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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由舒芜《挂剑集》想到的 回复: 1 浏览: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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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 作者:韦泱 时间 2008-11-5 20:36:27 序号:1112
 
 


应该说,读舒芜先生的文章比较早,因手头有他的一部旧著,书名《挂剑集》。几次提笔想写写关于这部书的一些史料,终觉笔下沉重而踌躇再三。

《挂剑集》由海燕书店在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初版于上海,三十二开本,印数仅一千五百册。列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第一种,这套丛书还包括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路翎的《求爱》、贾植芳的《人生赋》、孔厥的《受苦人》、吕荧的《人的花朵》等共十七种。因为《挂剑集》印数少,以至一些专门研究舒芜及胡风与“七月派”的学者,亦未能见诸此一版本。

本来,舒芜列入这一文丛的书名为《生活唯物论》,是一本通俗的哲学普及读物,胡风为此作了推介,说“青年哲学家舒芜的出现,在后方读者社会中造成了一个惊奇。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深深地剌入现代中国的思想状况的要害,因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书是为青年读者写的一本哲学讲话,但却是全力把最高的原则揭示了出来。因为是从现实生活要求提出问题的,所以毫无难懂之处,用小说式的对话体,活泼而生动,有很高的独创性”。这里,胡风不仅从内容到形式对该书作了评价,更在字里行间透出对舒芜的欣赏与爱才之情。这也是最早见诸文字的胡风对舒芜的评价。胡风曾寄希望于舒芜,能写本哲学入门读物,来替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知何故,此书没有刊印。另改出《舒芜杂文集》,在即将付梓前,舒芜接到胡风的来信说:“杂文,也许可印,但还得改用一题名,为什么这样急地用大排场的书名呢?这对己对读者都没有生气的,××论著或文集之类,将来再用罢。”也许听从胡风的劝说,杂文集最终以《挂剑集》命名出版。

这是舒芜在民国年间出版的惟一一部专著,令他倍感珍惜而难以忘怀。那年舒芜才二十五岁,在徐州江苏学院任教。五月在北平与北平师范学院学生陈沅芷订婚。回到徐州,得到刚出版的样书《挂剑集》,舒芜欣喜不已,立即寄了一册给未婚妻,并在扉页上写下满满一大片题词,开头就写:“我把这献给我的沅芷”。接着写道:“八年的抗战,在历史是伟大的,在人民是英雄的,……在我,目前所留下的却就只有这么一点东西。我长成于抗战之中,恰如小草长成于春阳之中,我汲取着抗战的养料,于是我才能有一份生命。就用这生命,尽我之所能,向抗战贡献出这点报答。‘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谁知就是这一点寸草之心,当能够全部拿出来的时候,春晖又早已熄灭,抗战又早已被绞杀了呢?于是,我只有把它当作挂出去的剑,聊以自慰,聊以自嘲。但现在,我把它献给我的沅芷了。我知道,我所失去于抗战的,她一定将加倍替我找回来”。

可见,舒芜是将新鲜出炉的《挂剑集》,作为定婚后的信物寄赠心上人的。同年八月,他俩在舒芜的安徽桐城老家成婚。谁能料到,结婚十九年后的一九六六年,任教于北京二十五中学的陈沅芷,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在学校。而《挂剑集》呢?似乎仍一直维系着他俩的恩情。舒芜在二OO二年十月写过一段文字,其中这样写道:“我送她的这本《挂剑集》,经历了五十多年的人世风波,居然还在,也许就是她在冥冥中实现我的愿望,替我找回失去的一些东西”。

无论是当年的题词,还是近年的回忆,在舒芜平和的文字里,都有着他或一腔热血,或波澜在胸的情感涌动。

在介绍舒芜的文字里,他的身份多是文艺评论家。这当然没错。而我最初的印象,他首先应该是一位杂文家,这是从读《挂剑集》中得来的。舒芜一九二二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一九三七年十五岁时,便参加桐城县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队,主编《桐报》副刊《十月》,并发表平生第一篇杂文《即时行乐》。高中尚未毕业,已开始担任小学及中学的国文老师。

此书何以起名为《挂剑集》,在《题记》中,舒芜首先讲了一个典故。说延陵季子佩剑见到徐君,徐君喜欢此剑,而季子因有出使之任,有心献剑而未能。后徐君故世,季子遂遵从先前内心的愿望,将剑挂在徐君墓地旁的树上。
挂剑的典故,是一种崇高精神的美丽表现,常使人津津乐道。以此为书名,舒芜说:“我不能比拟延陵季子,更没有什么千金宝剑。然而,我自信于他之所以挂剑的心情,体会得一定不太错。因为,无须掩饰,心情的体会其实正由于心情的相通——这便是这书名的并无深意的来由。”

