,歇下来口干舌燥,也不觉劳累。所以,从四十年末到六十年代初(除“三反”较短一段时间外)是他的黄金时期。组织上要发展他入党,有人还封他“开明绅士”、“红色资本家”、“党外布尔什维克”等桂冠。有一位总公司副经理每次来上海检查工作,总是责怪上海公司党委为什么不发展蒋汉杰入党?在北京上海二地公司的催促下,他写了入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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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四清
风云突变,60年前后又强调阶级斗争。党委找蒋汉杰谈话,云本来早就要批准你入党,经局党委研究认为你在党外的作用比在党内作用大,如果你入党,党外人士会对你有两样看法,就听不到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入党比入党作用更大,还说你是党外“布尔什维克”。汉杰知道后正中自己意愿。
随着路线的改变,公司对蒋汉杰的工作范围有了很大的限制。广交会不让去了,出口事管不着了,只站他管向各省组织货源。他也无所谓,仍尽心尽力。后来连各省的业务也管不着了,只叫他管上海郊区的收购,发展生产。他真能沉住气,既然叫他管郊区货源,他就按“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政策办事。当时外销兔毛奇缺,等米下锅,他想尽方法和业务人员一同跑郊县,到县政府、供销社,请他们大力支持,发展兔毛生产利国利民。还设法引进了外国的长毛免种,供郊县饲养。结果是兔毛生产量上升,支持了外销。虽然他的业务权限一再削弱,已到了可有可无的状态,但他从不发牢骚,照旧工作,乐呵呵。
为了与原来的阶级“划清阶线”,经全家同意,将无锡城里的一幢住宅上交给了外贸局,其中家具除有几件搬上海便用外,也一并上缴了。
四清运动来了,所谓“洗手洗澡”,让领导干部下楼,又是一场斗争。对蒋汉杰重点批判资产阶级经营思想,以及解放前资本家时的剥削行为,并重翻“三反”老帐。明明是按上级政策办的事,都推到蒋汉杰头上。有个支部书记说,蒋汉杰是“四不像”,什么帽子都戴不上,重新再戴上“资产阶级”帽子吧!回忆以前的党对党外人士的信任、重用,有职有权,的确发挥了人的积极性,而路线一变,真的又变假的,红的又变黑的,对的又变错的,以前说的话都可不算数,还可倒打一耙,谁也不能救助你。
经过四清的斗争、审查,蒋汉杰又没有问题,过关了。此时此刻蒋汉杰也实在“心灰意懒”,年龄已64岁,赶快申请退休。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为四清工作组组长,找蒋汉杰谈话,说得非常好听:蒋经理,你是对党有功之人,现在年龄还不算大,还可以为党工作几年,如身体不好,可以晚上班,早下班。汉杰婉言谢绝。最后结论蒋汉杰是职员,属工人阶级,拿到了“红派司”:工会会员证和退休证。为了这张红卡,二十年辛勤,倾家荡产,全力以赴,为国为民是应该的,其间冤屈无处可申。古人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尽管蒋汉杰小心谨慎,工作卖力,仍落得一个“不信任”。极左路线横行时,可以把党亲口承诺的一切花环统统弃之不算,还要倒打一耙。可叹!可悲!蒋汉杰自己有苦难言,还受到同行中资本家的嘲笑。退休时冷冷清清,党委书记假惺惺地问,蒋经理退休后拿90多元工资有困难吗?当然回说没有困难,但愿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回老家吃吃安稳饭,还我自由身吧!

十二、“红色恐怖”
退休后确实过了近二年的安稳日子。星期天婉箴(长女蒋箴)亦从大场皮张厂回家共度假日。蒋汉杰劝婉箴不要再住集体宿舍,回家来住吧!她个性好强不肯回来住。我们觉得这样的日子也蛮太平。家里只有三姑(小女蒋黎箴)上小学,大毛(四子蒋燮铭)工作,小毛(小子蒋智铭)读大学。
文革开始了。早在1964年四清工作总结大会上,中央外贸部副部长宣布蒋汉杰已定职员成分,工人阶级一分子,早摘掉了资本家帽子。尽管这些结论刚刚定论,还是把已退休二年的蒋汉杰又揪了出来,戴上资本家老吸血鬼的帽子。公司、四个厂都揪去游斗,可怜他一千度以上近视白内障,等于半个瞎子,不顾死活一个电话命令即到那里报到,一定要随叫随到。斗争内容仍是三反四清老一套,没有新内容。当时蒋汉杰特地穿了一身旧的黑衣罩裤,他自嘲自己既是“牛鬼蛇神”,就要像牛鬼蛇神的样子,向侯宝林学习。逼供信时他都回答,我是吸血鬼牛鬼蛇神,纂夺业务领导权,低头称是。“造反派”也没啥办法,斗来斗去没结果。
当时在法国任商务参赞的陈明从驻法国大使馆回国,在飞机场即被揪去斗争,戴上“叛徒”、“特务”帽子,关在专政大队好几年。家属不能探望,全家人焦急亦毫无办法。
后来斗争形势越来越激烈,蒋箴在厂里也被隔离,逼她交代三、四十年代在浙江做地下工作时的情况,逼她交代汪金耕变节罪行,逼她交代父亲蒋汉杰剥削罪行,还说她与汪金耕离婚后一直未再婚,是在等汪回来,想“复辟变天”。她因从未经过如此场面,一人住厂,有人看管,不能自由,不知那来的毒液(据说是来苏而)自杀。她自杀前,厂里和公司派人到我家抄家,凉台上水泥敲开,煤球、米箱翻身,稍值钱的东西都拿走,衣物封条加封。家中仅几十元现钞,几百元存款,其中还有蒋箴几百元;黄金美钞一无所有。他们始终不信一个资本家没有黄金美钞和大量存款。他们始不知我家自三、四十年代开始自己不做生意,为招待共产党往来住宿,替新四军采购销售,仅有细微手续费,应付一家及店员开销。解放后所有家产股票都已交公,家中一些黄金物件都变卖现金,扫四旧时也上缴公司,哪里还有啥家当?抄家完毕勒令蒋汉杰不能乱说乱动,要随叫随到。蒋箴存款冻结,伯铭杳无音信,涵箴健箴在北京,收入56元,小毛三姑上学,汉杰没有了90元退休金,只支20余元生活费,家里全靠我74元过活,房金要付50元,二人学费,家内生活费,真是家徒四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谁也救不了我们。
71年又传来噩耗,叔铭(三子)在江苏丰县被打成“5.16”,理由是他在南洋中学读书时加入地下党,据说和文革中的“小爬虫”戚本禹是同学,一个党支部。叔铭被隔离、揪斗,据说投井自杀,真是雪上加霜。我和汉杰都是“专政”对象,根本无法去看视,他的妻儿杏生小钢也不准去看尸体。究竟是如何死的,谁也不知也不敢问。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我家“家破人亡”,死了二个青壮年哪!
汉杰自始至终不信我们家有坏人、反革命,认为迟早总会水落石出的。他说我虽然已70多岁,但要保护自己,好好地活下去,看一个结果。肚子饿了买一个大饼也舍不得,泡点泡饭吃,实在揭不开锅时,到阁楼上翻翻看能变卖的卖一点,维持生计。每月发工资,先把小毛的伙食费留下,房租不敢拖欠,怕来斗争。幸大毛已工作,有42元一月工资,还可以救救急。当时我已下放到公司所属羽兽毛厂劳动,环境使我身心憔悴,白天要在厂里推老虎车,血压高到220/110,不敢请假,工作不敢停,呕吐一阵仍上阵干。回家后二人相对而哭。我半夜发病甚至昏倒,轻轻爬起独自上曙光医院看急诊。医生一量我血压已升到顶点240,一看左右无人陪伴,大为奇怪,这么重的病人怎么没人陪送?我答家中无人。心想汉杰耳聋眼瞎,叫他陪也更受累。医生先给我打了一针,叫我睡一会儿,再量血压,下降一些,配药后叫我回家吧!我说能否开一张请假条子,没有答应。明早只能仍到提蓝桥去上班。下车后一路吐一路走,路人注目,以为我是怀孕反应。第二天仍去厂干重活,不敢声张,连猪狗都不如。我到医院半夜看病,没叫醒汉杰,他醒来摸摸旁边没有人,以为我去自杀了。我回来怪我怎么不告诉他我去医院了,我也无言以对。每夜回家真想自杀,免受辱受苦,了此一生,终日以泪洗面。幸旁有丈夫日日劝慰,方免一死。
三姑69届初中毕业,到黑龙江插队;小毛大学毕业,因出身不好发配到兰州。为二人行装,实在无钱,经全家讨论,把一个红木雕花三门大橱以700元廉价卖掉,以作行李路费,出门也无好衣服,都是缝缝补补,自己心里也过不去。又因自身是资本家,愧对小毛女朋友,她是工人阶级出身,千叮万嘱要真实说明自己家庭情况,免得对方母亲抱怨。为免是非,总催促小毛快赴兰州报到。他们想再挨一时期,能否分配好一点的地方。而我们老夫妇担心批斗,总是催促。为此在子媳心理上总留下一个阴影,我们也内疚。时至今日仍有愧于她,现在还叨念我“极左”。
1972年,公司宣布蒋汉杰“解放”,说他没什么问题。所谓“落实政策”,就是发回一些抄家物资,有些东西早已散落,有些低价折了钱。到73年元月,我经过了工厂、五七干校三年劳动改造,也没个说法,没人为我“平反”。我去人事部讨一个说法,我究竟算什么?回答是:又没给你定性,又未给戴帽子,平什么反。反正斗是白斗,批是白批,受辱是应该。一言以敝之,小小老百姓有何理可争?73年3月,我55岁生日已到。在厂里劳动时工人都同情我了解我,退休时大家还凑钱买一个镜框,敲锣打鼓送我回家,在里弄里还消除了一点不良影响。此时汉杰工资已补发,家中被子衣服经过六、七年劫难均已破破烂烂,必要的衣物添补一些,欠人的债还还清,穷亲戚和穷徒弟也送一点,给大家稍稍分享一点。料理完毕,立刻离开这伤透了心、受尽了侮辱的是非之地上海,到北京去过几年安稳日子,了此残生。

