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蒋汉杰出身江苏无锡一个小村庄，后闯荡上海数十年，小有业绩。晚年本可安居乐业，却因四害横行，合家妄遭无辜之灾，痛失一子一女。劫后余生，又匆匆过世。幸二三代好学上进，家道中兴。汉杰未过上幸福生活，而我坐享其成，晚年八十有三，入住现代化老人公寓。现今我是生活质量提高，享受人生之余年，一靠上海慈善基金会之恩赐，二靠子女之支持。据人云：人生满足心最美。我已满足极矣。如以后生活不能自理，再进福利院接受临终关怀，亦不虚一生，免得儿女受累。兴致所至，了一心愿，写下先夫蒋汉杰家庭纪事，以留后辈。

陈维秀
2000年圣诞之夜于上海南翔众仁公寓

第一部分 蒋汉杰生平
（1901年8月22日——1978年6月3日）

一、创业
蒋汉杰，小名显荣，江苏省无锡县徒门桥南蒋巷人，独子。老家贫困，早年仅有破房二间，门前有一大树，村人称南蒋巷大树下（有照片为存）。蒋显荣家在方圆十余里有点小名声。汉杰生于1901年阴历七月初九光绪年间，殁于1978年6月3日毛泽东时代。历经满清皇朝、国民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各个时代。时世风云，均已见识。
蒋汉杰七岁丧父。先父蒋三宝经营皮毛杂货，母子二人靠先父留下遗产过活。据说先前遗产颇丰，有十余间栈房货物。因母亲不识字，又易受亲朋阿谀奉承，轻托亲戚照管家业，未经数年，财产全部败光。待蒋汉杰十五六岁时，家已成空壳，仅靠卖拖把扫帚杂货过日。眼看家景日暮途穷，汉杰只能放弃私塾读书，站出来当家作主，重整先父旧业，养家活口。
汉杰将原来的广兴皮毛号改名为庚兴皮毛号，依先父衣钵，打出“山羊牌”老牌子，加工经营山羊笔料毛。他筹款收购原料，聘请能工巧匠，简化规格，分级精选货品。他革新经营方式，向各省新老客户（制笔店）广发宣传资料，分送样品。待业务稍有起色，又翻花样，提出由客户汇款函购，并代客打包，便利客户，减省客户往返路费。且质量保证，能取信于人，函购业务蒸蒸日上，资金也有所扩大。
终因自己仅是前店后作坊的小商人，明知外销山羊毛利润比内销大一倍，因无门路无资金，不能自营出口，只能卖给洋行。汉杰心有不甘，一直捉摸出口路子。后在业务中遇上一位旅日华侨李全泰先生，通过他，汉杰派员赴日调研，中国山羊笔料毛运到日本究竟何用。从而得知，这些“笔料毛”在日本并非用于制笔。当时日本纺织印染业发达，流行花布（当时称为毛丝布），非常畅销，而我国生产之山羊笔料毛均用做印刷花布的刷子。经这次投石问路，花费虽大，收获不小。为此，汉杰将货品重新分档，高档产品（要几十元一斤）留作内销，用于制笔；留出大批中档产品，用于外销。请李全泰先生为庚兴在日本的山羊毛经营全权代理人，而价格则比他在上海洋行买的货物便宜不少。这样，我们价比上升了，李全泰又有利可图，双方配衬，各得其利。庚兴进一步改善包装，彩印广告，开拓销路，使同行侧目。外销订货多了，产品来不及加工，庚兴就委托浙江湖州一带有信用的制笔商行，精选原料，定牌定制。拿现在行话讲，就是开拓了一批连锁企业。这样，同行中有滞销商品，凡是品质合格者，都可以 “山羊牌” 由庚兴外销，分取利润。至使庚兴号外销业务倍增。
在开拓外销同时，庚兴努力扩大内销，实行代客采购，为制笔业客户提供多种免费服务，扩大了销路。店里天天有汇款货单，日日要寄大量邮包，在资金信用、品牌意识等方面，均创造了有利条件，逐步挤身于“大同行”行列。由于信用好，银行、钱庄乐于贷款，同行中亦愿折借资金。除做笔料外，庚兴又做起了野生皮张生意，如黄狼皮、羔羊皮、牛皮等，并在江苏、苏北等地设收购点。因庚兴金融往来信誉好，货款从不拖欠，当地不少商贾要到上海办货，为回避带现金的风险，都愿意到当地庚兴收购店兑取汇票，即付我现金我付给庚兴兑款凭证，我还可取一定手续费。逢年过节，客户在沪用款多，还要排队兑换现金。事有凑巧，内地客户还可以以现金购买当地紧俏物资运申。客户尚未到沪，货已到上海，而我已将货转手，借人之钱赚到了利润。因而一千资金可做几千生意，一个冬季旺季可着落一年开销。而上海前店后作坊的门面生意也保证有利可图。庚兴号既无装潢又不起眼、又非花花稍稍的百货店，经营却稳中有利。
当时蒋汉杰尚年轻，同业中比他资深者做了一生山羊毛生意也未打开日本局面。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汉杰读过几年书，业余爱好学习、读书、看报，爱舞文弄墨，结交了一些报纸文人，有点文化气息，视野开阔，思路敏锐，比同行中一些“目不识丁”者或信息闭塞者略高一筹而已。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吧！
蒋汉杰从少年起就有反封建反迷信思想，富于正义感。看到社会上的事太复杂，又去学了点法律，还买了“六发大全”这本工具书，大致能读通。因此地方上地痞流氓来“敲竹杠”，他能硬挺。有时还亮出某某大律师是我法律顾问的“底牌”——其实是吹牛——可以一吓就吓退小流氓。所以同业中公认他是“半个头律师”，碰到麻烦事请他解决。如俞绶荪、陆芳亭二个大老板，钱财比蒋汉杰多，而道理没有他明，碰到打官司等事，只能请他出面。一而再、再而三，他的名声大振，虽无大量钱财，却声誉甚好，信用更好。他手中缺少票子时，也能运筹得到。