因为,当时抗战刚胜利,抗战的成果却被蒋介石政府独吞了。对此,怀着“寸草心”的舒芜,就有与季子一样的挂剑心情了。

《挂剑集》是舒芜杂文集,共收作者杂文五十篇,内容多涉及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除一篇《我的怀乡》可算作散文,其余包括少量书评、短论之类,均可算作杂文。一九四四及一九四五的两年,是舒芜杂文写作的第一个高潮。当时,抗战到了最后关头,民主与反民主之争空前尖锐。舒芜“在窒息和忿怒之中,拿起笔投入战斗。觉得有害的事物是这样多,一个也不该放过,一刻也不该耽搁,几天就是一篇,甚至一天写得出几篇”。这些杂文,大都以各种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在创刊号上,除他的长篇论文《论主观》外,尚有十二篇之多,占了该期刊物七分之二的篇幅。《挂剑集》中的杂文,有三十二篇即选自《希望》。舒芜刊于《希望》上的一系列杂文,显示出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少壮精进的思想锐气。这可以认为是舒芜最为春风得意的黄金时代。《“致身”法钩沉》《“拥护”古谊考》等篇什,可看出舒芜对历史掌故的熟稔,以及对封建社会的处世法则的深入剖析。而《“国字”号的奥妙》则可见舒芜对传统文字学中盲目崇拜“语词魔力”的讥讽。可以说《希望》是舒芜登上文坛的重要通道。亦可看出,《希望》主编胡风对舒芜格外的眷顾和器重。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挂剑集》以《吹毛求疵录之一》《吹毛求疵录之二》打头,这是读报感想,作者后改题为《读报二则》。由报上一则《协同启事》与一篇《摩登女郎不愿为妾,订婚日逃之夭夭》报道为由头,杂议妇女解放问题。这是目前读到的舒芜最早写妇女的专题文章,并由此成为他几十年来写作关注的一个聚焦点,一直到近年结集有《哀妇人》《平凡女性的尊严》等专著出版。舒芜是继周作人之后对妇女的命运、苦难、地位和权利,思考得最多,也写作得最多的一位学者。在《吹毛求疵录之一》的开首,舒芜写道:说是两人同启,只一人的口气在说话,可知所谓“协同”者,其实是“胁同”。最后的目的总之是“承建后嗣”,而这“后嗣”是为了“承继财产”的。这办法,把封建的婚姻观、生育观、男女观、家族观乃至人格观一齐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从这里,可看出舒芜杂文犀利的风格。后来他回忆道:“收在《挂剑集》里面,现在看来虽然幼稚,却是健旺的。倘若继续这样写下去,倒是正路。”可见舒芜对自己早年杂文还是敝帚自珍,相当欣赏的。直到一九八二年他六十岁后,才出版继《挂剑集》后的第二本专著《说梦录》,共收六十多篇关于《红楼梦》的杂谈。《挂剑集》出版三十八年后一九八五年,舒芜出版了《新挂剑集》,此书由诗人兼装帧家曹辛之设计封面,黄苗子题写书名。集中文章写作时间的跨度从一九四O年到一九七九年,早年《挂剑集》中的杂文,保留了二十九篇之多。这也再一次表明,舒芜不悔少作的勇气。而时隔六十多年,读他早年的杂文,仍感到咄咄逼人的思想的睿智与文字的生机。

七十初度,舒芜开始用电脑写作。先后“敲”出几百万字,有近二十种专著问世,二OO一年出版了八卷本《舒芜集》。尽管从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直到一九七九年始得改正平反,中间有二十三年的写作空白。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是他人生第二春,创作新高峰。舒芜对年轻学人关怀备至,循循善导,我早有所闻。此外,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他的博学、坦诚与坚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次去拜访他,谈起他的电脑操作,令后辈自叹勿如。他谦逊地说:“不在于年龄,于光远九十多岁还用电脑呢”!

言归《挂剑集》。舒芜最终没有沿着当年“较得杂文之正”的路子走下去,没能成为一位专门的杂文家。原因当然很多,“其实也不过是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遭遇,加上文艺界的一些是非”。这自然使人联想到共和国的第一大案——胡风集团案,以及“舒芜现象”,已有不少专著及长文,对事件的各方作了许多回忆考证与反思分析。关于舒芜的功过,也曾引起学界的论争。我只是想,当事方都已进入暮年,不少人先后谢世。即便幸存者,也垂垂老矣,且病缠衰体。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均已身心疲惫,历史的因袭依然沉重于心。他们应该有个祥和宁静的心境安度晚年。各执一词无益澄清事件的真相,纠缠个人恩怨,也无济于汲得应有的教训。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需留待后人去评说,如此会有更公允、更客观的结论。争论与反思的目的,最终只能是也应该是——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让更多人永远铭记这一份历史的沉重责任。

表情: 作者:linou 时间 2008-11-6 19:41:18 序号: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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