十三、在北京
1973年3月老夫妇到北京。
当时陈明已“解放”,仍住东郊民巷大宅的灶间,楼上大间早有人抢住。房屋、工作一直未好好落实政策。一位1937年即参加革命的大学生,搞了几十年地下党、财经、外贸、外交官员,人“解放”了,但工作没有好好安排,做些“零打碎敲”的工作。他原是非常乐观、开朗、幽默的人。从专政大队“解放”出来后,一直是沉默少语,也不和家人说心里话,郁郁寡欢,逐渐落下病根。一家老小八口人住在一间小屋,陈明只能借住到邻居家里。70年代中期初患脑供血不足,以后又犯过几次。1983年12月突发脑溢血,昏迷20多天后苏醒过来,半身偏瘫。84年发现吞咽功能障碍,开始由鼻饲管进食。86年再次发病导致全身瘫痪。此次住院一直到1993年8月去世,七年半的时间全由陆映霞及亲人们的精心照料。
我们老夫妇自73—78年,中间曾回过一次上海,其余时间一直住在涵箴家里。那时除伯铭有200余元工资外,涵箴健箴都是56元,仲铭80元有二个孩子,日子亦非常艰苦。各家居住条件都不好。涵箴总算有两间房,孩子还在托儿所,我们基本上是住在涵箴家里。汉杰深爱自己的子女,子女房子再小也要去住几天,所以到仲铭、健箴家也去住过。伯铭退回了一间大房子后,也邀请我们去住,享尽了天伦之乐。汉杰说我收入每月90余元,二人共160元,要养活任何一个子女都养不活。住仲铭家时,很想买些好东西给仲铭二个孩子吃吃,苦于囊中羞望也只能买二斤猪肉或盆菜去开开荤,但四个人住一间屋,也其乐融融。住健箴家时是一间实验室,吃喝拉都在里面,王志源睡实验台,我们和健箴三人睡一张床,“粗茶淡饭”也非常开心。后伯铭邀请我们去住,伯铭经济条件较好,汉杰年老喜吃零食,儿孙子媳总是供应他爱吃的甜食。当时物资缺乏,吃一个“果料面包”已是非常高级了。一、二角一个小面包经常供应,老人真是“笑口常开”。真是享福了,吃得好,又有零食。大孙子对爷爷关怀备至,真是乐不思蜀,当起老太爷来了。我的想法和汉杰有点不同,长期吃免费饭心中有愧,且他家已三代同堂,加上我们二人已四代人,屋子小,人多烦什,陈明开销太大,所以急着要回涵箴处去,自力更生。汉杰就是不答应,非要享享儿子的福。就这样住了将近一年,这是他晚年最享福最开心的一年。尤其是大孙子对他的孝顺,陪他上厕所,给他买吃的。汉杰自称有这样的后代,死而无怨矣!他说我有七房儿女成了家(包括小钢),只有陈明能养得起我,其余都养不起我,我也养不起他们。那时刚有彩电,要几千元一台,陈明买了一台大彩电,看西游记,看邓小平出访日本。耳聋眼瞎,眼睛凑近电视说:买电视是比较浪费,但看到邓小平出访日本,实在高兴。
一九七七年国庆节后汉杰胃病复发,只能吃稀的,也未重视。我劝他回涵箴家去吧,人少可以调理调理,他同意了我的意见。胃病常发,认为是老毛病,配点药吃就能好。我们回涵箴家时,朝南房让给我们住,他们夫妇住朝北屋。星期天总有儿女来探望。他一直惦记仲铭经济困难,养二个儿子要读大学不容易,而仲铭每次来探望,总要带一份配给的白糖粉丝等物来孝敬老人。他一直惦记仲铭,苦脑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他自言自语地唠叨:仲铭经济拮据,而“无官一身轻”,什么运动也没有搞到他头上,安安稳稳作技术工作,苦度光阴,也蛮太平。不像陈明、蒋箴、叔铭老早参加革命入党,结果文化大革命一个也没好下场,三个人都遭难,死了二个,殊心痛难忍。汉杰最担心的是余焕春,做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犹如屁股坐在火山上。该报是直通中央,一有“风吹草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老人生于光绪,历经清朝、民国、共产党三个朝代,阅历深,也有点实在的见识,所以一直担心余焕春这一把交椅不太平。
他平时常告戒我:你是老粗,一根肚肠通到底,办事不动脑筋,说话不讲场合,终有日子要吃苦头。听我忠告你几句话,无论在哪一个朝代,无论是谁执政,老百姓只能顺其自然,听他话,按章办事,斗胆胡说执政党的坏话,早晚要吃苦头。一派顺民好人哲学!汉杰说他反右时开座谈会,书记一再要他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那个时期从事实情况来讲,他是春风得意有职有权,对党也没啥意见,加上他老练油滑,即使有些意见如对外行领导内行,无一定知识本领的人指手画脚,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等等……也有不少看法,但座谈会上并不触动一字,所以逃过了这场大难。
但是,尽管他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时处处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仍未能逃过文化大革命的灭顶之灾,家破人亡。好人哲学休矣!

十四、病逝
汉杰自77年国庆胃病复发以后,胃部一直隐隐作痛。虽问医服药不见好转。到78年春夏交接时,人越来越瘦,饮食减少,只能吃流质。后至友谊医院检查,才知已是十二指肠胃病病变为胃癌,已到晚期,幽门处的肿瘤已长至幽门直径的三分之一,因此食物困难。汉杰知自己生了绝症,并不惊慌,再看中医,中西结合治疗,还自读医书特到广安门中医医院治疗。大凡老年人有病,由于心理因素,只要换一种新药,服后总觉病情好一些,其实并非如此,病情日益加重。
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告诫儿女,不用惊慌,像我这种体弱之人能活到78岁已很满足。特别来北京后,北京畜产总公司诸位领导对我没有两样对待,仍是友好关系,四人帮早已粉碎,邓小平复出,家里所有被四人帮打倒、专政的人都平反无事。我早深信我家不会出反革命,二个死了的人只能是白白牺牲了,灾难总有死人。我这么大的苦难也过来了,现在在北京几年,享尽儿女天伦之乐,死无遗憾!
在尚未躺倒之前,他每星期日轮流请各家来和他留影,好似告别。大家也顺从他的意愿,事后照遵医服药,有条不紊。一直到五月下旬,已支持不住,只能卧床吃少许流质,请医生上门点滴维持生命。至五月下旬发展到饮食困难。他说让我未死之前叫大毛一家来京一叙,我死后他就没有机会来了。因此大毛、萍萍携炜炜一家三人即请假数天赴京,他看到儿孙精神又提起来了,好像病也好了一些。涵箴预言到大毛一走,他肯定会病势加重。大毛来没几天即告辞回沪,临行之前再三关照,我死后你们不用再来,生着看见你们,比死后再来更好。
六月初病情加重,不能饮食,人瘦得皮包骨头,昼夜不能离人,肿瘤处已开始疼痛。他一再嘱电告小毛来京,带点杜冷丁来,每天要问小毛啥时到?当时在京儿孙们都来值班、护理,房子不够住,特向邻居借了一间空房,轮流住宿。三姑也从黑龙江回京,天天烧饭给大家吃。日后又见病情发展,除癌细胞剧痛外,小便不通,一夜要小便无数次。到医院诊治,据云尿道已闭塞,只能在膀胱处穿一个洞,让小便流出来。届时幸子孙多,抬进抬出送院出院。癌到晚期,疼痛难忍。每日每时唠叨小毛怎么还不来呀?我痛死了,要打针。我总安慰他快来了,在路上了。千等万等,等到小毛来了,马上给他打针,疼痛暂除。痛过以后,汉杰问我小毛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二个人来的?我说桂红、安安都来了。他担心小毛经济困难,来趟北京不容易,他负担不起的,问我家中还有钱吗?我说有钱,兄弟姐妹也能帮助,你放心好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临终前夕还在担心儿子生活。
经历数天痛苦,已入昏迷状态,大家轮流值班,也已十分疲劳,我叫大家去休息,让我一个人陪他,到必要时再叫醒大家。到六月三日后半夜时看他出气多进气少,瞳孔有点放大,我先叫小毛下来检查他情况,看来时间不长了,心率极慢,叫他也无知觉,下身也无便溺。于是叫大家起来,小毛叫三姑烧水,我给他揩洗,小毛给他混身消毒,当时已气息。临终也没叫痛,已没有知觉。临终时身旁还有大平、小平、焕春、志源、涵箴、健箴。后以涵箴主意,房中家具都撤走,只剩汉杰一张小床,放在地中央,换好衣服盖上白床单。
凌晨电话告知陈明、仲铭来永安路,并长途告知上海畜产进出口公司。六月四日上午陈明向外贸部要了一部卡车,遗体由子孙抬上卡车,没有请一个外人,真是最好的福气。生前他早就嘱咐,遗体火化,骨灰撒在长城以外,肥沃土地。我们告之一定遵嘱。死信报到上海,谁知极左路线尚未肃清的公司单位来电答复公司没有空,不派人来吊唁,由上海外贸局来一唁电应付。可怜蒋汉杰为畜产公司、为共产党解放前后勤勤恳恳干了二十多年,好歹也是一个领导人,竟然如此冷漠无情,盖棺也不来定论,使我欲哭无泪,心痛欲碎,难道共产党就这样冷酷无情耳,实在难解。我们全家在伯铭家开会研究追悼会仪式,苦于无单位负责人到场,非常为难。幸外贸部姚乃安处长自告奋勇代表外贸部,读上海外贸局的唁电,由我弟弟解放军干部主持会议。总算于1978年6月10日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承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及北京各位熟悉的处长好友前来吊唁,这一点略为安慰地下之灵。
追悼会过后,于六月十日我和仲铭二人遵汉杰遗嘱,把骨灰送到长城,亲自在长城把骨灰撒向田野,以了汉杰心愿,让骨灰肥沃土地。当时仲铭为我在长城照了一张像,形容枯樵犹如鬼人。那时想不开,为什么共产党会有事有人给你系带高帽桂冠,一旦冤枉受屈逼害,就无人说一个真理和事实,侵害人权,非法抄家,草菅人命,践踏自己立的宪法,于民于国于党受害重重,老百姓何以成为鱼肉任以宰割?此心难平,只能以泪洗面,熬住疼痛度日。
人说: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思之再三,确有深渊意义。全国全党有上千上万优秀志士将军元帅学者名流所冤比我们更重,何必为自己区区家事耿耿于怀?心境就平静多了。

