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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关于忻氏来源考证的备忘录 回复: 0 浏览: 1442
^_^!
表情: 作者:linou 时间 2013-4-1 18:54:57 序号:1235
 
  关于忻氏来源考证的备忘录

最近看到了一些关于忻氏来源考证的文献,因此想把一些想法记下来,以备以后一些考证者们参考。要说明的是这些想法是基于我看到的文献所写的,没有文献证明的就不足为证了。

一、 忻氏起源于山西是沒有证据的。

主张此说的拿不出任何证明来证明,有人说忻水是封地,所以有了姓忻的人,但拿不出证明说姓忻的人最早是姓什么的?是什么时候封的?
另外,忻县和忻城县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在山西,一个在广西,而且忻城县也不是忻氏的封地,说此话者也拿不出证明。
忻水和忻口的出处在史书上早有记录,《清一统志》引《魏土地记》称:“汉高祖出平城之围,还军至此,六军忻然(忻、欣同义),故名。”可见与封姓不是一回事,而如有封姓也可查明原姓是何姓?现在不说证据,就推说山西有忻县就是忻氏的封姓之地,这也太有想像力了。
但还有一条信息可与忻口相连:五代周显德元年攻北汉符彦卿入忻州,契丹兵在忻、代间,北汉声援者退忻口。秀容县有忻口,皆今为民居,其半筑堡为戌守之所。由于原文无出处侍查,但契丹兵三字也是个线索,可据此查找是否因契丹人在忻州居住过而指忻为姓。

二、 忻氏起源于天水也只是一条孤证。

而说忻氏源出天水也是明朝人的一种说法,也没有引出史料来证明。
现有史料仅有一条线索说明金代有一个叫忻元礼的人写过一首词,记载在《陕西通志》上。但这首词还有争议的是也有别的书说是折元礼所写,到底是折元礼还是忻元礼?还在考证中。

三、 家谱中记载的忻都有多少巧合?

