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笔记本看了让人知道历史细节，也让人更接近那个时代，那个笔记本也是一位名人的，那位名人曾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有不少贡献，但在这时成了政工干部，1970年时在调查越剧院某人的不正当行为，比如某人把袁雪芬的日记弄到哪里去了？用这些日记干了些什么？因为袁雪芬的日记中有周恩来、康生、江青等的话，某人是否拿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先抄一页∶
××揭发有关整理问题，除了过去的。
（一）在二次摘抄袁日记本时，某人在看一本咖啡色的日记本时说，袁日记里还有很多东西呢？周总理报告很长……当时中央斗争很激烈等等，××讲∶还有康生同志的讲话，某人说∶要摘下来等会给我看看……。当时我说，我摘出些袁雪芬如何辩护南薇韩义的言行和她建院以来方针及周扬和田汉给她的一些指示。某人听后对我讲，你再看看有没有总理等首长讲话，有的话也把它摘录下来，我说我那三本没首长讲话……兵团问起我们说，不要说整理过了。

另一页∶
××揭发
（一）在摘抄时某人每天晚上还把日记本带到家中去看，在摘抄时某人在看的时候，自己身边还备有一本工作手册的笔记本。
某人说，我的几本东西蛮多的，看看蛮有劲。
（二）吃不准问题
（三）看到某人笔记本中写着周总理三个字，是在摘总理讲话。
（四）在摘录袁雪芬日记的时候我记得他在下班的时间到过革命楼去过，他跟我说∶“我到革命楼去一下。”

历史是人的行为，也是人写的，所谓揭发也是会有虚有实的，但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人要隐瞒这些事实来揭发，他的风险会更大，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些文本时，可以看到所揭发事情的现场感和可信度，不然我们只好去相信那些人事后的回忆，那才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就袁雪芬日记一事，可见摘抄时的两种作用，一是为了批判所谓的反动言论和黑指示，另一种是为了整理攻击别人的材料，某人摘录有关周恩来等人的讲话，在当时就犯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整理黑材料之大忌，至于他有没有用这些材料去做什么，就已经不重要了，摘录行为就是一种“别有用心”，中国历史上对“别有用心”的人是抱有很大的警惕性的。

就我所知，某人在1967年找了顾振遐、苏石风、徐进、庄志、徐玉兰、王文娟、范瑞娟、张桂凤、傅全香、黄沙等十个人，开了四天所谓揭文艺黑线大事记的会，回忆越剧史的人和事，让徐进写了1949年到1963年的越剧大事记。这些都留下了蛛丝马迹，让后人看到一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