十五、补记
汉杰在世七十八年,有困苦,有欢乐,有得意,有劫难,总算均逢凶化吉。随着国家路线拨乱反正,从而过上几年安稳生活。但是他的一生并非是一贯正确,也犯过错误,也受过组织的警告处分。抗战时期,他已40余岁,总想叶落归根,把余钱在无锡城里盖了二上二下的楼房,并由表兄朱汉卿介绍入股开绸布店,并在上海代无锡拉些股东,又在城外马路上开一锦福稠布小店,指望告老回乡时收些红利度晚年。解放后私营企业受挫,眼看投入资金将泡汤,所以汉杰在锦福布庄散布言论,私营企业无前途。且解放后自己又做了国营企业副经理,所以想拆出股份,以免个人损失,而不顾店中利益和店员生活。此事激怒了一位经理,告到上海外贸局,汉杰受到警告处分。这完全是应该得到的处罚,他自己也认错。我也怪他太自私了。事前他一直满着我的,我无意中看到这纸警告处分,心头实在害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撤消处分的。这警告处分未曾向群众宣布,由汉杰书面检讨和局党委杨堤书记面谈,如此对汉杰已是十分宽恕。此时是五十年代,也正在用人之时。
另一庄事,四清运动时批判他“反动”论点:“二个袋口一个袋底”的言论。其原意是:上海公司对华东区各省分公司是上下级关系,等于是一个老板,下级公司调到上海公司的货品,有的规格不符要索赔,有的延期过长要追利率,有些悬帐几年已讨不回来。他在公司业务会议上声称:上海公司和下级公司好比二个袋口一个袋底,蚀本、赚钱,肉在汤里,实在讨不回来也只能算了。这是大锅饭的言论,虽然说不上“反动”,但慷国家之慨,是非常错误的,因此受到严厉批判,我认为有合情合理的一面。
至于在汉杰的经济上、生活上与多吃多占等均无沾边,无暇可击。我们夫妻二人在公司20余年,从未伸手向公司要房,外商赠物全部上缴,即使一副耳聋机眼镜虽已由局机关批准他戴用,至退休时仍上缴,以免后患。往后还是陈明给他买一副飞利浦耳聋机。可以告慰子女,他没有贪心。
悠悠岁月,远源流长,人生百年,总要离别。数十载夫妻相敬相爱,无不日夜思念,但愿自己平安和顺,早日与他相会。
表情: 作者:linou 时间 2013-4-15 22:00:52 序号:1259
^_^!
回复内容:
  第二部分 家庭成员小记

十六、第一代

陈馥英
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人,1902年生,1937年亡。她是玉祁镇西街德生堂药材店东主陈同善之长女,16岁即配与蒋汉杰作“童养媳”。当时庚兴号皮毛店已成破产状。她小时仅读过一、二年私塾,认识“三字经”、“女儿经”、“百家性”之类识字抄本。文化虽浅,却和善,通情达理。婆母封建很难伺候,代为梳洗煮烧说一不二,为鸡毛蒜皮琐事还要跪香一枝不能起立,受尽封建婆母折磨从不敢言。她生父逝世也不能自主回去奔丧,是一世逆来顺受的好媳妇。然而她对店内职工照顾倍至,烧了好吃的“腌炖鲜”,她会瞒着婆母偷偷给大家吃,所以店内员工都与她亲如家人。
抗战开始时她仅36岁,已生了十个子女。因房子被日冠轰炸烧光,家产损失甚大;加上大儿子伯铭在同济大学读书,随校迁往内地,杳无音讯;又逢刚生育第十胎季铭,尚在襁褓中,因惊吓过劳、思儿等等原因,产后患病。摄于婆母封建,不敢到医院看病,就在弄堂口小药店请坐堂中医诊视,误了病情。等到拉血才送医院,确诊为“伤寒症”,已到肠穿孔危险期。终因送院太迟,不日即亡,终年36岁。
陈馥英和蒋汉杰夫妇二十年,相亲相爱,从无龃龉。勤俭朴素,有一手好女红,相夫教子,堪称“贤妻良母”。她去世时,幼子待哺,长子在抗战后方亦无法通知。一生共生10个子女,死亡六个,剩下伯铭、婉箴、仲铭、叔铭。凡是幼时或婴儿期死亡者多患麻疹,听婆母之命,出痧子不用看医生,只要到红庙烧香即愈。一个一个婴幼儿死亡亦未觉悟,封建迷信害煞人。死亡婴幼儿名伯炎、伯春、伯范、明箴、家箴、季铭六人。陈馥英的死一半是日冠作恶、一半是愚味误医导致,实为可惜。她是国家战火、家庭封建的牺牲品。

陈维秀
本人。小名银宝,籍贯同前。十二岁丧父。十三岁小学尚未毕业,家中已无力让我继续求学,托族人介绍到镇上丝厂做童工。未满一星期我即抗议不去,妈妈问我何因?回答是:1、车间中管车先生是流氓,拿摩温(工头)是凶神恶煞,对童工不当人;2、放工时出厂门,众多流氓在路旁调戏成年女工,讲话十分下流。像我们这种家里长大的人,虽非书香门第,也是大人家衰落的后代,实在受不了。
后经同乡介绍,听说无锡城里有江苏蚕丝实验场要招生,半工半读不花钱,还有二身校服,饭钱免费供应。我和妈听了都非常乐意,决意去。于是结伴二人去考,我正式录取;另一同学是备取,结果因正取少到一人,备取者亦补上。虽说是免费半工半读,但准备行装、被头铺盖、帐子、箱子也要一笔钱。母亲只能硬着头皮东拼西凑弄一付简单行李,叫小船二人同行,母亲亲自送往。到目的地一看,清水墙,水泥走廊,红瓦洋房,造在桑树林中间,比家里破房子好十几倍。母亲放心,我也喜悦。在那里学习实习三年,教师大部分是日本留学生,有早稻田大学、上田蚕丝专科学校等,主任一级老师都是留学生,一般老师均是本科大学生,教学质量蛮高。学校由江苏省农矿厅主办,为专门培养优良品种而开设的实验场。学生的出路是到桑种场做技术工作,推广良种。我因家中贫困,到了这里如登天堂,学习尚可。毕业时前十名可分配到长期工作,我由老师周元历(周嘉行父亲)介绍到苏州浒墅关大有蚕种场试验室工作,职称“助理技术员”,月薪16元,我已心满意足。认真工作笑脸迎人,尚能称职。一年后加薪到20元,除寄5元回家,自己可用15元,付饭钱5.5元,有10元余钱。后我弟弟上中学,再每月寄5元,过着非常满意幸福的生活。当时我目标是加油干,争取到40元一月,就可回家修房子了。
美梦未成,抗战爆发。工场因近火车站,日本人常扔炸弹,只能解散员工,每人发三个月工资。我拿了60元大洋,自找生路回老家。到家时见母亲日夜躲在屋上凹陷处,人一下子苍老不少。母亲见我和四姐都失业回来,又是兵荒马乱,小姑娘遇上日本兵是不得了的事,叫我们面上抹黑灰,快逃到乡下二姐家暂避。老母仍留守家中看好几间房子,结果全被烧光。母亲吃了不少苦,受日本人打,揪着她头发叫她吃日本人拉的屎。整个玉祁镇被烧去三分之一有余。我和四姐化装成乡下姑娘,冒着生命危险回镇上去接母亲,半路看见日本兵走来,吓得滚到田角里,幸未发现。从后门进家,看到母亲头发全白,神志恐慌,再三劝说才和我们一起到乡下二姐家。二姐家也不富裕,一下子去了三姐、四姐、弟弟、我和母亲等五人,消耗很大。那时身边有60元是个大数目,拿出来一起用。安顿了没多时,听到上海大姐夫派人来接我们逃难去上海,我们全家都去了。
我想,到上海后找个工作,或到大后方去,根本不知道大姐陈馥英已去世。到上海看到蒋箴带了黑纱白花,才知究竟,那时大姐已过世一月有余。伤心人碰上伤心事,我母亲把大女儿嫁到上海二十年,也从未见过女儿家是如何样子。那时南市的店已烧光,搬到法租界东新桥宝裕里二号,二间统楼二个亭子间住了几十余人,开销是够大的了。那时我十八岁,比蒋箴大两岁,正是血气方刚,跟着她去参加救亡工作,办各种集会,也想脱离孤岛出去谋生。其实那时蒋家母子因大姐亡故,早安排好让我去接替做续弦。我那时年轻,听说后根本不放在心上,认为不可能。便继续去找浒墅关大有蚕种场的同事,问有否人到四川大后方去?后来双方家长还有三姐给我压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姐夫娶了别人,几个外甥要吃苦;家里烧光了,也无投靠处,要是我答应嫁给蒋家,双方有利。天天唠叨没完,就这样奉命嫁给蒋汉杰。结婚后自己还是二十岁的女孩,千万要求大姐的子女仍以阿姨称乎,对外甥们也不会照顾,一处过日子而已。结婚四十一年,感情可以,汉杰对我甚好,我则对他不是十分照顾,一般而已。自1939年至1950年一直做家庭妇女。
上海解放后,因家中有多人参军,为军属,称“革命家庭”。区里要我出来做里弄工作,家里弄得像个居委会,邻居看不惯,自己义务跑腿奔忙,还不讨好。初解放没有人肯出来做义务工作,我家是军属,一定要站出来干,一干就是一年余。后来华东皮毛公司成立,领导人顾祖恒常来我们家,我向他要求介绍工作,于1950年8月1日,走进了福州路皮毛公司秘书科,做一办事员,主动要求供给制。从进皮毛公司开始到畜产进出口公司退休为止,工龄23年。1950年到1964年四清以前(除“三反”一段时间),工作生活安定愉快。从64年到73年退休九年中,因家庭成分原因,受尽折磨,劳动改造,批斗、隔离,样样滋味都尝过。至今想来,自己既无学历,又无一技之长,个性爽直,不顾后果,说话工作,也有不少得罪人之处。对外因家中参加革命人不少,内心深处也有优越感,在行动上就有表现,也有高人一等思想。付之于平时的所作所为,难免得罪了人,伤了人的心。所以在不利环境时,会受到更甚的折磨,也有咎由自取的因素。加之一生粗枝大叶,前说后忘,毫无修养,一生碌碌而过。老来自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而矣!
好在一代胜过一代,至今全家已有49人,个个勤恳工作。老的退休,中年的在猛干,青年一代更青出于蓝胜于蓝,个个比我好,我蹩脚点也算了。晚年幸各后辈支持能进一流老人公寓,饭来张口,生活在优美环境设备之中,老友相聚一处,已是非常非常满意了。2000年已82足岁,一般说来除器官老化的老病外,行动尚可。我遗体已捐献红十字会,不留骨灰,死后更不用开追悼会。自己子女众多,分散在北京、上海、南京,上海已有子孙12人,给我送丧已足够了。死后讲排场乱花钱,完全是给活人看,没有意义。生前已得儿女们照顾优待,死后不用破费,再去花冤枉钱。生老病死是规律,我80有余,已享尽儿孙之福,是众多老人中之幸运者。