二、战乱
平安顺利的生活是无法一帆风顺的。1937年“8.13”淞沪抗战，家、店处于南市区十六铺“中国地界”，战火纷飞毁于一旦。合家逃难到法租界宝裕里二号（现延安东路淅江路口），与俞绶荪、陆芳亭三家合租一个双开间三层石库门，电话84003。三楼住蒋家，二楼俞家，底楼陆家。
抗战时期，百业萧条，营业几乎停顿，只能弄点库存羊毛请三四名工友挑拣，贩点黄狼皮买卖，做点内销生意。三楼一间亭子间做帐房间，接待生意。战火连绵，亲友前来投靠者近十余人，均睡地板。
当时蒋汉杰发妻陈馥英年方36岁，身怀六甲。临近分娩，惨遭家毁。产后正在读书的大儿子伯铭随同济大学内迁到浙江，杳无音讯，心焦如焚。受惊失调，即得病。因惧婆母封建、剽悍，不敢去医院诊视，即就近在弄堂口中药店请坐堂医生开方服药。陈馥英性格内向，既怕婆婆又不善表白病情，被庸医误诊，延误病情，直至肠出血。始送医院，已回天乏力，一病呜呼！遗四子一女（小儿子季铭尚二月有余即夭折）。未经数月，又遇强盗上门抢劫，一个石库门，三家同时被劫，家中老祖母所存全部金银首饰银圆一扫而空。毁店、毁家、丧子、丧妻、盗劫接踵而来，汉杰心痛难忍，也只能强言镇静，精神未倒。
为了一个家的生存，汉杰把所有库存原料加工销售，筹集资金，与人合资到芜湖地区收购鹅鸭毛及皮张，运沪销售。稍有好转，为营业上方便租了爱多亚路江西路铜锡器店楼上二间房子，一间做写字间，一间做工场，晒台上搭一间也做了工场。
时值祖母年老，儿女众多，陈馥英的娘家人在无锡乡下也无音讯。几家同行家属都在无锡乡下，就大家出钱，联合起来派人到乡下寻找亲属，将我和妈妈、三姐、纪新弟一起找到上海，挤在一屋避难。后长女蒋箴和长媳陆映霞一起，赴浙江温州寻找已加入地下党的伯铭；我弟陈纪新不愿靠姐夫，和同学一起北上延安，均投奔了革命。我四姐也在上海，到新亚药厂去做工。我和三姐在家。经双方家中商议，汉杰本人欲娶我为续妻。我年纪轻，20岁，正欲到内地寻出路，根本不想嫁一个商人，且年龄又相差太大（17岁）。但当时的事实情况是：我老家也被战火所毁，母老无靠，弟已远去，担子在我一人身上。经不住双方家长一再规劝，最后是横下一条心，委身投靠姐夫。21岁即当主妇，自己连饭也不会烧，一无所知。且婆母性悍，见着就怕，也只能忍了。后见小季铭出痧子，又生肺炎，病重。婆婆不信西医，拜佛求神，季铭死于非命。倒霉的事接踵而来，把瘦骨伶仃的蒋汉杰压得透不过气来，也不知是如何熬过来的。幸在江西路上一段时间里生意还做得可以，能应付一个大家庭的开销。
为进一步扩大庚兴的影响，把生意做开，适有一周先生要到香港营业，想把延安路、河南路口浦东大厦二间写字间出让，汉杰权衡再三，虽然手中拮据，仍硬着头皮把房子顶下来，做了庚兴的写字间。上海滩有种怪心态，实在没有钱，但租了上档次（如华行）一类的房子，西式门楼，上下有电梯，人家都会认为你有钞票，有来头。大小老板均来捧场，有的送红木家具，有的送字画摆设，蛮象样的字号开了张。随之，亦招徕众多客商，业务又有了发展。究其实也不过是个空架子，骗骗人而已。继而招商引人，扩大内地的收购点，在芜湖、合肥、盐城，都派采购员设行采购。做了几年太平生意，也积累一点资金。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侵占了英法租界，进出口生意几乎停顿，庚兴又一次面临困境。浦东大厦昂贵的租金也无法偿还，只能退租，并解聘部分工人，庚兴仍撤回宝裕里，亭子间权作帐房间。安徽、江苏采购点全部收缩，只能在近郊做点零星生意，以维持生计。