且不说天水不等于山西,就是天水也不等于所有忻氏都出于天水。因为现在由史料所见有四个民族的人有叫忻都的,总不能说他们都出自天水。
家谱中记载的忻都,有几点是无史料相证的,如:“宋时登解元,元赐进士,除右纳言,谪授定海县令,旋陞尚书左丞,公后见幾(机)退居金塘。又说至元年间授定海县令,陞庆元路总管。二十四年除尚书省参知政事。二十六年除尚书左丞,转陞右(丞)。见元史宰相年表。”这里把好几个忻都的经历混在一起了。而“宋时登解元,元赐进士”,查不到史料相证,“除右纳言,谪授定海县令,旋陞尚书左丞,”这样大起大落也无史料相证,而“至元年间授定海县令,陞庆元路总管。二十四年除尚书省参知政事。二十六年除尚书左丞,转陞右(丞)。”更是有年代错乱之处,据《定海县志》、《鄞县志》相证,都可知不是同一个人。
而在明万历年的忻廷桂序中更有详细描述:“宋度宗咸淳末年登解元,以进士出身除授右纳言,直谏忤旨,元至元二年,谪授本府定海县尹,轻刑薄赋,视民若子,邑人号民父母焉。时游金塘,见其地沃民饶,山清水秀,慨然有窝乐意,后五年复升右纳言,又转升庆元路统辖兼总督军务事,奉旨提兵二十馀万同洪查伐日本凯旋,奸相王基,妒贤能,忌茂绩,公知权奸用事,未可久仕,即见几辞爵,啸傲于金塘之阳,筑居以遂窝乐意也。”这一大段文字中孰真孰假?
我查了一些史书,想把不同的忻都列一个小传,以便查考,其中发现有两个人的名字与史料有关,但忻廷桂序中是记错了,而后来修家谱者也没有考证说明,这两个人是“奉旨提兵二十馀万同洪查伐日本凯旋”的洪查,和奸相王基,而我查史料后认为:洪查应为洪茶丘,王基应为王巨济。
要说到洪茶丘,就要说到家谱中的“剿倭”,忻都两次率兵打日本是有史可证的,洪茶丘两次当忻都的副手,可见两人关系不一般。可惜这两位在《元史》中无专门传记,两次打日本又失败,两人的生死也无下落。先把忻都两次率兵打日本的事介绍一下,可知这一位忻都与忻氏家族可以相连的可能性。
第一次元日战争,日本称“文永之役”,1274年由超过三万人组成的蒙古远征军乘900余艘船从高丽合浦出发,远征日本。远征军一半为蒙古人和高丽人,还包括少量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十月三日,元军的船队从合浦港拔锚起航,驶向日本。联军由蒙古大将忽敦(忻都的另一发音)为都元帅,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为右副都元帅,汉将刘复亨为左副都元帅,计有蒙汉军一万五千人、高丽军七千人,另有六千余名高丽桨舵手随行。元军先后登陆对马岛和壹歧岛,然后在九州登陆,镰仓幕府派兵与元军交战,双方交战二十多天,元军死伤惨重,副将刘复亨中箭负伤,元军后退防守,在乘船当晚遭遇台风,次日海面上只剩一些木片,即日本人所说的“神风”(在神风之前蒙古人早已惨败)。
第二次元日战争,日本称“弘安之役”,元朝灭亡南宋之后,忽必烈于1281年在次远征日本。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率领蒙古人及女真、契丹(金朝降军见汉人 (元))士兵19000人,金方庆统高丽军10000人,乘战舰900艘,加上高丽水手17000人,携军粮10万石,由高丽出发;另由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领的蛮军(指南宋降军)十万人,乘战船三千五百艘,从庆元、定海(今浙江省宁波市)出发;两军约定于6月会合,东路军负责作战,江南军则在占领区屯田,生产米粮,以为长久之计。七月,南北联军会和,在九州登陆,幕府与元军激战一个余月,元军死伤大半,几位高级将领先后阵亡。七月下旬元军乘船撤退,八月一日(7月30日),元军再次遭到台风的袭击,风暴持续四天,军舰大部分沉没,范文虎落水被张禧救起;范文虎乃擅自决定班师。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士卒四千余人无船可乘,张禧将船上的七十五匹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士卒回国。被遗弃在日本九龙山的海滩上的元军尚有三万余人,日本发动反攻,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这些元军大部分战死,其余数万士兵被俘。日本方面将蒙古人、色目人、高丽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原金朝统治下之汉人全部挑出斩首,其余汉族(蒙古人称之为“南人”,日本人称之为“唐人”)则成为奴隶。
总计元朝第二次攻打日本的军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生还。有3名士兵拼凑小船,逃回中国;通过这3名士兵,忽必烈知道真相后大怒,将范文虎革职。
这一史实告诉我们:这位忻都是蒙古大将,如与忻氏家族有关,那忻氏即有蒙古血统。
第二次打日本只逃回范文虎等四千余人,这四千余人中有无忻都?无史可证。
忻都、洪茶丘是在日本被杀?还是后来又逃回中国?也无史可证。
再说那个奸相王巨济,我也只看到《元史》中这样的记载:《元史•世祖纪十二》中有:“召江淮行省参知政事忻都赴阙,以户部尚书王巨济专理算江淮省 。”
另外,还有史料说:元代时,桑哥设立尚书, 总管全国钱粮,参知政事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 仗势刻剥百姓, 派遣官吏多征徽州人民的钱二千锭, 王巨济还怒其少, 要再加千锭。许楫至王巨济处对他说:“阁下是要百姓死, 还是生? 如果置其死, 即使万锭也可以征敛。”王巨济消除了怒气, 徽州幸免征赋。
这件事发生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左右,那位许楫,字公度, 这倒是一位太原忻州人。当时他被授以中议大夫、徽州总管。
而这位忻都与王巨济同是理财大臣,追索钱粮甚酷,屡被赵孟頫所奏。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桑哥因受贿卖官等事受其他官吏弹劾,下狱被杀。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忻都、王巨济等被认为是桑哥余党,亦被杀。但杀这位忻都时还有一个戏剧性场面,那是因为当时皇帝认为忻都长于理财,还想放了他,但杀桑哥的那些人力争不可,一天中上奏七次要杀这位忻都,于是皇帝才同意与纳速剌丁灭里、王巨济并杀(事见《元资治通鉴》)。
由此可见,这位忻都与王巨济关系也不一般。而且两人一并被杀,他还可能是贬官去做定海县令吗?他还有可能在金塘岛隐居吗?
值得留意的是这个桑哥是维吾尔人(过去叫畏兀儿),而忻都中的有一人也是维吾尔人,这位忻都是什么人呢?也是维吾尔人吗?有待查证。

四、当过定海、鄞县县令的忻都应是蒙古人吗?
我排除了在元朝很显赫的几位叫忻都的名人,光就在定海、鄞县当过官的那位忻都进行分析,我的分析是:
1. 这位忻都应是福建南安来的,不然他的子孙不会记得那么清楚。
2. 他不是蒙古人也应是已经同化的蒙古人,或是所谓的色目人,不然他当不了定海、鄞县的达鲁花赤(县令),这个达鲁花赤在元代是只有前两等级(蒙古人、色目人)的人方可担任的。
3. 他与到陶公山定居而那位端一公的时间间距最多只有五十年,这期间足以从金塘到定海车苏巷,到陶公山。
4. 他的孙子留在定海,且是农耕渔业之家。
5. 他应到过东钱湖,这才有那首词。
6. 农耕渔业之家再加上有点文化,这才符合到陶公山定居而那位端一公的身份,而这位端一公因有文化才会号继陶,才能有陶弘景炼丹隱居之心,才能在陶公山扎下根来,韬晦几十年,带了四个儿子、一个侄子,不露声色地繁衍了成千上万的陶公山忻氏子孙。
而从端一公号继陶,我不免想到这陶公山真是端一公取名的吗?宋、元时这座山到底叫什么山呢?
当然,以上推测也苦于没有证据,因此,我认为现在要急于解决的是证据问题,我们现在要抢救的是忻氏血脉相连的证据,即把忻氏各地的标本血脉的DNA查验一下,先分清血脉,再去比对是哪个民族?这是在没有文獻的证明下唯一的证据,而可以判断民族的源流也是研究家族史的一个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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