十七、第二代

陈明
长子,原名蒋伯铭,1919生,1993病故。1937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陈平,前国防科委工作,已故),1982年离休。生于上海南市十六铺里马路庚兴皮毛号楼上。小学中学均就读于上海育才学校。从小聪明,读书时期,一直在前三名。高中毕业会考时,全市考生中名列前茅,奖给上海恳业银行银质纪念币一枚。蒋汉杰一直视为“珍宝”,有时要拿出来给我看看,介绍一通此币来龙去脉,形及欣慰。可惜此币也在文革中抄去,否则至今可称是一件文物,能留给大平等纪念学习了。高考时考进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
上海“八.一三”事变,抗战爆发,他随同济大学迁内地,先到浙江。未毕业即入共产党参加革命,改名为陈明。时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在浙江金华、丽水等地工作,当过金华日报出版部主任,浙江云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福建省建设厅厅长秘书等职。抗战初期在浙江福建两省做地下工作时,他的语言能力特别强,浙西话、温州话、福建话都一学即灵。开会时他可以为县长、厅长当翻译。他刚参加革命工作,就是做小头头,从未干过一般工作。后来又从浙江、福建到安徽、苏北。皖南事变时他逃出来了,后来在苏北淮阴等地,听说做过共产党苏中组织部什么工作,往后又在曾山麾下干财经工作。
抗战时期,日本人封锁长江,严禁共产党将物资运到上海,更严禁上海物资运到苏北,使共产党无法得到军需补充,意欲困死共产党于江北,以达到消灭苏北、苏中区的共军目的。在此情况下,陈明奉组织上命令化装成商人,来上海和父亲商量,如何把苏北的土畜产品运到上海销售,以售得资金采购军需物资运还苏北解放区。当时日军控制下得上海,凡是通过长江的运输,都需取得日本人的派司(即放行证),只有汉奸一类人才能持有。陈明得知即与上海地下党联系,通过黑社会、日本人有关机关,以金钱买到运输证,由庚兴号派人赴苏北收货。因长期以来上海无商人去收货,苏北货物积压不少,价格亦贱,通过这条“黑线”,将物资运沪。并花钱买通下层小头目,再过长江,把上海买到的军货运过去。那时吴淞口是要塞,敲诈的部门多,一不小心即有灭顶之灾。这条通道用到抗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又封锁长江,共产党的反封锁政策也在实施中强化。苏北运沪的货物积压,大多损坏,少数能直接售出。通过庚兴皮毛号出面在苏北设临时工厂,雇工加工后运沪,经疏通,伪称是国民党某某司令部什么长官做生意。抵沪后再转手出售给外商,生意可称顺利,利润也可。经汉杰全力帮助,陈明以钱庄老板及各种商人的身份出现在生意场上,大约那时他已领导几个营业公司及钱庄了,多为地下活动。他每天还到家里(宝裕里)来,有人与他接头,我们也从不过问他的事。那时他自已居住在上海亚尔培路即陕西南路一条小弄堂里,一家裁缝铺子楼上。租一房和一亭子间,与陆映霞、小平雇一小保姆发娥(即李平,现已离休)四人组织一个家庭掩护。在邻居中亦以商人身份出现。
1947年上海地下党财经部门有一家大华贸易公司,由忻元锡(解放后为上海市副市长,中国银行副行长)为经理,与陈明领导的合众公司有横向联系,日常事务由会计主任荣祥生管理。因叛徒出卖,国民党立即到大华动手抓人,幸忻元锡已赴青岛公干,就将荣祥生等人抓去。凡是去大华公司联系的商人及其他人员一律被捕。陈明已事先由组织安排,去香港华润公司当领导,据说生意做得很好,为党赚了好多美金。由于地下业务日益扩大,山东青岛、烟台等口岸的土畜产品也运到香港外销。缺业务技术人员,由蒋汉杰介绍上海鲍龙海带技工赴港。汉杰也随之去港协助合众公司,先加工再出售,分等级配套出口,比先前统货出口多赚了不少美金。事后合众公司奖励蒋汉杰一套西装。
1949年解放以后,陈明由香港调到上海,任华东行政区贸易部副部长兼管海关货物管理局,部长是吴雪之。上海市副市长曾山是陈明在苏北的老上级,曾山又兼任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陈明也做过他的秘书。局里员工认为陈明业务能力强,熟悉外贸,在上海国际饭店召开全市工商界名流人士演讲时,不用稿子可讲二小时,人人叹服。这也是我听工商界人士传说。特别是忻礼轼(上海畜产公司原私方经理)几十年来不忘记那次讲话,见我即讲。1951年起陈明借调到北京国家贸促会,出国办贸易展览,后正式调到对外贸易部三局(即专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主管局)任局长,是外贸部最吃香的局。据前畜产公司党委书记代佛讲,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陈明想出了以中国大米向资本主义国家换面粉进口,换算方式以一斤大米换一倍或近一倍的面粉进口,供应国内市场,那么同样数量粮食由大米换成面粉,可增加成倍数量,对人民有益。为此曾得到周恩来总理提名嘉奖,这是代佛亲口告诉我和汉杰的。因为言非出于陈明本人,我们不信其有也不信其无有,说明陈明搞对资贸易是有一套的。
1964年中法建交,陈明被任命为首任驻法使馆商务参赞,直到文化大革命。由于他几十年一直做地下工作,地下党都是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所以被勒令回国。一踏上国土即被红卫兵作为走资派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贴。1968年被作为叛徒特务关进专政大队,先关在外贸部内,69年疏散时,到了河南干校,直到1972年离开专政大队回到北京。回来时判若两人,又黑又瘦,身体还好,精神尚算乐观。大平有了女儿,陈明当了爷爷,也是恢复自由后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当时一家挤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厨房间里,他只得借住在邻居家。有一时期陈明夫妇每天到永安路涵箴家来住。大约到七五年才退给他一间大房间,补发了工资。陈明人虽“解放”了,但政治上一直留有尾巴,所以一直未安排正式工作,都是做些零打碎敲的工作。但他都是非常认真地去做,直到82年正式离休。
回想陈明自抗战暴发,随同济大学迁浙江入党参加革命,辗转于浙、闽、苏、皖数省,冒着生命危险在国民党统治区及解放区工作,经受过多次被捕危险而临阵撤离。解放上海以后又渡江来沪,担任重任。因常在苏区与上海之间往来穿梭,并于家里住宿、生活,家中因受其影响,他的弟弟、妹妹,以及店中年轻人如鲍龙海、方子章、蒋励、小宁波、阿大、小常州……都先后去了解放区,表妹敏华也在四十年代去苏北投身革命。家人受其影响,也很快接受共产党的政策法令,极早地投入共产党怀抱,这些都是陈明的功劳。一个人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自鸣得意,总是要向前看,但是陈明被专政队解放后,也并没有听见一个公正的说法,相反经过多年的禁锢磨难以后复出,一直受领导歧视,同志们另眼相看的环境下,做些不能发挥陈明才干的工作,可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既浪费了人才,国家遭损失,又摧残了一个善良人的心。他得的病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卧床十年有言难尽,思来实属伤心可叹!由一人推及全家所受遭遇,以及想想全国多少大小人物之遭遇,我们还算不上档次的。
正如巴金老人所念念不忘的,一定要建立一个文化大革命历史馆,把文革的各种各样罪行陈列起来,教育后来的国家首脑和人民,再不要让这样摧残人类,令人伤心的惨事发生矣!我家被逼死二人,伤心病倒一人,家破人亡的日子,以后千万别再遭到头上吧!
陈明的一生有功一面,有受冤一面,也有他自己不足和错误一面。共产党要整一个人,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在此人身上找生活作风的“突破口”。陈明工作有方,但生活作风不检点,纠缠于桃色事件,受处分。这是当时社会最痛恨的,抓住这一点开始,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无情打击,在当时能在群众及领导班子中留下恶劣印象,像阴影一样就不易抹去。这可能是造成他人虽解放,而没有受重用的原因之一。是否如此,不过是我个人鼠目寸光之猜测。反之,正告后来人,一定要身正影不斜,廉洁奉公,才能少犯、不犯错误。在生活作风上更加要警惕。陈明患病卧床十年,后期成为植物人痛苦之状历历在目。幸妻子贤惠悉心护理,延缓了他的生命。一日夫妻百日恩,陆映霞对陈明是竭尽心血,对待丈夫子女堪称贤妻良母无愧。