三、合众公司
抗战时日本人封锁长江，无敌伪“派司”，任何运货船只不能通行。当时在苏北的新四军因长江封锁，物资供给受限制，缺粮少食，尤乏医药用品。蒋伯铭（已化名陈明）是新四军财委办人员，奉组织命令化装成商人来沪，在上海地下党有关领导指示下，和汉杰及其他有关方面商议，能否把苏北库存的土产副产品，如羽毛、羊毛、野生皮张、猪鬃等运沪，请庚兴代销，取得现金再换取军用物资运苏北。运输上的事由共产党买通敌伪有关方面取得“通行证”。此事人命关天，经济上有极大风险，万一出事更是人头落地。汉杰认为，必须从长计议才能决定。当时长江封锁，江苏、安徽等地土畜产品原料大量积压。上海一带，原料奇缺，无货加工。一些官僚资本与日方有勾搭，却有通天本事，偷运出口。蒋汉杰首先去拜访了中国猪鬃大王古耕虞的外甥徐康侯先生，他是专做猪鬃成套出口的，资金颇丰，后台又硬，经验丰富。向他通报有大批猪鬃原料及土畜产品可运沪，能否加工出口？他云可以加工，出口再另想别法，其他畜产品也有销售办法。由此商定原料由庚兴负责供应（其实是共产党设法运沪）。场地、工人由庚兴设法提供，加工由徐指导，而后由他办理出口。就这样即答应了伯铭提出的意向。
此后，庚兴派人去苏北把大批原料运沪，均由共产党打点，去买通贪官污吏后取得“通行证”。为安全起见，庚兴还特地到外地去聘请了猪鬃加工工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找到出口去香港的渠道，只能把成品买给徐康候转口。如此，共产党的货倒有了出路，又能换到现金，徐康候也赚到了钱，庚兴收一定的手续费。这条供货渠道一直使用至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初期，党的地下组织在北京东路开设了合众贸易公司。公司经营进出口各种业务，很象一个大公司，石志昂烈士（五十年随周总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国民党特务炸毁，不幸牺牲）为经理，顾翼然为副经理，实际是党的一个地下经济组织。因经营畜产品业务占相当比重，即聘请蒋汉杰为皮毛部部门经理，庚兴皮毛号即关闭。庚兴所有员工老的退职，其余有的派往江苏、安徽、南京，有的留在上海，自设加工厂加工配制外销品出口。当时言明蒋汉杰月工资160元，有一部专用三轮车。进合众公司时也是思想斗争再三，既有经济问题，不够家中开销（10余人），又有政治风险，怕自己不合适。终于因儿子的关系，只能背水一战矣！
外面同行中看见蒋汉杰俨然到大公司上班，进出自备三轮车，在外地收购财大气粗，还时儿进出洋行，一定找到了靠山，均为之侧目，在上海滩同业中颇有影响。谁知蒋汉杰工资不大，收入比自己做老板还小，是冒着风险在为共产党办事。且石志昂等对党外人士推心置腹，还晓之以革命道理，干活、做事觉得精神上愉快，也顾不得家中柴米油盐了。日久见人心，共产党对他越信任，给他的担子越重，他越感到欣慰，要为共产党多赚钱，多回报。可以说，他发挥自己之长，避自己之短，找到了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
当时伯铭已到上海，公开身份似乎是钱庄跑街，陆映霞和二孙建超（小平）三人一个小家，在亚尔培路有一间卧室。宝裕里作为伯铭生意往来场所，他的来往人物有的似曾相识，我们也不问不闻。伯铭大约领导了几家钱庄和公司，均不清楚。后来又因工作需要在南市里马路关桥开了一家店，半间卖胶鞋、雨伞，半间做畜产品生意。长婿汪金耕做老板，蒋箴做老板娘，并在一家小学做教师。店里请两个老师傅，魏金南夫妇为伙计，在店内工作。表面上是从苏北运来牛皮什皮等商品，由汉杰帮他们销售。实则上是苏北共产党和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因此处近黄浦江，十六铺码头，运输方便。
在此一段时间里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腐败透顶，只要花钱什么都能买通，长江运货买路钱付足即通行无阻。为此原来庚兴的职工蒋励、方子章、魏仲新、张伯泉等，都到了合众公司，经常往来于苏北—上海押货运输，传递信息，万分辛苦，风险也大。他们与蒋汉杰一样，对共产党充满信心，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好，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高、中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