陆映霞
长媳,1920年出生于无锡县旺庄。上海市中德医院助产院肄业。七岁时即由陈明祖母、父亲及陆映霞父亲做主定婚,完全是算命合八字之封建婚姻。抗日战争暴发后,陆映霞随父母逃难到上海,也住在宝裕里二号。届时上海是孤岛,各地也都兵荒马乱。祖母与陆家商量,要把陆映霞送到温州陈明处,早日完婚,陆家也同意。由王阿荣、蒋箴二人陪同送往浙江温州。陆映霞抵浙后,随陈明一起去皖南新四军。皖南事变前,组织上决定她与二位女同志先撤出解放区回上海。经由芜湖聚丰皮毛号(即庚兴的分店,二姐夫顾仲庆当经理),然后再由芜湖派人送到上海。当时也不知二位女同志是何许人也?事后才知是军队中的余立金(文革前为空军司令员)等人之夫人。1941年皖南事变后,组织上决定派陈明去福建做秘密工作(陆当时不知道)。陈明到福建永安县接上关系找到工作,一切安排好后,陆映霞才由上海去福建,在永安卫生院工作。1942年在南平生下第一个孩子(大平)。1943年福建山里游击队与新四军部失去联系,由陈明回上海去淮南新四军部汇报工作并取得联系,随后陆映霞也带孩子回上海。1944年冬陆去淮南新四军,后进卫生部学习。1945年入党。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陈明往来于苏北、上海等地。为掩护地下工作,当时陆映霞正怀着老二(小平)由解放区随陈明来沪,在亚尔培路(即陕西南路)组织小家庭。陈明作为商人出入于亚尔培路,在沪做财经工作。直到上海大华事件爆发,陈明撤离上海,陆映霞及小平由父亲蒋汉杰安排,先在无锡张兢显家暂住,后另租房居于无锡。直至1948年,陈明已在香港开展工作,派人来接妻儿,即去香港合众公司工作。大平生于福建南平,小平生于无锡老家,大妹生于香港,六一生于上海,四个孩子生在四个地方,也可说明地下工作者之流浪生涯。上海解放后,陈明从香港来沪,映霞及小平、大妹亦随之来沪。当时大平已在上海华东干部子弟学校读小学了。陆映霞来沪后在上海进出口公司工作,陈明调北京工作安定后,陆映霞带子女们赴京,进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直到离休。
陆映霞生性贤淑温和,陈明虽犯生活上错误,陆总是忍耐以待。特别是陈明脑溢血瘫痪在床后,十年如一日,日夜护理,精心配食疗,粉碎饮食,亦非子女所能代替,尽到一位贤妻应尽之责,实为蒋家之荣,为诸儿孙辈楷模。在此我代表蒋家全家对陆映霞的忠诚、顾全大局,致以崇高的敬意。
陆映霞在参加革命工作其间,虽未轰轰烈烈做惊人大事,但总是默默无闻地做好党交代的各项工作。虽未像陈明一样显山露水,却品德高尚,党性较强,一生平平工作未闻犯过错误。只听人家评说她诚恳待人,努力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数十年,是个道地的共产党员。相比之下陈明能力强,轰轰烈烈做过一番事业,但作风上待人圆滑,如剥光鸡蛋,诚意不足,即不及陆映霞。作为迷信的因果报应说,后福还是陆映霞较陈明强。现子孙成群,有高官、有高工、有干部,生活安定幸福,颐养千年。

蒋箴
长女,原名蒋婉箴,1921年生于上海。上海务本女中毕业,正是花季年华,适逢上海“八.一三”事变,日本军侵略上海。上海成了孤岛,又遇母亲病故,双重灾难压在她头上。当时学生青年抗日热情高涨,学校也无法正常上课,想升学读高中,也无校可进。后来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们参加在八仙桥青年会由地下党组织的外围活动,统称学生救亡运动。听事时报告,学习拉丁文,由当代名人陈鹤琴先生讲课,从各项活动中结识了不少有志之士。记得有姚乃安(其时是美商美孚石油公司职员)、徐某某(航运公司职员)、陈恭岳……等。随后又参加救亡活动,到伤兵站救护、上课等等。从而开阔了视野,思想进步。
因陈明早在1937年离沪,舅舅陈纪新(我弟弟)亦赴延安。届时恰逢祖母要送陆映霞去伯铭处,故蒋箴意愿陪同映霞赴温州和陈明相会,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此后,她参加地方上“政工队”,转辗于浙东、浙西、闽南等地,加入战地服务。她大约在浙西时结识了汪金耕,时汪已是特委书记,二人相识结婚。后因工作需要,蒋箴到闽南,金耕在浙西。分居两地多时,风闻金耕在浙西龙泉被捕,亦不知真相如何?蒋箴在闽南与哥哥商量,要到浙西去探望究竟,陈明劝她暂时别去,待弄清真相后再去不迟,否则恐有危险。但蒋箴个性强直,回言一切后果由我负责,毋用你费心。陈明劝说无用,蒋箴单身赴浙江龙泉,方知汪金更确已被捕,并有变节行为。蒋箴即暂留龙泉,举目无亲,结果二人在一个国民党什么单位工作以湖口。后汪金耕又与组织接上关系,组织认定他有变节行为,要他带罪立功,仍允其留在革命队伍中工作。后夫妇俩辗转到江苏苏北,在地下党苏北利中公司任职。上海解放时两人一起渡江来沪,接收上海官僚资本,在中国制鬃公司工作,汪任副经理,蒋箴当会计,宿舍住海宁路,一直相安无事。直到一九五三年汪金耕因历史事件被捕,作叛徒论处,杳无音讯。蒋箴从公司调到工厂当会计。又因蒋箴当年在浙西寻找汪金耕,失去组织关系而脱党,党籍也一直未恢复,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亲母早逝,兄弟各奔东西,心里一直闷闷不乐,一失足成千古恨,精神上的痛苦也无人可言。
蒋箴虽与汪已离婚,文化大革命仍是被整对象,有几顶帽子可戴:叛徒家属、资产阶级小姐、脱党份子……种种迫害,七斗八斗,不堪忍耐,在工厂宿舍据说是服“来苏而”剧毒品自杀。我们老夫妇自己也是专政对象,不敢过问,也不许探望。记得阴历十二月大雪纷飞的半夜,有人踢门喊蒋汉杰快开门,等我穿衣下去也要好几分钟,被造反派大骂:“你是死人吗?敲半天门听勿见,蒋箴畏罪自杀,尸体已在普陀区中心医院。”大声告诫“不许乱说乱动”而走。等我回房告之汉杰,二人相对而哭。结果由我一人带点衣服前往,到病房时见她已死在床上,嘴边流血,人尚未僵硬。造反派还冤枉我家,自杀毒品是家拿去。我跟着去殡仪馆,欲为她换衣,当时她只穿一件毛衣衬裤,双脚裸露无鞋袜。我说要给她换衣服,据称殡仪馆有规定,凡畏罪自杀者一律不许换衣服。那时谁能辩白,死后火化骨灰也不能留。唉!此仇不报何以对死者。造反派口口声声说“畏罪自杀,狗都不如,你们吸血鬼也老实一点。”家中丧了两条命,真是到了家破人亡、炊米欲断之状,而世态炎凉,向谁能倾吐?工资冻结,衣物被封,钱财被抢,亲友避之不及,何处告贷耳?欲问人间凄惨事即如斯矣!何时何日可予以澄清,要等历史来判定。此仇在心,始终难平。

蒋仲铭
次子,1928年生于上海。交通大学内燃机动力系毕业,先分配在常州戚墅堰机车制造厂,后又调大连四方机车厂任技术员,最后中央需人,调铁道部机车车辆管理局,承担各研究所工作。先后由技术员升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直至离休。
仲铭原在上海动力工程学校读专业,怕无前途又考入无锡江南大学,后该学校并入交通大学,而成为交大毕业生。他父亲说他是多年老大学。
仲铭年幼时因上面有二个哥哥夭折,祖母视为宝贝,倍受宠爱而任性专横。母亲父亲因诸儿出麻疹病逝,亦对仲铭百依百顺,造就他随心所欲的坏脾气,家中无人敢说“不”。后教育环境较好,小学、中学都是私立育才中学,学费贵,师资质量高。父亲为子女要入良好学校不惜投资,从而奠定了他习性转化和学习上进的基础,加上大学时机构合并,有机遇进入交大毕业,使他有了光彩的一页。抗战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受大哥做地下工作影响,他亦投笔从军参加了新四军。无锡解放,他身穿军装草鞋,阔步进城回家,探望无锡老家老祖母三姨,暂留无锡某文工团工作,后申请上大学才到铁道部。所以他上大学的经历一波三折,最终成为名牌大学毕业生。
仲铭在铁道部工作二三十年,一直干机车车辆研究编辑工作。成年后性情和善,忠厚老实,善与人处,不趋言附势,兢兢业业工作大约到五十岁以后才升高级工程师。一生扶养二个儿子,含辛茹苦熬到儿子大学毕业,自己则两袖清风。对父老姐妹兄弟尽孝尽职,对大哥大嫂有敬有礼。父亲在世时常常说:陈明能干升官快,在位几十年,风风雨雨有升有降,文革中吃大苦,还不及仲铭无官一身轻,虽两袖清风却太太平平,好似家乡玉祁镇上的猛将老爷(泥菩萨),一年到头风调雨顺。仲铭生活清苦仍不忘孝敬二老,把文革时期所配给的尊贵物品粉丝、白糖,自己不吃拿来给父亲。为此父亲生前常说,吃仲铭送来的粉丝比吃鸡吃鸭还尊贵,可见仲铭的一片孝心。作为因果报应,身正影正,到后来二位儿子出道,都有上乘工作,对仲铭瑞琴同样敬爱倍至,岂非以身作则之果耳。

陈瑞琴
二媳。江苏无锡洛社人,上海中德助产学校毕业。曾在江苏滨海县医院工作,与仲铭结婚后,调到北京月坛产科医院任职。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到昌平桥梁厂医务室工作,直至退休。
瑞琴娘家开中药店,家道殷实,父母家教甚严,礼仪周到。自从嫁到蒋家以后,仲铭在铁道部工作,为技术员,夫妇均是低工资。养了儿子以后,生活非常清苦,日常勤俭节约支持家业,拉扯二个儿子到大学毕业,吃尽苦头,二十余年非易事。瑞琴自己家里虽清苦,但是对仲铭的弟妹兄嫂,却是礼仪周到。回忆小毛在甘肃时,她也下放彼地,还带着当时极为尊贵的罐头食品去探望。在北京逢年过节都少不了对兄嫂弟妹的探望和送礼。那个时代的一斤白糖可比现时代一匣人参还尊贵,可见她当时的礼仪是如何周到。相比之下,弟妹都不如她。

蒋叔铭
三子,出生于1932年,正直“一二.八”事变。就读也是育才小学,当时父亲总是把子女送进私立学校(也是比较好的学校)就读。中学考取南洋中学。在高中读书时接触到共产党,约在四八年前后入党,家里也不知具体时间。四九年前(大约是四八年冬)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护校工作,以及联合产业工人的护厂工作,写标语,排练话剧、活报剧。常在宝裕里我们家中的亭子间里关上门和同学们一起活动。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还常常要我留饭。有时已午后二时突然要吃饭,只能下些面条应付,我们也从未去过问他们在搞啥。由于大华事件爆发,干系陈明,家中已是惊弓之鸟,赶快叫他千万别再聚会,亦叫蒋叔铭暂避亲戚家。解放前也不知他属于哪一个部门工作。
解放前夕,叔铭调到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任机要秘书。刚解放时民政局还送来了立功奖状,敲锣打鼓好不热闹,光荣家属加上军属,家中有数人参加解放军,也沾了光。未几何时,闻叔铭已调到江苏最艰苦的丰县县一中教书。后据说是他在高级步兵学校时有一机密文件遗失,罪怪叔铭,故流放僻乡。等到文件在首长处找到,事实弄清非他责任,已白受处分。他在丰县成家。其时他和杏生及小钢回家,总觉得他郁郁寡欢,实已蒙冤。文化大革命前他调往县委宣传部工作,日夜忙碌。文革时丰县是徐州地区打、砸、抢最严重的重灾地区,他曾逃往别县仍未解难。后在五七干校时被打为“五.一六份子”,原因是他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时曾和戚本禹属同一地下党支部,竟也牵连成坏人。据称他是“畏罪自杀”,吊在井里死的。其时家属妻儿根本未见尸体。死前一、二日小钢去看过他,他还关照叫妈妈别记挂,我一切可以。我们身在上海已是“专政对象”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暗暗哭泣,也无法安慰孤儿寡母。这二十多年沉冤一直未申,“平反”时也未明明白白讲清事实,白送一条年轻的生命,何其惨伤!
失眠之夜静思,作诗《未了事》:
寒夜漫长眠不成,悠悠往事在心头。箴、叔杀手究是谁?卅年沉冤尚未清。 家破人亡两条命, 时时刻刻记心头。奉劝诸位公仆们,别让左爷再翻身。
蒋建钢的后代记住,长大了如有可能,要弄清楚,叔铭的直接杀手是何许人?尸体如何处理?

俞杏生
三媳,江苏泰兴人,1934年生。毕业于江苏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一直在江苏丰县中学教书,与蒋叔铭同校同事,相识相爱结婚。她工作踏实,为人老实诚恳,不善言谈,取得同事、同校的好评。蒋叔铭遇难时,我们老夫妻亦正是逢难“专政”时,根本无法探问,不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无法安慰孤儿寡母。杏生忍辱负重,独自抚养儿子小钢成人,直到大学毕业,没有一个亲人照顾他们。这是我和汉杰的终身遗憾。
幸小钢有志气,大学毕业后由丰县新华书店调到南京职业中学任教,因工作有成绩,后调到江苏教委特殊教育月刊当美术编辑。妻子章凡亦已在地质队勘察部门评上高级工程师。生子蒋子缘,一家四口在南京安家,生活工作均好,都是全靠自己努力所得。杏生是咬紧牙齿挺着困难过日子的人,无论如何困难从来不求人,自己刻苦耐劳勤俭节约,虽患有青光眼疾病,视力很低,仍操劳一家家务。我们蒋家(包括我自己)对她无何帮助,内心一直有歉。
蒋涵箴
二女,小名大华,一九三九年生于上海常德路克美妇产科私人医院。幼年在无锡城新庙前小学就读,中学进上海大木桥南洋中学,1958年高中毕业时应届高考落榜,响影号召到浦东六里桥插队,一年后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北京新华总社地方部当编辑。结婚后住北京永安路人民日报宿舍,后搬家到小庄,因上班路远,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
蒋涵箴与余焕春是复旦同班同学,相识相爱结成连理。蒋涵箴在人民日报已卅余年,从记者、编辑、主任记者、高级记者到教科文部副主任,一直一帆风顺。1989年,余焕春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兼海外版总编,对天安门一事报导时,版面有所谓报导方向性错误,发配到四川省委当宣传部副部长。当蒋涵箴是教科文部副主任,丈夫有“导向性错误”发配四川,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受极左路线受株连,逼她离开人民日报。因她自持未参加游行未有错误报导,硬挺着不走。当时她面临四面压力,从不声张,也瞒了家中,特别是瞒我饱经风霜的老人。经报社部分同志的支持,她满怀信心地留在报社,管他白眼黑眼,熬了二年。结果极左头头下台,她不降职不降薪,调到人民日报市场报当副总编。她不管风吹雨打,我行我素,照常工作,也由于她热爱的新闻事业,能力挡四面压力,终于能干下去,直到退休。
此女性格开朗,大大列列,没心没肺,万事不愁,有点像父亲。笔头快,能尽快出货。做了几十年新闻工作,也写了不少报导文章,但到现在还未见她有文集出版。希望她在退休后能回顾总结,编辑一本文集,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回顾总结。

余焕春
二女婿,又名余焕椿,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安徽黄山市西递村,那里是国家保护的文化村。祖先做过大官。该村有贞节牌坊十余座,黑瓦白墙,室内均似明清装饰,现已成为旅游重地。
余焕春父亲是村里会计,解放前在外做店员谋生。余小学后即赴江西景德镇当学徒。解放后在九江市政府做过公务员,后组织上培养送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再考入复旦新闻系。当时江西南昌市只有余一人被录取,作文考分为全省第一名。
复旦读书时,和蒋涵箴同班,相识相爱,毕业分配时同分到北京,余进人民日报,涵箴入新华社。结婚后因报社搬迁到东郊,涵箴到新华社上班太远,为照顾小孩家庭,领导同意调入人民日报工作。余焕春先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后调编委秘书处当秘书。四人帮粉碎后调记者部任主任,后由记者部主任升任报社副总编兼海外版总编,也可以说是海外版的创始人之一。版面漂亮,读者颇有好评,领导亦认可。海外版创始时,领导二、三人日以继夜工作,海外留学生及华侨均对该报均有好评。国内读者问为什么人民日报不能和海外版一样?世事难料,政治千变万化。89时,海外版工作人员,记者、编辑、青年大学生居多,血气方刚,见大学生在天安门开会,声讨官倒腐败等等,都群相前往观看采访,回报社后坚持要余焕春亲自去看看并予以报导。余焕春出于新闻工作之责任,也同情大学生的呼声,前往观看所见事实与记者反映相符,大家日以继夜作如实报导。胡耀邦逝世,群众开展悼念活动,也作了报导。后被当时中央某些领导责为新闻导向错误。横检讨竖检讨,给于警告处分,调离人民日报,发配四川成都当省委任宣传部副部长。邓小平南巡之后,左倾势力受挫,又调回到北京经济日报当副总编。做新闻工作要看风向,不看风向,凭着正直如实报导,往往要吃苦头,并株连家属。左倾不止,祸害难除。余焕春在四川二年,工作期间领导和群众均未以犯错误降职者对待,都劝说所谓新闻导向错误算不了事。在省里照常用,照常出国,照样做实事。回京后,退休前还是评了正高级编辑职称,分到了四室一厅房子。如留在人民日报连房子也分勿到了,岂非因祸得福。
奉劝后代,千万别再去吃政治饭,还是学理工科好。如仲铭、大平,平平安安,千万别想当官做老爷。这些经过事原本都瞒我,怕我受不了刺激,事后报社熟人对我说:像余焕春这样谨慎小心的人也会受到冲击,真不可思议。

蒋健箴
三女,小名小华,1941年生于上海宝裕里。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一直留在本校园艺系教书,由教员到讲师、副教授。健箴作风严谨、稳重,备课、科研一丝不苟。对处理家务也是井井有条,居室内鲜尘不染,生活节俭,留有后来,教育女儿亦循循善诱,性格与涵箴完全相反。
健箴大学毕业后适逢四清文革二关,学的是农业,不能在大城市办学,先下放北京郊区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常饿着肚皮干重活,还要熬夜开会搞运动。后林彪下令把农大校舍让给军队,把全体师生赶到延安清泉沟山中多年。不务正业,天天运动、劳动,弄得身体劳累,犯心脏病。当地水源有毒,均有地方病即“克山病”(小毛曾研究过这种病源)。几年的开荒种地,过度劳累,致使各种疾病随之而来。当时年少气盛,好胜心支撑,还当起铁姑娘队员,弄得腰椎突出弯腰困难,浑身是病。直到七十年代农大迁回北京仍不得返原校址,只能在河北省涿县农场办学,数年后才搬回学校。住兽医楼筒子楼,芦苇相隔每家一间房,一住又是近十年。
近几年,蒋健箴一面教书,一面配合王志源搞育种科研,相互取长补短,作出成绩。夫妻二人原是同学。健箴现行将退休,与志源一起搞了个小小育种种籽公司,将以弥补退休以后的生活。女儿王蕾好学,专业好,在当今先进科学通讯工程方面,初有作为,前景会更好。

王志源
三女婿,1940年生于天津市。父亲在解放前是银行高级职员,解放后银行都是国营,他也转到地方上一个商业单位工作,工资减少,家境中落。王志源报考北京农业大学是由于在中小学时即受苏联米丘林生物学之影响,实现做一个“中国米丘林”科学家之梦。家道中落,上大学也有困难,都是靠亲朋支援借贷,所以王志源读书就特别刻苦,对蔬菜育种也特别钟爱。毕业后留校任职,由教员到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无端受冲击。在涿县农场办学时,一无科研经费,又无科研设备,他开荒种地,搞成了育种实验田,一下子培育好多品种。别人都认为,这样做不可能取得科研成果,但由于王志源的执着恒心,艰苦努力,经十年耕耘,终于培育出农大有名的甜椒品种,广受各省地县农民的欢迎。学校还在内蒙建了基地,大量培育。种子销量年年增长,而且每年有新品种问世,相继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奖,国家科委什么奖,完成了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计划。在教育方面,严谨认真,在系里亦颇有威信。今“功成事成”,虽已退休,但仍在田头、实验室,孜孜不倦、脚踏实地搞科研,还在育种。
王志源与蒋健箴同一专业,师兄师妹。王志源的功成也有健箴一半的功劳。今年健箴也要退休,夫妻双双开一个夫妻老婆种子公司,小打小闹度晚年。

蒋燮铭
四子,小名大毛,1944年生于无锡新彩路,城里的县立医院。当时家中正在新彩路建住房,特别忙,我在医院生产后也无人照顾。无锡县立医院设备简陋,伙食甚差,产妇一天吃三罐白粥、酱菜,最好的菜是皮蛋,住院一周产期内吃了21罐白粥,也许产后营养不良,也因家里忙无暇顾及,致奶汁不好影响了孩子健康。燮铭幼年一直生病,肠胃不好,吃啥拉啥,到上海看最好的小儿科医生,只是给他打一针。现在想来大约都是葡萄糖、钙针之类。后来没耐心看了,因看一次病要五元,等于一天一家开销,毛病反倒慢慢好了。但因后天失调,导致体弱。小时读书每年都是名列前矛,每次我去开家长会,都是听到表扬。现在想来小学的基础最重要。刚解放时燮铭已到上学年令,要进幼儿园。当时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有一法国人办的小学,叫辣格纳小学,是非常好的学校。刚解放时共产党接收,校长是陈明老战友夫人,我以军属的身份去恳求校长,让蒋燮铭进该校幼儿园。别的家长提出异议,校长“言正意顺”说蒋是军属理应先收,故一直读到小学毕业。初中进卢湾区22中学,是新建的,进去后方知是一个非常不行的学校。高中又考上向明中学,任团支书,未曾高中毕业即入伍参军。因部队卫生条件差,染上肝炎。退伍家来,在曙光医院服了几十付中药痊愈。但仍有后遗症,工作繁重时有时要肝疼。病愈后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因课程及格而身体患过肝炎而落榜。后新民晚报在复旦看落榜名单时要燮铭去报社,结果又因患过肝炎而未录用。最后只能在卢湾区服从复员军人分配,到一翻砂厂工作,因照顾他身体做门房。我亲自到厂里看望他的工作情况,见一木亭子中有一张铺着脏席子的床,算传达室。60年代时光大家很革命,看到自己的儿子一直是个高材生,干这种活实在心里不好受,但又不能流露。后靠他自身的努力一面做门卫,一面出黑板报,收集废钢铁,作出成绩,没几个月即调到厂长室做秘书。可没安稳多少时候文革来了,打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厂长秘书是厂长的走狗,大字报贴到家门口。本人下放车间翻砂,落下了腰痛的毛病。结果总是靠自己努力,作出成绩又到科室搞业务,给厂里写写文章,作为解放报通讯员,把厂里事迹报导登在头版。经常写作关系和公用事业局各兄弟单位自来水、煤气公司也熟悉了,后调到自来水公司。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华东师大成人教育自学考,一门一门经数年苦读才弄到一张大专文凭,在不惑之年在当大学生,评上经济师。他复员后政治环境不好,如不自觉努力,也不能在大公司立足。他生性乐观大度,人际关系甚好,在自来水公司工作可以。

俞忆萍
四媳,1947年生于上海,浙江宁波人。初中毕业即分到医疗手术机械厂当铣工,厂址在宝山县境内,每天上下班要二、三小时。从小丧父全丈母亲抚育。工作脚踏实地,她使用的机床是全厂最干净的,机床清洁,出活精良。做到四十岁以后常评先进,带了几个徒弟。萍萍在家里也是最清洁户,可说一尘不染,灶间内任何地方用白布擦抹无黑迹。余焕春称萍萍的灶间好似从不烧饭似的,任何一家都及不上。萍萍个性耿直,不善阿谀奉承,不肯占人一点便宜,重礼仪,出于宁波人母教有方。而我们蒋家自我开始,即不重视礼仪,随随便便,适得其反。现退休在家侍候丈夫、儿子,让他们安心工作,回家生活舒服,三口之家其乐融融。

蒋智铭
五子,小名小毛,1946年生于无锡新彩路家中。向明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卢湾中学,高考入第一医学院医疗系,(高中时曾得物理竞赛第一名)。进大学二年适逢文革,专业课时断时续,常常停课闹革命,最后二年实习,是学生自投门路到奉贤医院实习。学校两派斗争剧烈,六年制的医学院因文革混乱局面而到七年后才分配。由于家庭是资产阶级黑六类,只能充军到最远最艰苦的地方去,一开始分到甘肃白银矿区地质队当红药水医生。他在地质队,队里人对他很信任,伤风感冒一看就好,在工人中还有点权威。有同事从白银来北京,称他是“医术高超的好大夫”,可想边远地区的人才缺乏。过了一、二年兰州医学院招收研究生,幸他在地质队时工作不忙,闲时即温英语,因第一医学院基础课良好,有点底子,终于报考录取。当时条件艰苦,实验经费缺乏,仪器极少,他一切都是自己干,采购动物,购买药品,选题“克山病”课题,写出有价值的克山病论文,顺利地通过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兰州医学院任教,专业是“病理学”,经常在中国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在全国病理学会议上结识了南京鼓楼医院病理科主任张道中,慧眼识英才,由他介绍牵线,夫妻双双调到南京鼓楼医院病理科工作,总算到了江南。初到鼓楼医院,南京人也看勿起外地人,以为是通过什么大后台进来的,有歧视。经几年努力,每年在全国医学杂志发表高质量论文,在科内同样做出成绩。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大潮,人才流动有点松动,且章桂红又选派到德国进修,回来后同样在业务上显示高超技术。正值人材市场开放,才调到上海,一个到第六医院病理科,一个到国际妇婴保健医院妇科肿瘤科。通过十余年艰苦奋斗,五十岁才在上海安家,找到了发挥才能的位子。今子女均大学毕业,各有所能,均有良好的工作岗位,独立生活,不论在经济上事业上都有成就。这些均靠自身努力奋斗而获得的。

章桂红
五媳,1944年生于上海徐家汇番愚路。父亲早亡,母亲是一锁厂工人,勤劳朴素,一个单身老工人,培养出一位大学生,实非易事。老人家靠自己双手,含辛茹苦栽培女儿,从南洋模范中学到第一医学院毕业。
据章母告我,女儿南模毕业后,她实在已无力再让女儿读大学,无奈学校老师上门做工作,说明学生章桂红功课好、有前途,不读太可惜,她只能答应下来。在工余之暇,几乎无休息,做点家庭手工业,补贴家用,咬紧牙关培养桂红。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令人敬佩。哲人云:寒门出孝子,出人材。有一定根据。桂红本身是红色家庭,有可能留在上海,而与智铭是朋友关系,也只能屈就分到甘肃兰州。分配时他们二人想再拖一段时间,能否分配较近的地方。时值文革高峰,我们俩老夫妇都是“专政对象”, 当时已抄过家,犹如惊弓之鸟,时刻惊心胆寒。对共产党的一言一行,唯命侍从,不敢有半点闪失。且受极左路线影响,自身也屈从极左路线,因此总是速催智铭快去兰州报到,以免再遭横祸。由于家里的催促,他们一对恋人也只能勉为其难,决定到兰州报到。当时家贫如洗,现金衣物全部抄光,还剩一个红门大柜,因体积太大未搬走。智铭要远行兰州,黎箴要插队黑龙江,经上海子女讨论,一致同意卖了红木大柜,得七百元,打点俩人行装。为智铭分配兰州时,我们急于敦促他们上路,是我们二人极左思想反映,为此他们二人对我也有看法,心殊不快,至今想起当年幼稚,亦觉歉疚,悔之已晚,世上也无后悔药可买,难为他们夫妇俩了。照桂红的家庭情况,可能分在上海,由于智铭的关系,也分配在兰州人民医院妇产科。当时初进医院,尚未显才能,且地方上排外势力严重,与智铭又是两地分居,吃苦不少。因桂红医术高手术好,在人民医院亦作出成绩。智铭考研究生毕业后,二人一同调南京鼓楼医院。各地都有地方主义,也看不上外来人员,认为是靠“排头”来混饭吃。桂红刚到鼓楼医院,由于身体较差,不适应生活,经常有点小病,更受歧视。后经一段时期工作,初试牛刀,手术精良,医院才刮目相看。经妇产科主任刘主任推荐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公派进修,二三年回国,业务大有进步,成了鼓楼医院“一把刀”。智铭在鼓楼医院医务科亦努力苦读苦干,二人均赢得医院信任、重视。章桂红留学归来,适值改革开放年代,决定到上海人材市场试聘,经过千难万难,繁纷手续,终于二人均调上海,又白手起家,成家立业。50余岁才在上海安家,经十年努力,二人均获得教授职称。蒋智铭在市六医院提升为病理科主任,章桂红国际妇婴医院提升为肿瘤科主任,又晋升副院长。子女均已大学毕业,凭自己的努力在外资及银行工作,每年都有提级加薪的喜讯。酸甜苦辣的人生均已尝过,苦尽甜来,总算有了美好的结局。

蒋黎箴
四女,小名三姑,1953年生于上海外贸职工医院。生产时刚好父亲参加广交会,我当日还上班,至夜间十时才忍不住上医院。因医院在愚园路,路途远,差一点生在车上,一进产房即生。
小学毕业进初中即遇文革停课闹革命,初中也没读到什么书。六九年上山下乡一片红,小小年纪十六岁稚气未脱,即充军到黑龙江四家子公社小三家子大队整整九年,吃尽苦头,受尽磨难。春节回家时坐几天几夜火车,有时还站着回家。吃高粱棒子,长得又粗又大。九年插队,总算按政策回沪。在来沪途中先到北京,父亲已病重,卧床不起。黎箴管烧饭,我管看护病人,请医生回来吊针,晚上轮流值班侍侯大小便。一回来就无好日子过,待父亲病逝,即回上海大毛处。我回沪后,为让黎箴有栖身吃饭的工作,只能老着脸,托求所有熟人,以及父亲过去上司。一处处恳求,碰壁无数次。外贸局副局长吴锦章,叫我去请求党委书记贾正之,说无他批示他作为副手也无能为力。陈明也写了推荐信,只求一立足之地,结果均未应允许。上天不负有心人,人家指点我再去找蒋励,又托他在贾局长前说好话,总算同意批示,在任何单位找一工人职位。上苍保佑,外贸组织部长接待了我,我唯一恳求勿分配在畜产公司,这个单位把我老夫妇整得太惨了,不想再让子女去受罪。后来组织部长同我商量,能否到商检局去,我说非常非常好,洗瓶子也行,在实验室做工也行。这样总算分派到商检局当炊事员,是最后一批录用的工人。黎箴分配在商检局后,先做烧饭,后做白案(点心),再后是学三级厨师,学会做菜。她经过九年插队吃尽苦头,能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尽力,每日早四时三刻出门,六时半回家,如有晚间客饭,要到九时以后回来。经过十年苦工,业务进步,工作踏实。正逢改革开放,食堂变为餐厅,作为机关内首先改革承包单位,对外机关银行也开放供应套餐。因价廉物美,清洁卫生,年年评先进。她做出了成绩,被推荐为餐厅负责人。每天1000客,另有酒席,盈利颇丰,她得益也多。领导见她十年如一,日夜辛劳,总算调到办公室当出纳,脱离了苦海。
黎箴生性善良,父母对她投资最少,吃苦最多,从无怨言。因我和她同住,凡是人来客往,冲着我这老人而来,都由她担当招待任务,不计时间,不计金钱,是我最内疚的心事。她经多年的苦心经营,也有了二处自己的住房,生活尚可,对我的病痛也特别照顾。我内心实在有点惭愧,我给她的太少,而她付出的最多。

刘维嵩
四婿,1952年生于上海,江苏启东人。工人家庭,和黎箴一起插队在黑龙江,结成夫妇。
刘维嵩心灵手巧。插队回沪后,在他父亲的单位黄浦区一房管所做工人,油漆工、电工、钢窗工、装璜,样样都做过。“三脚毛”,样样都有实践经验。他个性好动手动脑,样样能拿得起来。从工人到班长、队长、施工负责人,直到装潢公司经理,经过多种培训,也取得好几个上岗证书。在黄浦区还当过几次先进人物。他初中学历,凭着自己好学上进和工作成绩,取得岗位证,评上了助理工程师、公司内聘工程师。后调到黄浦区东亚建筑总公司。河南路地铁站土建装璜施工时,云集了不少高知、总工程师,说他原单位评过的工程师不算数。他只是助理工程师,却负责质量监督。他工作卖力,日夜工作不计时日,为此取得领导信任,同济大学毕业生(小青年)也只能服他指挥。刘维嵩工作苦干,性格内向中有刚毅,不畏强暴、富于同情心,专门为老工人讲话,为站在工人一边也常受到批评。对家务也很负责,夫妻关系融洽。唯嗜烟酒太过,有碍健康,颇令我担心。对子女教育缺少关心,缺少办法,也影响了下一代的进取心。
表情: 作者:linou 时间 2013-4-15 22:01:29 序号: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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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内容:
  十八、第三代
蒋建平 长孙,陈明的长子,小名大平,一九四二年生于福建南平,高级电脑工程师。
周肖祖 长孙媳,一九四三年生于湖南,高级电子工程师,退休。
陈建超 二孙,陈明的次子,小名小平,一九四六年生于无锡,国家建委建研所处长。
杨安仙 二孙媳,一九四六年生于安仙,国家科委某公司,老总。
陈建渊 长孙女,陈明的长女,小名大妹,一九四九年生于香港,后赴香港任保险公司营销。
陈建群 二孙女,陈明的二女,小名六一,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生于上海,房地产公司经理。
倪小庭 二孙女婿,一九四七年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蒋建农 三孙,蒋仲铭的长子,小名小农、小兖,一九六零年生于火车沪宁线途中(山东兖州),合资公司负责人。
崔 梅 三孙媳,生于北京,会计师
蒋建文 四孙,蒋仲铭的次子,小名小文,一九六六年生于北京,环保仪器公司副经理。
杨丽红 四孙媳,一九六八年生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医生。
蒋建钢 五孙,蒋叔铭的儿子,小名小钢,一九五八年生于江苏丰县,江苏教委杂志美术编辑。
章 凡 五孙媳,一九六零年生于江苏丰县,地质队高级工程师。
余兆晖 大外孙,蒋涵箴的儿子,一九六八年生于北京,自营小企业。
张 艳 大外孙媳,生于湖北,自营小企业。
余晴晖 大外孙女,蒋涵箴的女儿,小名小妹,一九七三年生于北京,旅游报社会计。
郑 和 大外孙女媳,一九七三年生于北京,记者。
王 蕾 二外孙女,蒋健箴的女儿,一九七四年生于北京,通信工程师,就职新加坡。
张玉良 二外孙女婿,王蕾大学同班同学,生于澳门,在新加坡读研究生(通信工程)。
蒋建安 六孙,蒋智铭的儿子,小名安安,一九七三年生于上海,民生银行营业部业务处长。
余 颖 六孙媳,生于上海,外资公司工作。
蒋建炜 七孙,蒋燮铭的儿子,小名炜炜,一九七五年生于上海,电子商务公司员工。
章建蔚 三孙女,蒋智铭的女儿,小名蔚蔚,一九七六年生于上海,外资公司财务。
陈勇飞 三孙女婿,生于上海,外资公司财务。
刘雁翎 三外孙女,蒋黎箴的女儿,小名妹妹,一九八零年生于上海,就读大专

十九、第四代
蒋 焱 长曾孙女,蒋建平的女儿,小名燕燕,一九七二年生于北京,外资公司项目经理。
周 颂 长曾孙女婿,一九六九年生于济南,广告公司副总经理。
陈 柯 长曾孙,陈建超的儿子,一九七三年生于北京。
蒋 骅 二曾孙,蒋建平的儿子,一九七八年生于北京,即将大学毕业。
倪 霓 长曾外孙女,陈建群的女儿,一九七九年生于北京,即将大学毕业。
蒋子缘 三曾孙,蒋建刚的儿子,生于南京,小学生。
蒋志博 四曾孙,蒋建农的儿子,生于北京,小学生。
蒋志倩 二曾孙女,蒋建文的女儿,生于北京,幼儿园小女孩。

二十、第五代
周裕人 玄外孙女,蒋焱的女儿,二零零一年一月五日生于北京。

燕燕生贵子,五世同堂,胜过老舍作品《四世同堂》,人间难得,特作贺书如下:
闻燕燕产子欢乐歌颂
新一世纪刚来临,
喜闻曾孙贵子临。
五世同堂人间少,
全家团圆四九人。*
各行各业都有份,
人人向上奔前程。
祖国强盛是根本,
齐心协力事必成。
(*2001年1月全家已49人)
2001年1月老妪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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